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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初，8号楼工作人员同人民日报国际部同志一起草拟出一个初稿。12月8日，康生、吴冷西主持开会，对这个初稿进行了集体讨论和修改。12月10日下午，*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了这篇社论稿。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下列几点意见：（一）标题上加“坚持真理”，原稿“分清是非，加强团结，共同对敌”，改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共同对敌”。（二）不要把中国和阿尔巴尼亚两党并提，扭在一起，不要对阿党作评价，称之为“*列宁主义的党”；也不要用古巴同志的话来打他，只讲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用我们自己的话来驳他。（三）少用“你们”如何如何，措辞要讲究一点策略，可以用些无人称句式。12月13日，*再次主持书记处会议，在社论稿送毛泽东和其他常委审阅前，又作了一些修改：（一）开头讲“出现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的逆流”的地方，都加上“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字样。（二）稿中讲“判断谁是维护团结、谁是分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惟一标准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一致通过的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这句话中的“惟一”二字去掉。（三）稿中讲“真理是客观的存在。一时的多数，终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一时的少数，也终究不会使真理变成错误。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情，在一个相当时期里，在某些场合，真理并不在多数人方面，倒是在少数人方面。”这段话中“在一个相当时期里”改为“在某些时候”。（四）关于古巴危机和核武器问题的一段话，从初稿到12月13日书记处最后讨论，经过反复斟酌改了好几次：初稿写的是：“中国人民从来不是唯武器论者，我们从来不迷信核武器，从来不认为核武器能够决定战争胜负。我们坚决反对核讹诈政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拿核武器作赌注，把它用来吓唬人；谁要是那样做，才是真正的冒险主义者。我们坚决反对核战争，但也从来不会被帝国主义手里的核武器所吓倒。我们深信人民是历史的主宰，核武器消灭不了人类，只有人类消灭核武器。只有那些不相信人民群众的人，才会由于害怕核战争，自己不敢反对帝国主义，又不许别人反对帝国主义；才会成为帝国主义核讹诈政策的俘虏，以至堕落成为投降主义者。”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2）
12月10日经书记处讨论，对上述这段话作了较大的修改。12月13日书记处再次讨论，根据*的意见，又作了进一步修改，最后写成这样一段文字：“在对待核武器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具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一贯反对帝国主义的核战争政策，并且一贯认为，在社会主义阵营拥有强大优势的条件下，通过谈判，通过对美帝国主义的不断揭露和斗争，达成禁止核武器的协议，也是有可能的。但是，一切*列宁主义者和各国革命人民，从来没有被帝国主义手里的核武器所吓倒，而放弃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我们不是唯武器论者，也不是唯核武器论者。我们从来不认为核武器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我们深信，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能决定人类的历史命运。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我们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根本不需要拿核武器作赌注，也不需要拿它来吓唬人。如果那样做，就会真正地犯冒险主义错误。如果迷信核武器，看不到也不信任人民群众的力量，在帝国主义的核讹诈面前仓皇失措，那就有可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就可能犯投降主义错误。”（这段文字的最后两句话，按*意见，改为无人称句式，把“谁”怎样改为“如果”怎样……）
稿中讲到中国为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一贯的真诚努力，是举世公认的。奇怪的是有些自称为*列宁主义者的人，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至终，不分是非，装作中立的样子，嘴里说中国是兄弟，实际上把印度扩张主义者当作亲人。12月13日书记处会议认为，这样讲还很不够，要讲清楚作为马列主义者应当怎样正确看待这个问题，从而才能充分说明那些自称为马列主义者的人所采取的态度为什么是完全错误的。*说，在《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那篇文章中，曾分析过印度扩张主义者的阶级基础和尼赫鲁挑起中印边界冲突的政治背景，这里可以把这些意思再讲一下。小平同志当即让起草者编一段文字加进去。我同吴冷西商量，拟了一段文字，讲：“他们根本没有从*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出发，来分析一下尼赫鲁政府挑起中印边界冲突、一直不肯和解的反动政策。他们既没有看到这种政策是出于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反对印度人民、反对印度进步运动的需要，也没有看到这种政策正是适应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并且得到他们的支持……那些攻击中国把尼赫鲁政府推向西方的人，恰恰是倒因为果了。”这段话念给与会同志听时，又作了一点调整（文中他们“没有看到”改为他们“不愿意看到”），然后我把这篇社论的改样递给小平同志，他为了赶时间，不等这份改样重新发排即送毛主席审阅。他提笔在改样上写道：“主席：这是我们经过几次修改的稿子，拟由刘周审阅后（十五日）登出，迟了不好。文章很重要，希望你看看，给予指示。邓十三日午。”毛主席阅后，把社论标题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并亲笔写了几行字：“小平同志，此文已阅，认为写得很好，有必要发表这类文章。毛泽东十二月十四日，零时二十五分。又，题目似宜改一下，更为概括和响亮些，请酌定。”［注］［注］这篇社论在1962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一版发表时，标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比毛主席14日改的标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多了两个字。事情是这样的：15日凌晨我值班安排一版版面，觉得这篇社论的标题不太好排版，如排成一行，文字较长，还有一个逗点，即使通八栏，字号也不可能很大，如果排成两行，前半句与后半句一长一短，又不对称。我给吴冷西打电话，说明上述情况，建议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即加“我们”两个字，去掉逗点，排成两行，这样可以放大字号，版式也较好看。我说电台已对外广播，但报纸尚未压版，不知可否请示中央改一下。吴冷西说，请示已来不及，就照你的意见改，等主席起来时我再报告一下。 。 想看书来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3）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的起草经过
