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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湖以北，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到哈密，再到唐朝的河西。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2）
而此前曾有西域北道，则是从博斯腾湖以南向东，经罗布泊湖畔的楼兰一带进入敦煌。求法僧法显一行经过的就是这条路线，法显所说的“夷国”就是焉耆国。
不知从何时开始，西域北道转向了沉寂。焉耆国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试图复兴这条通道。而唐朝对高昌国深受西突厥的影响颇感不快，于是决定协助焉耆国的计划。此外，西域北道距离北方游牧民族的大本营较远，对唐朝来说是一条更加安全的通商路线。
但是，如果原来的西域北道得以恢复的话，对高昌国可是大为不利。事态之严重，远远超过*不再经过本地而带来的坏影响。对于依赖商贸生存的绿洲国家来说，简直就像被判了死刑一般。所以高昌国不论采取何种手段，都必须要阻止西域北道的复兴。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然采取的战略是，攻打挑起事端的焉耆国，以妨碍其计划的实施。
其实这并不是高昌第一次攻打焉耆。两国在通商事务上稍有过节，就会诉诸武力。在我们看来不过小事一桩的矛盾，对当事人而言却常常是事关生死的大事。两地相邻，尤其容易发生利害冲突。况且高昌和焉耆又是两个大相径庭的国家。
高昌的居*要是当时西域人口最多的波斯系胡人和汉人，留存至今的高昌古城——哈拉和卓遗址尽是波斯风格。但统治阶级却是汉族出身的麹氏家族。
相对而言，焉耆别名“阿耆尼”，在波斯语中是“火”的意思，正如这个别名一样，焉耆是由波斯系胡人统治的国家。
玄奘在高昌受到国王麹文泰的热情接待，甚至被要求从此滞留当地。但玄奘前往天竺取经的素志并未因此动摇。分别之际，麹文泰向玄奘赠送了各种礼品，并奉上黄金、银钱、绫绢等物作为往返天竺二十年所需的旅费。另外，还准备了给西域二十余国的国王的信，要求他们善待玄奘，给予放行。
然而高昌国以西就是焉耆国。
玄奘抵达时，焉耆国王带领诸臣出迎。玄奘得以进入都城，但一切都只是常规的形式，并没有特别的招待。在佛教国家，供奉僧人是国王的义务。焉耆国王只是履行了这个义务而已。《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这样写道
——其国（焉耆）先高昌寇扰，有恨，不肯给马。法师停一宿而过……
高昌先前曾攻打焉耆。高昌国王的信反而帮了倒忙，焉耆连换乘的马都不愿提供。玄奘只住了一晚便匆匆离开了。
关于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有“贞观元年（627）”和“此后两年（629）”两种说法。玄奘访问高昌和焉耆应当是在出发后的第二年。而高昌攻打焉耆是629年以前的事，这时两国已关系恶化。因此在高昌被奉为上宾的玄奘到了焉耆才会备受冷遇。不得不说玄奘是受了无端的连累。
高昌作为西域的城市国家，竭尽全力想要生存下去。一边与西突厥缔结同盟，同时也尽可能与唐朝保持友好关系。在与两个超大国的力量抗衡之上，尽力维持国家生存。夹在大国间的小国的生存方式，到现在一千数百年过去，依然没有改变。
贞观四年（630），玄奘访问高昌之后不久，高昌国王麹文泰亲自前往长安。麹文泰访问长安是在这一年的十二月。翌年正月，唐太宗设宴招待了高昌国王麹文泰以及随行诸臣。高昌国王的夫人也在一行之中，她本姓宇文，唐朝把皇室的李姓赐予她，这在唐朝来说属于破格的待遇。与高昌结为亲戚，对收集西域情报也大为有利。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3）
