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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的修改是把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的问题放在最前边讲，指出在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大肆攻击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
7月15日，中苏会谈举行第六次会议。彭真同志发言，首先提出苏共中央在两党会谈还在进行时发表《公开信》攻击中国共产党，严重损害两党会谈，使人有理由怀疑苏方对会谈究竟是否有诚意。彭真质问对方：你们这样急急忙忙地采取这一严重步骤，究竟想干什么？他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郑重声明，保留评论《公开信》的权利。接着他着重谈了维护和平与支持革命的关系问题，批判苏共领导提出的“三和”路线，并驳斥了波诺马廖夫为“三和”路线所进行的辩解。 。。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5）
7月17日下午，举行第七次会谈。苏方由安德罗波夫（苏共中央书记，苏共中央联络部长）发言，他主要为赫鲁晓夫辩护，指责我们在6月14日信中不指名地攻击了赫鲁晓夫，这次会谈中又多次指名批评赫鲁晓夫。他说我们想挑拨赫鲁晓夫同他们党中央的关系，他大讲赫鲁晓夫同苏共中央是一致的，赫鲁晓夫代表苏共，批评赫鲁晓夫就是批评苏共。接着安德罗波夫也重弹国际共运首要任务是实现“三无世界”的论调。
7月18日下午，我代表团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中央同意代表团对当前中苏关系的分析以及对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的看法。中央指出，从目前情况看，苏共中央已下定决心不想在这次中苏会谈中解决问题，特别是他们在《公开信》中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说明他们没有想解决问题的诚意。因此代表团在会谈的后半段应放手批判苏共领导的错误，主要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至少把代表团原来准备的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发言稿讲了。中央指示代表团准备再开一两次会议就结束这次会谈，可以提出以后再继续谈，但不要答应停止公开论战。
7月19日，举行第八次会谈。我方由康生发言。原先在北京准备的几篇发言稿，其中有一篇讲无产阶级专政问题，还有一篇讲斯大林问题，现在把两篇加以修改合成一篇，作为康生的发言稿。康生在发言中根据*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批判了苏共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然后就集中讲斯大林问题。在北京时，8号楼工作人员和中央有关机关的研究人员曾尽力搜集了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大量言论，把他过去讲的话同后来讲的话加以对照。在这次发言中，揭露了赫鲁晓夫过去如何肉麻地吹捧斯大林，从苏共二十大起又如何恶狠狠地咒骂斯大林的真实情况，画出了他出尔反尔、自打嘴巴的形象。讲到这里时，苏斯洛夫神情异常，当即声明：“你们这样攻击赫鲁晓夫同志，我提出抗议！”波诺马廖夫也几次想打断康生的发言，但*没有理睬，让康生继续把稿子念完。苏斯洛夫再次表示抗议，说他们断然拒绝这个发言。这是过去七次会谈中没有的现象。
*在莫斯科两党会谈行将结束时说：我看会谈
像这样再开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7月19日第八次会谈一结束，*即来到使馆那间保密室，主持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开会，提出向北京发电，向中央报告当天会谈的情况，说我们已完成把斯大林问题端出来的任务，准备下次会谈时即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请苏共派代表团到北京继续会谈，特别提出请赫鲁晓夫同志来。
但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北京发来一个电报，又指示我代表团先不要马上提出两党会谈暂停的建议，可以再拖一下。会上读了这个电报内容后，一些同志交头接耳低声议论，有的说这一定是主席的意见，北京方面可能有什么新的想法和新的部署，要我们前方再配合一下；有的议论下次我们该讲什么问题（有一篇讲中苏经济关系的，原定由*发言，还没有来得及讲）……后来发现小平同志一直坐在那里沉思，没有发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小小的会议室鸦雀无声，一片静谧。小平同志想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看会谈像这样再开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可以给中央再发一个电报；表示我们的意见还是在下次会谈时就提出暂时休会的建议，在电报中把我们所以这样主张的理由也讲一下。随即让有关同志去办这件事。中央来电还提到代表团回国时的安全问题，建议乘火车返京。（中央这样考虑可能同前不久由北京飞莫斯科的一架班机在伊尔库茨克出事，机上有三位中国同志遇难这件事有关。）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也有自己的见解，他说安全问题是要考虑的，但如果他要害你，不管你坐飞机还是坐火车他都可以下手，我看不如仍然包他们两架飞机回国，要他们完全负责保证安全。讲到这里，他朝坐在对面的一些工作人员随便问起每人的年龄。问到李鑫（康生秘书）是36岁，问到我是35岁，小平同志说，你们还这样年轻啊，如果牺牲了太可惜，我和康生都老了……。（当时小平同志还不满59岁。）小平同志这番闲谈，使密不透风的小小保密室里的空气活跃起来，经历三周紧张战斗的代表团全体工作人员顿时体验到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之感。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6）
这天晚上（北京时间已是7月20日凌晨）周总理亲自打电话到我驻莫斯科使馆，简单地说了几句话：同意代表团意见，方针已定，不必细说了。
7月20日，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第九次会谈。会谈一开始，*就按中央批准的方案首先讲话，指出从过去八次会谈来看，中苏两党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苏报刊连续攻击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两党就某些问题达成协议已不可能，甚至保证会谈在平静气氛中举行也难以做到。因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建议，中苏两党会谈暂时告一段落，休会到另一个商定的时间再举行。我们建议，下次会谈在北京举行，请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同志亲自率代表团来中国同我们会谈。会谈恢复的时间可经双方协商来确定。
由于苏共中央对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谋求在某些问题上达成协议，本来就没有诚意，他们对于通过内部交换意见来消除分歧的方式也不感兴趣，特别是他们在两党会谈期间已经把双方的分歧从内部会谈引向报刊上和讲台上的公开论战，所以苏共代表团也不想把两党会谈这样继续下去，但他们又不愿自己提出休会的建议，现在*代表团主动提出这个建议，他们自然乐得接过去。所以*讲话以后，苏斯洛夫随即表示，他同意*代表团团长的建议，工作可暂时告一段落，以后再继续举行会谈。关于下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问题，苏斯洛夫说现在不定为好，以后再另行商定。
