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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方式》关注城乡一体化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日前携其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成都方式》亮相京城。这本书写的并非成都的生活方式，而是关注“三农”问题。这位在电视讲“三国”又出书谈城乡一体化和基层民主建设的美学出身的教授，自嘲多管闲事，“是在央视‘公鸡下蛋’之前下的另一个蛋。”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时绕道成都，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原来成都不仅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像一个记者一样在成都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最初的想法，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后，放一放，看看当时的思路和现在的现实是否吻合。”易中天说，结果放了两年后，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
该书看起来颇为严正，但从“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让我们荡起双桨”、“吹皱一池春水”、“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等标题中可以嗅到易中天的味道。书中的访谈也体现了易中天“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的一贯风格。
不过，也有学者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专家，更不是研究‘三农’问题的专家，又心血来潮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易中天说，“我最害怕把人放在一个大一统的模子里面，一种专家型的学者一辈子只研究一本书只在一个领域，我觉得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在多个领域有所建树。”
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但易中天也表示，时间太短，他无法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只走访了参与改革的领导者，“所以这本书的确有不够深入的地方，但是我要做的工作是把改革者的改革思路如实记录下来，作为史料保留起来”。（中国青年报 记者 桂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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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多管闲事”
易中天“多管闲事”：《成都方式》谈城乡改革
易中天的新书《成都方式》发布会昨天在京举行。这次，他可不是品读历史，而是让人意外地关注起城乡一体化问题。“我保证，这本书外行都能看懂。”
易中天介绍说，在2004年他开始关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课题，在2005年到率先开展这一活动的成都，花了两个月时间，实地走访改革一线。初稿写完后，他并没急着出版，想继续完善。但随后他就去录制“百家讲坛”节目。去年6月，国务院批准重庆和成都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一些朋友劝他把原来的资料整理后出版。
有记者问他，作为研究美学的学者，为何对这一课题感兴趣。他说自己是“多管闲事”，“我没少干窜行的事，比如《易中天品三国》，甚至我还写过一本关于美国宪法的书，要知道我既不是学历史的，也不是学法律的。”有记者问他，这本书的出版，跟他的名气是否有关。他很干脆地回答说：“在我去‘百家讲坛’前，出书就已经很顺利了。”
易中天认为，自己虽然是外行，但也有优势，“你们是做专业研究的，写书时会想，这么浅显的事情读者肯定懂，所以书写得很专业。但我保证，这本书外行都能看懂，因为我就是外行，写什么东西都得自己先弄懂。”
不久前，易中天曾表示要退隐江湖。昨天易中天告诉记者，自己眼下已经逐步减少对外应酬的事情，“不接新活，只还以前的欠债，不过现在也还得差不多了。”也因此，他称自己现在跟处于风口浪尖时相比“舒服多了”。
北京娱乐信报 赵明宇
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1）
选自《经济观察报》
是方式，不是模式
作为国务院设立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一直备受关注。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的一些朋友，也希望他把自己写的《成都方式》拿出来出版。
“品三国”的易中天为什么会关注成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他为什么会写《成都方式》呢？
“这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易中天对记者说。
2005年7月底，易中天应云南有关方面的邀请，到腾冲参加滇缅抗战博物馆的揭幕仪式。随后又应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的邀请到了攀枝花。回厦门的时候他不想再走昆明，就到成都绕了一下。朋友谈起成都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中摸索出来的一些具体做法，引起了易中天的很大兴趣。
作为成都市的规划顾问，易中天曾听说成都要搞城乡一体化的统筹发展，但最初并没有引起这位人文学者的关注。这次到成都一听，原来成都不仅仅是在推进城乡一体化，而且还致力于建设基层民主和打造规范化服务型政府。他在成都停留下来，对变化中的成都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
他像一个记者一样到处参观、访问、座谈，然后将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还写下了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两个月后，当国庆节临近的时候，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组找到易中天，请他去讲三国，他才结束了自己的“记者”生涯。名声鹊起的易中天，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成都的见闻也就沉睡在他的电脑里。
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准成都市、重庆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都的改革实验一度成为热点话题，这才有了出版《成都方式》的动议。有人听说后，当面问易中天：“听说你有一本《成都方式》，讲不讲打麻将等休闲？”原来读过易中天的《读城记》的朋友，以为他写的是成都的生活方式。