麹文泰的父亲麹伯雅也曾在隋朝时入朝参拜过皇帝。也许因为自身是汉族政权，高昌国总是心向着东方。他们是中华文明的崇拜者，从出土文物中也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玄奘在此被奉为上宾，一是因为玄奘的人品，二是因为他是汉族僧侣。
在长安宫殿的宴席上，唐太宗和高昌国王究竟交谈了些什么呢？
一定谈到这样的话题
——就在数年前，有一位年轻却高德的唐僧曾经过高昌。无论怎么挽留，他都不曾改变去天竺取经的决心，毅然踏上旅途。这位僧人名叫玄奘。
对高昌而言，既然欲与唐朝加深友好关系，曾善待唐僧可是要强调的事实。
麹文泰率群臣访问唐朝，随员中应该有不少人在二十年前曾随先王麹伯雅访问过隋朝。
隋炀帝即位之后，高昌向隋派出使节是在大业四年（608）。
同年，日本也向隋朝派遣了使节。《隋书》中记载的是倭王多利思比孤，其实派出遣隋使的就是圣德太子。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
有意思的是，这封有名的国书记载于《隋书》，而日本的史书中却没有记录。
翌年，高昌国王麹伯雅亲自访问了隋朝，并且逗留了约四年时间。甚至参加了征讨高丽的战争，其忠诚可见一斑。
隋炀帝行事铺张豪华，迎接远来客人时的排场也是极尽奢华到令人震惊的地步。沿路仕女盛装夹道，衣服车马装饰得美轮美奂。史书中写道
——以示中国盛。
一派盛世景象一定给高昌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国王归国时，隋炀帝还将一名皇室宗女许配与他，可说得到了最高级别的待遇。
然而隋朝已被唐朝取而代之，高昌使节团中怀念当年的人大概为数不少吧。
唐太宗与隋炀帝性格截然不同。
在中国历史上，隋炀帝和秦始皇都是成就过宏伟大业的皇帝。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隋炀帝兴修大运河，都是史上罕见的浩大工程。大运河连接长江和黄河，使自富饶的江南地区到中原洛阳、长安一带的距离大大缩短。南北分裂了数百年的中国，在隋朝获得统一，这统一的象征正是大运河。
关于兴修大运河的动机，后世的史书解释说，因为隋炀帝热爱江都（扬州），兴修大运河不过是为了自己行乐方便。隋王朝短命，以至于未能充分留下为自己辩护的记录和人才。
如果把兴修大运河的目的说成是单为娱乐，这是不可信的。但这项浩大的工程使人民疲惫，最后导致隋王朝民心尽失，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据说隋炀帝的后宫美女多达两万，这也是个传说中的数字。不论其真伪，由此可知隋炀帝的确是个凡事好大喜功的人物。
包括对待前来朝拜的各国君主及使节，隋炀帝依然不改追求虚荣的脾性。朝贡使者经过的道路两旁如果有破旧的房子，大概也难逃被拆除的命运。
唐太宗名列历代王朝的名君之一，有的史学家甚至把他评为中国历史上最贤明的皇帝。
较之偏重浮华的隋炀帝，唐太宗更加注重实质。如果说隋炀帝相当于丰臣秀吉，唐太宗相当于德川家康的话，日本读者大概更容易理解吧。
即便属国的君主将要来访，唐太宗也没有下令打扫道路，加以装饰。
辑录唐太宗与群臣问答及其他的《贞观政要》，在日本是广为流传的政治教科书。“贞观之治”几乎成了仁政的代名词。
对于政治的实质是好是坏，当地人可以有切身的体会，而外来的客人却有许多难以了解的部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4）
高昌国的使节团分别在隋炀帝和唐太宗时代前后相隔二十年来访，只看表面的人，大概是想
——隋朝那时候，才叫繁华盛世，唐朝比起人家实在不怎么样。
高昌国王麹文泰访问唐朝时，位于西域和唐朝之间的所谓河西地区，正处于不太平的时候。未能得到出国许可的玄奘，之所以能从凉州往西行进，正是因为当地正闹饥荒，官府正致力于疏散居民。如果在平时，旅行者甚少，擅自出国的玄奘一定显得十分招人耳目。然而这时到处是集体迁移的人群，玄奘混在其中才得以成行。
麹文泰在此后不久经过这一带。当地居民都已迁移他处，无主的空房大概多半已开始倾斜坍塌。
