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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职指�###堡发去电报，要军队坚持72小时，而不是36小时。我们在东巴的军队司令尼亚兹将军说他们将战斗到最后一个士兵。”
12月12日，父亲呼吁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双方停火，印度从巴基斯坦领土上撤军，联合国派驻部队，巴基斯坦政府保证不在东巴进行报复行动。但没人理睬他的呼吁，相反，他们为安理会应该在第二天上午9点半还是在更闲适的11点召开下一次会议辩论了整整一个小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要知道，此时此刻的巴基斯坦正处在灭亡的边缘啊！
“我们必须让叶海亚开辟西线战场。”父亲在饭店房间里急切地对巴基斯坦代表团说，“从西线发起进攻将牵制印军集中兵力攻打东线，减轻那里的压力。如果不这样，我们将面临失去整个巴基斯坦的危险。”我替父亲给国内的叶海亚？汗拨电话，但是叶海亚的军事副官对我说，总统正在睡觉，不能打扰。父亲一把抓过话筒，“现在是战争！把总统叫醒！”他叫道，“他必须在西线开战，我们必须立即减轻东线的压力！”
这时，根据一位西方记者的报道，尼亚兹将军已经在东巴向印军投降。我父亲对叶海亚完全丧失了耐心，“把那些谣言弄清楚！”父亲对着话筒向叶海亚的军事秘书吼道，因为叶海亚还没有来接电话。“如果连谈判的筹码都没有，让我怎么去争取一项有利的解决方案？”
皮埃尔饭店的电话铃响个不停。一天下午，我接到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打来的电话，又接到中国代表团团长黄华打来的电话。基辛格非常担心中国会为帮助巴基斯坦而采取军事干预，而父亲则担心中国不那么做。父亲打算让叶海亚飞往北京求援，这是最后一搏了。后来我得知，当时基辛格正在中央情报局的“安全楼”里和中国人商谈。
苏联代表团的人频繁进出于父亲的房间，中国人也是进进出出，乔治？布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也是如此。“我的儿子也在哈佛，你有什么需要，就给我打个电话。”布什大使边说边给了我一张名片。此后，我就坐在卧室的电话机旁，记下真信息，传送假情报。
“你要不时地进来打断我的会见。”父亲对我说，“如果苏联人在这儿，你就说中国人打电话来找我。如果美国人在这儿，你就说苏联人或印度人等在线上。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在跟谁会谈。外交上最基本的一课就是制造迷惑——绝对不要把你所有的牌都亮在桌面上。”我听从了他的指示，但没有遵从他的教导。我总是把我所有的牌全都亮在桌面上。
然而，纽约的“外交牌局”突然间结束了。叶海亚没有开辟西线战场，军事当局已经从内心承认了东巴的沦陷，信心丧失殆尽。中国声称要给予军事援助，但没有进行武力干涉。有关我们准备投降的谣言产生了后患，即便是谣言被纠正以后，其负面影响已经无法弥补。印度人已经知道我们在东巴的军事将领无心恋战，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看出这种情况，达卡眼看就要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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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7）
12月15日在安理会，我还是坐在父亲后面的那个座位上。那天，父亲对安理会成员国无所作为的策略实在忍无可忍了。“在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中立，你们必须明确立场。”他大声责备说，用手特别指向英国和法国的代表。他们因为自己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投了弃权票。“你们要么站在正义的一边，要么站在非正义的一边；要么站在侵略者的一边，要么站在被侵略的一边，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中间立场。”
父亲的慷慨陈词在会场里掷地有声，这时我也知道了用“默然”应对“抗议”是怎么一回事。由于超级大国对巴基斯坦的呼吁无动于衷，小国家最聪明的方针就是默不做声。但是屈从于超级大国就等于参与了这场游戏。“强加一项决定，签订一个比《凡尔赛和约》更糟的协议，把侵略合法化，把占领合法化，把所有直至1971年12月15日还是不合法的东西全都合法化，我坚决不会同意！”父亲已经怒不可遏，“……你们开你们的安理会吧，恕不奉陪了。” 他说着一下子站起身来，大踏步地走出会场。与会者都大惊失色，会场一片哑然。我急忙收拾好文件，和巴基斯坦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紧跟着父亲离开了会场。