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定的。陈伯达一度把标题改为《陶里亚蒂的堕落》，*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在最后审阅这篇文章时作了批语“写得很好，题目也是适当的”。
1962年12月初，意大利共产党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在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所作的总报告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提出他们的“和平共处论”和“结构改革论”等一系列观点和主张，同时对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兄弟党进行了攻击。他们提出的“和平共处论”，主张实现“生产结构国际一体化”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在全世界“建设一个能够满足人和各国人民对于自由、福利、独立、个人的全面发展、尊重人格、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共处等愿望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创造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他们认为，核武器出现以后，*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的原理已经失效。核武器将不分青红皂白地毁灭一切，战争的性质已不同于以前所有的战争，不管是为了反击侵略的自卫战争或者是为了防卫帝国主义的挑衅政策，一旦发生世界冲突，就是全人类的“集体自杀”，因此“人们害怕得发抖是有道理的”。
他们声称，*主义关于现代战争是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的原理已经改变。“以美国新总统为首的政治集团”已经“同意放弃帝国主义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好战的只是美国的参谋部和具有法西斯倾向的组织那样的“极端派”，而这些极端派已经由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分歧”而很容易地被“孤立”起来。他们提出的“结构改革论”，强调“武装起义和内战必须视为灾难而加以防止”，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已经改变，“夺取政权的思想是庸俗的”，在垄断资本主义统治下，只要扩大*，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大企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对垄断资本的经济和政治结构进行逐步的改革，就可导致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质变”，从而循序渐进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们宣称他们不是单纯依靠“议会道路”，而是主张党要进行群众工作，寄希望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政治和经济方面进行“成功的干预”，迫使垄断资本集团把经济与政治职能“移交给国家”，从而实现“全民对国家的领导”。陶里亚蒂说，他们这条道路是“作为当前情况下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世界战略的一个原则”而提出的，适用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也要用“一般*”来补充无产阶级专政，使之成为“全民国家”。意共另一位领导人声称“*的*主义是多么不同于列宁的列宁主义”，意在否定列宁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陶里亚蒂是一位在国际共运中颇有影响的人物［注］，他又一向标榜“多中心论”，但在某些重大问题上的观点同苏共领导在二十大以来宣扬的观点是互相呼应的。为此，中央决定要准备一篇“驳陶里亚蒂”的文章，对他提出的一整套我们认为违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论点给予批评，特别是对我党立场观点的歪曲与攻击要给予澄清和回答。［笔者按：现在看来，不能说陶里亚蒂的一整套论点全是错的，其中有些论点包涵着正确的和合理的成分，而与苏共某些教条化了的理论与实践存在差异。例如，针对斯大林提出存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理论，陶里亚蒂主张实现“统一的世界市场”；针对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缺乏*与法制，陶里亚蒂主张应用“一般*”来加以补充，这一观点同他认为个人崇拜现象同苏联体制有关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此外，他主张“多中心论”，也是有道理的。当时，按中央的部署，打算首先选几个跟着赫鲁晓夫指挥棒打转的追随者与之交锋，但现在看来，陶里亚蒂同那些苏共领导的追随者是有区别的。］
“前七篇”的起草经过（4）
为了起草这篇“驳陶里亚蒂”的文稿，8号楼工作人员阅读和研究了陶里亚蒂的有关言论和意共中央决议以及意大利和西欧工人运动的大量资料，于1962年12月12日拟了一个初稿。12月16日晨在吴冷西主持下进行讨论修改，下午陈伯达参加进来，在陈的主持下又修改了一个稿子。这次的主要修改如下：（1）初稿标题为“陶里亚蒂往何处去”，陈伯达认为还不够劲儿，改为“陶里亚蒂的堕落”。（2）初稿第三段提到“意共具有光荣的战斗历史，我们对意共同志和意大利人民一向怀有敬意，令人惋惜的是，近几年陶里亚蒂及意共领导有许多奇怪的理论和实践，说明他们离开马列主义越来越远了。”讨论中把意共“有许多奇怪的理论与实践”这个短句中的“实践”二字删去。因为考虑到意共日常进行的实践活动（包括议会活动和群众工作）不能说全是错误的，错误在于他们企图从理论上论证只要通过这类活动，不需要在条件成熟时取得政权，就可以逐渐进入社会主义。（3）在南斯拉夫问题上，陶里亚蒂一方面同意莫斯科声明谴责南共领导是现代修正主义者，一方面否认资本主义已在南复辟。我们囿于当时对这个问题的成见，在初稿中驳斥了陶里亚蒂的看法，陈伯达在修改时又加上了两个他自己发明的新概念：一说南斯拉夫把工厂交给“生产者集体”不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是一种“特殊的官僚主义所有制”；一说南斯拉夫国家性质已经改变，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
12月17日，*主持书记处会议，对12月16日送审稿进行讨论修改。小平同志通常的工作方式是：如果他认为稿子已基本成熟，就让起草者在会上一段一段地宣读，他和其他中央同志有什么意见当即提出，由起草者在行文上加以落实，接着再读一段，这样把全篇修改一道，就让我们带回去发排；如果他认为稿子还很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