——满目凄凉……
高昌国王以及随员们，特别是隋炀帝时期来过中原的人一定都会这么想吧。
要是隋炀帝的话，大概会把这些破屋都清除掉吧。但是唐太宗并不打算为这类表面工作浪费民力，因为，用拆除旧屋的力量可以去做更具生产性的工作。
作为一个汉族政权，高昌国向往的是中华文明。正因如此，高昌国的高官们才会在对唐朝感到失望的同时，产生一种轻视的心理。
当时凉州的饥荒是因霜害引起的。从中国整体来看，不过是仅限于极小一部分的局部现象而已。疏散到外地谋生的人们应该有不少人在外地扎下根而不再回原籍。
通往西域的河西地区留下的大量无人居住的破屋并不意味着大唐帝国的衰败，因为这时期正处于“贞观之治”，中国全体人民生活的质量都得到了提高。在各个领域，唐朝的春天正含苞待放。
遗憾的是，高昌人却没有看到这一点。或许是当时面临的问题过于严重，使他们无暇顾及这些。
焉耆国为了恢复西域北道而向唐朝请求援助，唐朝对此也无异议。但在高昌国看来，就好像位于繁华街道上的豪华宅第突然变成了贫民区的一幢孤零零的屋子。所以绝不会听之任之。
这时候，如果高昌国的首脑人物了解唐朝的实力的话，无论如何都会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长安，采取陈情战术来解决问题。
——唐不足畏。
凭着这样的结论，高昌突袭了焉耆。
这是贞观六年（632）的事。
也是这一年，焉耆王向长安派出使节，请求恢复隋末以来被阻断的西域北道。听到这个消息，高昌立即出兵焉耆，一番掠夺之后撤回。
对高昌的暴行，焉耆自然要请求唐朝来主持公道。
唐朝向高昌派出问罪使李道裕。高昌的罪行还不只是掠夺焉耆，他们疏于朝贡，未尽蕃臣之礼；而且擅自更改元号，官职的名称也模仿唐朝。
高昌国王麹文泰对唐使李道裕说
——鹰飞于天，雉伏于蒿，猫游于堂，鼠噍于穴。各得其所，岂不能自生邪？
也就是把唐朝比作鹰和猫。高昌虽然是像野鸡和老鼠一般弱小，但也可以独自建造自己的安乐窝。高昌虽为小国，但也需要自己的生存空间。
高昌态度强硬，毫无谢罪之意。
问罪使抵达高昌是在贞观十三年（639），距高昌攻打焉耆已经过去七年时间。这问罪似乎有些过于迟缓。唐太宗并非轻举妄动之人，但只要打定了主意，他就会做好充分准备，彻底行事。
高昌过于轻视唐朝。接到唐朝派出高昌远征军的消息时，还在妄言
——唐与高昌相距七千里，其中两千里是沙碛（沙漠和戈壁）之地。地无水草，寒风如刀，热风如烧。唐朝如何能够派遣大军前来？我十年前访问唐朝的时候，秦（陕西）陇（甘肃）以北的城镇乡村一片萧条，与隋朝时的繁华不可同日而语。若想*高昌，兵力越多，粮草就越成问题。如果只是三万兵力的话，以高昌之力足以防御，正可谓以逸待劳。我们只需高处静观，等待对手精疲力竭即可。就算他们有能力攻打到城下，谅他们的包围也坚持不了二十天。粮草殆尽，敌军自会撤离。等到那时，我们只需追击攻打就可轻松取胜。有什么好担心的？
十 怛逻斯之战与造纸术的西传（5）
麹文泰虽去过长安，却未能洞察唐朝的国力，也没能看出唐太宗的贤明之处。
而唐太宗此时已下定决心要*高昌。
问罪使李道裕归国后，向唐太宗奏报于高昌国王的意向。但唐太宗仍对麹文泰的反悔抱有期待，他又派人送信到高昌，试图说服麹文泰认清时局，并邀请他来长安会面。只要高昌国王愿意前来，一切既往不咎，关于通商路线也可细细商讨。唐太宗的意图应当是这样的吧。即使恢复西域北道，经由高昌的所谓“伊吾道”也并不需废弃不用，因为有两条通道也不嫌多。
然而麹文泰收到唐太宗的亲笔信后，却假托生病拒绝入唐。
在唐朝看来，如此仁至义尽，高昌却丝毫不为所动，最后剩下的只有行使强硬手段这个办法。以唐太宗的性格，不行动则已，一旦行动就绝不容许半途而废。
派遣问罪使的那一年，即贞观十三年十二月，吏部尚书（内务大臣）侯君集被任命为交河行军大总管。交河是吐鲁番盆地的河流名称，这个职位也就是*高昌的大军统帅之一。副总管兼左屯卫大将军由薛万均担任。共动员数万兵力，远征所需的辎重运输人员更倍于这个数字。
有大臣反对这场漫长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