《华盛顿邮报》称我父亲在安理会的表现是“现场做戏”。但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左右国家前途的现实困境，关系到巴基斯坦以后还能否继续存在。“即便我们在达卡从军事上投降了，我们也决不能从政治上投降。”父亲后来走在纽约的大街上对我说。“我退出会场，就是要清楚地表明，即使我们的躯体被摧毁，我们的意志和民族尊严绝不会被摧毁。”
我们走着，走着，父亲非常沮丧，忧心忡忡，因为眼看巴基斯坦就要承受灾难性的后果。“最好能商定一项政治解决的方案，也许可以在联合国的斡旋下进行一次全民公决，东巴人民可以投票选择是继续作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孟加拉国。现在巴基斯坦不得不蒙受向印度投降的耻辱，我们将付出沉痛的代价。”
第二天早晨，父亲动身返回巴基斯坦，我也返回坎布里奇。不久，达卡沦陷了。
失去孟加拉对巴基斯坦来说是一个多方面的沉痛打击。我们一直以来都坚信不移，共同的###教信仰会超越东、西巴间1000多英里的印度领土的阻隔，将我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但是现在看来，共同的信仰并没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对作为一个国家存在下去的信心开始动摇，西巴四个省份的关系也开始极其紧张，几乎就要分崩离析。由于事实上向印度的投降，我们的士气空前低落。
电视台摄像机的镜头对准尼亚兹将军，他在达卡的跑马场上走向曾经的英国桑赫斯特军校同学、现在的对手，印度将军奥洛拉。尼亚兹和达卡的征服者交换了战剑并拥抱了他。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竟然拥抱了他！即便是纳粹投降时也没有像他那样不知廉耻。身为一个败军之将，尼亚兹如果自尽了，那也比现在这样光荣。
父亲飞抵###堡时，整个城市在燃烧。愤怒的人们放火焚烧了几家卖酒的商店，据说他们给叶海亚？汗及其军事当局的官员供应过酒。当局一连数个星期都声称打了胜仗，而现在电视播出巴基斯坦向印度投降的消息后，卡拉奇庞大的人群涌向电视台，要把它烧毁。印度媒体发表挑衅性的社论，威胁要进一步摧毁巴基斯坦，声称我们国家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根本就不应该建立”。
1971年12月20日，达卡沦陷四天之后，民众的怒火迫使叶海亚？汗下台。父亲作为议会内最大党派的领导人成为新总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没有宪法，他就地宣誓就职，成为历史上第一个领导军管政府的文职官员。
在哈佛，我不再是人们以前知道的“巴基斯坦的萍姬”，而是“萍姬？布托，巴基斯坦总统之女”。然而，投降的耻辱和战争的代价冲淡了我对父亲的自豪。在持续两周的战争中，我们空军四分之一的飞机被击落，海军的一半战舰被击沉，国库空竭。我们不仅丧失了东巴，还被印度占领了西巴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93000名士兵成了战俘。很多人预言，巴基斯坦支撑不了多久了。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在1947年印巴分治后缔造的统一的巴基斯坦，因孟加拉国的出现而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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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8）
1972年6月28日，作为巴基斯坦总统的父亲和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在西姆拉举行首脑会晤。整个次大陆的未来都将取决于这次会谈的结果。父亲这次还是要我跟他一块去，“不管结果如何，这次会谈都将是巴基斯坦的历史转折点。”我那时在哈佛读三年级，暑假回家刚呆了一星期，父亲就对我说，“我希望你亲身经历这次会谈。”
