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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知远：粗暴的闲谈
我试着表现得严肃、安静，却失败了。封新城和我隔桌而做，中间的菜热气腾腾。“我要把你做一只七十年代的麻雀，解剖解剖”。我对这种说法深感抗拒，我没兴趣成为什么人的试验品。
他的口气大大咧咧，让我依稀想起二十年前他作为一个诗人时的称号〃西北王〃。而且，我也很难严肃起来。十年前，我认识他时，就是个一心要表现叛逆的年轻人，满嘴的国骂想吸引别人的注意，或许暗中也崇拜才子＋流氓的组合。
而封新城那时的口气就带着匪气，或许是西北人特有的。但那时他是《新周刊》的总编辑，这份杂志在十年前是中国媒体的标志性杂志，造就好几年的阅读狂热。那时的中国社会既躁动又饥渴，人人都觉得一切都在变，却说不清到底哪些变化了。但《新周刊》却以不容置疑的语调，告诉你哪些变了。每次的封面故事，都像是当年革命标语一样，斩钉截铁。而深感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的读者们，则像是找到了可暂时依靠的东西。
我知道，这阅读狂热背后，很大程度是封新城的个人才智所致。他敏感、锐利、多变而粗暴，他是概念组合的高手，是一个喜新厌旧的注意力短暂的人。但是，它的弱点或许蕴藏其中，封新城没有耐心构建一个稳定的结构，培养杂志的多方面的特性。但是，在一个如此剧烈变化的时代，一本杂志维持了十多年，而且依旧有影响力，这实在出人意料。
我们隔桌而谈时，他是以一个采访者的身份出现的。在“总编访谈录”里，他和各行各业的人交谈，他们中很多是这个时代的标签式人物，有着强烈个性，代表了这时代的不同特点。但是封新城却有能力将他们中的很多人带入自己的语境，让他们跟随自己的节奏和头脑，将自己的思考和盘托出。他不是个循循善诱者，却是个直截了当的评论者，让你不得不做出反驳。或许，这些被访谈者也在想和他身上的气场作出某种潜意识的对抗。
不过，当我读完他这本名为《真有意思》的访谈录时，我更想知道封新城脆弱、犹疑也诗意的一面，很显然，他刻意隐藏了这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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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海：为“总编访谈录”结集出版说几句话
《新周刊》所设“总编访谈录”，是一个有功力、很可读的栏目。每读一篇，能见识一方才略、一方水土，深感今日神州人才辈出。
人物采访类文章在报刊上本多见，但《新周刊》的“总编访谈录”却不驾轻车就熟路，策划了一条在促膝交谈中启引受访者作肺腑倾谈并藉此彰显受访者才情与襟怀的人物报道之路，颇给人以机杼独出的新鲜感觉。
对受访者的选择，几乎不在意知名度，不逐求明星效应。而是以一个新锐媒体人参与生活的热情与职业敏感，捕捉在改革开放的现实生活中总有一股心气想为这个时代做些什么，成就或有大小但都不失自己的风采、信念和见解的身体力行的行动者和多思善悟的思考者。采访人称之为“典藏智者思想光芒”，我想，将这些行动者在事业成败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为他人之铭，将这些思考者在开拓探索中体悟到的点点真谛提炼为普适的知性，“典藏”两字含意大约如此。
对话题的设计，几乎不在意什么热点、敏感度、聚焦点……而是在努力对受访者有所了解后，巧妙地提炼出能够开启心扉、直掏受访者心窝子的话题，以此与受访者开展坦诚平易的交谈，因而容易进入酣畅境界，进入深度理解与默契，思想的火花也因之迸发。访谈虽少有传奇性，却蕴含着###的思想智慧和脉动的人情味。
主访人业务谙练，他把自己设计为不显眼的角色，在暗地里精灵地调动着面前的受访者。谈到复杂的问题，能够开合自如；出现稍纵即逝的闪光点，能够敏锐地抓住。主访人也十分有亲和力，不靠套近乎，却能在三言两语中化解访者与受访者的角色隔阂，使工作性质的谈话化为娓娓有趣的倾谈。