会议最后讨论到这次两党会谈需要发表一个公报，苏方拿出一个公报草稿，其中有两句话：一句是“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一句是“会谈达成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小平同志看了这个草稿后提出，对这两点我们有修改意见，建议双方指定两人去共同商量怎么修改。我方指定吴冷西、姚溱，苏方指定萨丘科夫（《真理报》总编辑）。双方经过商量和争论，把公报草稿中“会谈在友好的、同志式的气氛中间进行”，改为“在会谈中双方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的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阐述各自的立场和观点”。后来苏方又在“双方就”之后加“现代世界发展”几个字。草稿中另一句“会谈达成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改为“中苏两党代表团一致认为，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应当共同努力，寻求合理的基础，以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关于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双方同意把公报最后一段写为：“根据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双方达成协议：代表团的工作暂时告一段落，再过一些时候继续举行会谈。继续会谈的地点和时间将由*中央和苏共中央另行商定。”
双方修改后的公报草稿，各自提交自己的代表团，取得一致同意。这样，这次中苏两党的莫斯科会谈就宣告结束。
7月20日晚11时，代表团和全体工作人员分乘两架飞机回国。抵京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及数千群众到机场欢迎以*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胜利归来。
莫斯科会谈期间，北京发表了几篇配合会谈前线
斗争的文章；会谈结束后，针对苏美英签订部分停止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7）
核试验条约接连写了几篇评论
1963年7月，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谈期间，我们就获悉苏联同美英开始进行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的谈判，但代表团没有来得及对这一动向发表评论。
当时，8号楼写作班子留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同人民日报国际部同志一起，在乔冠华主持下，接连起草了几篇配合我代表团在会谈前线的斗争和反击国际反华运动的文章，经毛泽东、党中央审核，以《人民日报》社论和观察家名义发表。除上边提到的《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1963年7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外，还有《不许美帝国主义插手中苏分歧》（7月14日，人民日报观察家），《必须同铁托集团划清界限》（7月15日，人民日报观察家），《反华大合唱中的印度反动派》（7月16日，人民日报观察家）等。其中第一篇社论标题“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是毛泽东亲笔改定的。毛泽东在审阅《反华大合唱中的印度反动派》一文时，对文中引用杜甫诗句的那段文字，表示赞赏。这段文字是这样写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反革命力量总是要纠合在一起来反对革命力量的。现在，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铁托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反动的民族主义，全世界各种各样的牛鬼神蛇，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世界规模的反华合唱队，异口同声地痛骂中国共产党。他们以为，只要这样骂下去，中国共产党就会完蛋了，*列宁主义就会绝种了。让他们咒骂去吧。正如中国古诗所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两句诗引自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全诗为“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7月20日，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谈结束。7月25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中央连续开会研究对策。7月31日，针对三国条约，发表了《中国政府主张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倡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的声明》。这个声明，是由周总理主持起草和修改，由毛主席审定的。在这期间，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由乔冠华负责，8号楼工作人员和人民日报国际部同志参加，连续起草了几篇关于三国条约的国际评论和外交文件，包括《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评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1963年8月15日），《为什么三国条约有百弊而无一利？》（196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观察家），《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争取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1963年8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对苏联人民的背叛》（1963年8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
这些文件和文章，庄严地宣布了我国政府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实现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防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建议，同时尖锐地揭露和批评了苏联同美英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是对苏联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背叛，是一个大骗局，并对苏联领导的种种荒唐的辩解和对中国的无端攻击，给予有力的驳斥。这样，以上这些外交文件与评论文章的写作和发表，就成为中苏之间越来越扩大的公开论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乔冠华主持起草的文章和文件，喜欢引用古诗古文揉入其中，或者用普通的白话组成很有生气的文句。例如，在《中国政府发言人声明——评苏联政府八月三日的声明》中，就有这样的文句和段落：“社会主义国家不要核武器。核武器不能当饭吃。如果能把核武器彻底销毁掉，再没有人比我们更高兴的了。……”“苏联声明说，三国条约反对不得，谁要是反对三国条约，谁就是反对和缓国际紧张局势。好大的帽子啊！”“但是这种所谓和缓，是用什么代价取得的呢？这是用牺牲苏联人民利益、社会主义阵营利益和全世界人民利益的代价取得的。……苏联领导人这种做法，正像中国古语所说，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