如果说六个月前在联合国的气氛是紧张的，那么这次在西姆拉的气氛就紧张到了极点。父亲是两手空空地走上谈判桌的。而印度却拥有所有的筹码——我们的战俘、战争审判的要挟还有我们5000平方英里的领土。在飞往印度旁遮普邦昌迪加尔的总统专机上，父亲和巴基斯坦代表团的高层官员们心情沉重。两国间的紧张关系能在西姆拉得到缓和吗？我们能跟印度实现和平吗？还是说我们的祖国来日不多了？
“人人都将搜寻蛛丝马迹来猜测会谈的进展，因此你必须格外小心。”父亲在飞机上叮嘱我。“你绝对不能微笑，不能让人感觉当我们的士兵还在印度的战俘营时，你却很高兴。你也千万不能愁容满面，那样人们会把它理解为悲观沮丧。不能让人有任何理由说，‘一看她的脸就知道，会谈肯定要失败，巴基斯坦人已经吓破了胆，他们不可能成功，必然要让步了。’”
“那我应该用什么表情？”我问父亲。
“我已经说了，既不能悲观，也不能高兴。”父亲说。
“这太难了。”
“一点都不难。”
这次他错了，要让面部保持中立表情太难了。我们在昌迪加尔转乘直升机去西姆拉，这儿曾是英国统治者在喜马拉雅山麓下修建的避暑行宫。我们降落在一个足球场上，面对摄像机镜头接受甘地夫人的亲自迎接，这时要使脸部不带表情就更难了。她非常矮小，比我看过的照片上的她还要瘦小得多。尽管由于天气原因，她在莎丽外边还套着雨衣，但看上去仍然那么端庄优雅。“阿斯拉姆？阿列古姆！”（乌尔都语“你好！”）我对她说，这是我们穆斯林的问候语。“娜玛斯代！”（印地语“你好！”）她微笑着回答。我对她回以半个微笑，希望不要被人做任何解读。
在接下来的五天中，父亲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情绪就像游乐园里的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起伏跌宕。“谈判目前很顺利。”首轮会谈进行了一半的时候一位代表对我说。“看起来情况不妙。”当天晚上另一位代表又对我说。第三天变化更大，情势此起彼伏。甘地夫人占据有利的强势地位，坚持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印度对克什米尔争议领土的主张。巴基斯坦代表团则想分步骤地解决问题，把领土、战俘、克什米尔争端等问题分开谈。在压力下出卖国家利益，决不会被巴基斯坦人民接受，只会增加引起新一轮战争的风险。
谈判陷入僵局，谈判桌外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当我离开下榻的喜玛恰尔？巴旺（原旁遮普英国省督官邸），人们便在街边站成一排，好奇地盯着我，我走到哪儿，欢呼的人群便跟到哪儿。他们跟着我走过了古老的农舍和多年前英国人开辟的乡间花园，跟着我去印方安排参观的玩具娃娃博物馆、手工艺中心、水果罐头厂，观看女修道院里的舞蹈节目，在那里我还遇到了几位来自莫丽山修道院的我原来的老师。当我走过以前大英帝国官员携妻散步的商业区时，围观的群众越来越多，连交通都被阻塞了。这些使我非常不安，我到底怎么了，竟然引起这么多注意？
欢迎我来印度的信件和电报越来越多，有人甚至建议让我父亲任命我为驻印大使。记者和特稿作家们争着来采访我，我还被邀请到全印电台作访谈。更令我想不到的是，我的服饰也成了全印推崇的时尚。这使我感到窘迫，因为我身上穿的这身全是从萨米娅的姐姐那儿借来的，而我自己衣柜里几乎都是休闲的卡米兹服、牛仔裤和T—恤衫，而且我历来认为衣着无关紧要，我自诩为哈佛的一个知识分子，头脑里考虑的是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严肃问题。可是记者们却对我的衣着问这问那。我终于有些不耐烦了，对一位采访的记者说：“追逐时尚是资产阶级的消遣方式。”但第二天，报上消息却说我引领了一条新的时尚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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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尔—穆尔塔扎的沉思：初尝民主（9）
父亲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也都不明白我为什么那么引入注目。“你转移了我们会谈的严肃性。”一天早上父亲说道，他看到了报纸头版上我向人群挥手的照片。“你要小心点，”他嘲弄我说，“你的姿势看起来很像墨索里尼。”
父亲说我转移了谈判的气氛也许是对的。谈判是在完全保密的氛围下进行的，大批云集在西姆拉的各国记者无事可做，只好把焦点对准了我。不过我觉得，我受到的热情欢迎还有其他含义。
我象征新的一代，我从未当过印度人，我出生在独立后的巴基斯坦。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在分治时经历血与火的创伤，隔阂和偏见很深，而这些我都没有。也许人们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