也有一些来自学界的质疑：“一个在电视台讲通俗历史的人，不研究经济问题，不研究‘三农’问题，讲什么城乡一体化、基层民主建设，岂非咄咄怪事？”
难怪易中天的一个朋友说：“当大众传媒把易中天炒作成为一个‘学术明星’、‘学术超男’的时候，其实也把他异化了。人们已经忘记了他本来是一个出色的学者。”
而易中天则说：“人文学科的终极目标就是人的幸福。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研究美学、文学、历史、美国宪法，两年以前又关注中国大西南一个城市的变化，其实一以贯之的是对人类幸福的关怀。”
访谈我的观点是不要什么“共识”
经济观察报：2005年的时候，人们都在很热烈地谈论一个话题——“北京共识”，您当时注意到了吗？
易中天：我注意到了。当时，国际上好像就想搞出一个东西来，实际上是想探索一下第三世界发展道路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怎么成功转型，怎么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问题。
易中天：“北京共识”应该追溯到“华盛顿共识”，因为“华盛顿共识”破产了才有了“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在拉丁美洲、在欧洲国家实验都是失败的，至少是不理想的。没有按照“华盛顿共识”做的是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印度，这两个国家发展了，于是就出现了一个“北京共识”。其实，在此之前还有一个没有被命名的共识，就是“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似乎没有人这样说过。
易中天：“莫斯科共识”是没有被命名的共识。
在我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意义，在于世界的各民族、各个国家独立探索发展道路的时代终结了。
人类战争没有停止过，但是世界大战是第一次。此前，世界各国、各民族几乎都是独立探索发展道路，基本上是自己搞自己的；可以受其他国家影响；也可以不受；比如中国。欧美国家倒是互相影响；他们基本上在走一条路——资本主义之路，走到一战之前，资本主义遇到了危机，包括经济危机，也包括信仰危机，这就是尼采说的“上帝死了”。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后，东方国家就开始探索另一条与欧美不同的路——社会主义道路。
易中天：我为什么要写《成都方式》（2）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自秦以来实行了两千多年的帝国制度也走到头了。帝国制度在清王朝的时候已经是最完善、最完备，所有制度上的、体制内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历史的无情就在于，当一套制度成熟的时候，也是它灭亡的开始。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被迫和国际接轨，被迫纳入世界发展的格局。辛亥革命终结了帝国制度后，中国人也开始探求自己的道路。因为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不学别人是不行的。
经济观察报：这点是共识，但是到底走哪条路大家有不同的选择。
易中天：是走欧美的路还是走苏联的路？数十年血雨腥风，中国最终选择了后者。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与苏联、亚洲、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1957年，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在莫斯科发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宣示出一些共同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莫斯科共识”。
经济观察报：是不叫共识的共识。
易中天：但是，“莫斯科共识”实践的结果是什么？连牵头的国家都垮了，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也众所周知，都不用说了。
经济观察报：眼见他起朱楼，眼见他楼塌了。
易中天：这就得出一个结论，“莫斯科共识”是不行了，“莫斯科共识”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普京在世纪末有一个讲话，说“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
易中天：普京的话讲得很漂亮。“莫斯科共识”破产了。怎么办？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出现过一个“华盛顿共识”。一战是终结了世界各民族独立探索国家发展道路的时代，二战的结果是旗帜鲜明地有了两个阵营，两个阵营两个共识。最后有一个阵营的共识先破产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现在又被证明也是行不通的。那么也就是说“莫斯科共识”和“华盛顿共识”都破产了。
经济观察报：仍然有人认为苏联虽亡，但“莫斯科共识”没有破产。
易中天：我认为也是破产了，至少对中国是不适应的，这才有改革开放以后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的关键词是什么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个关键词已经把态度亮明了。中国特色是什么意思？非“莫斯科共识”；社会主义是什么意思？非“华盛顿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要共识吗？我的观点是不要。
惟一的共识是科学、民主、法治
经济观察报：有些人以为，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是区别于前苏联那一套。
易中天：中国特色就是为了区别苏联，社会主义就是为了区别欧美。既非“莫斯科共识”，也非“华盛顿共识”，就是走中国自己的路。道路确定以后，剩下的问题就是方式。知道往哪儿走，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怎么走的问题。怎么走呢？就是“摸石头过河”。“摸石头过河”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方式”。
经济观察报：中国这条路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人们对此话题争说纷纭。
易中天：不需要知道是什么，知道不是什么就足够了。有些人讽刺说邓小平是“没有设计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是“没有理论的邓小平理论”，他们不知道邓小平伟大就伟大在这儿。我当初研究美国宪法的诞生；写作《艰难的一跃——美国宪法的诞生和我们的反思》时就发现，美国人当时有蓝图吗？没蓝图，只是说他们不要什么就够了。他们不要专制，他们要的是自由。
经济观察报：是追求幸福的权利。
易中天：自由的权利、生命的权利，人民的生活怎么发展是他们自己的事。结果美国反而弄出极有借鉴价值的制度来。
经济观察报：事先设计好的一套自以为完美的东西，往往给人造成很大伤害。西谚说：“人类通向地狱的道路往往是用美好的愿望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