访谈所配的影像资料，同样令人感觉功夫了得。摄影者不仅以影像阐释文字，还做到了对文字境界的延伸；对受访者不仅做形象记录，还做到了对受访者个性的升华。影像资料的篇幅虽有限，但其张力无穷。
通过“多人谈”等链接，起到对受访者多角度曝光的作用，也恰到好处。
正如以上所说，将已刊发的“总编访谈录”汇编成册，我认为是有价值的。这不仅为《新周刊》这一品牌期刊开了一个展示成果的窗口，还会为我们刊界在探索人物采访文章方面提供一份借鉴，更会给那些正在生活着、工作着、探索着、前进着的读者们以一些人生启迪和前行的激励！
（张伯海 中国期刊协会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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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看见自己
我认识《新周刊》很早，认识封新城很晚，甚至我在南方盛典上拿了一个他们给我写颁奖词的大奖之后，这个矜持的家伙还没有露面。
在认识封新城之前，我一直自己掏钱买《新周刊》，尽管它比我愿意掏钱的另外两本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加起来还贵，我还是买了十几年，其间搬了三回家，起码有精选的三四十本跟我换过新居。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形容《新周刊》，十个人里有八个会想到“新锐”。但是它的“新”不是横空出世无厘头，而是像模像样拿新标准给这个旧世界排榜说事儿，说得爱激动的人拍案击节，不爱激动的也心服口服。它的“锐”有熠熠锋芒，但是对事不对人，锐利的背后含着些软软的悲悯。《新周刊》是个貌似前卫、精英其实骨子里平民得不得了的杂志，他们长于批判，但是讲理，不骂人；他们藐视煽情，但是读懂了，还是会觉得心里什么地方揪一下或者热一下，说不出来。
我很晚才知道办这个杂志的人叫封新城，当时我就把这个名字和花满楼、叶倾城什么的连在一起，觉得很武侠；后来我在封新城手机屏保上看见一个美女，他说叫“封潇潇（风萧萧）”，是他女儿，真名。我琢磨着他以后得招个姑爷叫“易水寒”。
老封这人有一个特别大的能耐，能让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在他面前不装蒜，聊几句就熟得像远房亲戚使得，起码也像久别重逢的小学同学。他做“总编访谈录”的时候，约我喝茶，早春时节乍暖还寒，我穿着裤袜短裙，咝咝哈哈坐下来捧着茶一口没喝下去呢，就听见老封大咧咧地问：“哎你从前什么样儿啊？”
我都没明白他想问什么时候叫“从前”，我说：“你说我现在涂脂抹粉了是吗？告诉你吧，我原来就这样，原来穿衣服比这另类多了！”
老封眯着眼睛说中央台的人告诉他我从前混迹于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中，跟人家都不带笑的。我哈哈大笑，想起来我做策划那些年整天点评节目，是比现在显得严肃。老封不依不饶：“你怎么老觉得我的问题是陷阱啊？”
我看看他，终于发现眼睛不大的人不眯着也像眯着，我说：“你这种貌似忠厚的人，每句话都有陷阱！”
后来，杂志出了，翻开一看，这段原封不动就是开头，晕！
尽管晕，我仍然觉得能说些不累人的话挺幸福的。相比之下，我现在接受的大部分采访开头都是：“于丹老师，请您谈一下对本世纪国学复兴的看法……”我自己在学院给本科生开的一门课叫《电视新闻采编》，我决定采访学那一段儿央求老封去讲讲。
再后来，我拿到了这本集结成册的《总编访谈录》，这里面人物的跨度更让我晕：论年龄，上到1932年生人的期刊泰斗张伯海先生，下至1981年出生的网络掌门人李想；论国界，从给中国年年攒“百富榜”的英国人胡润，到专门投资中国艺术品收藏的比利时人尤伦斯；论身份，从中化集团总经理任建新、BOB首席运营官马国力，到传说中的“股神”林园；论话题，从吴思教授谈历史“潜规则”到洪晃、郑沛芳“南辕北辙 谈情说爱”……
终于我从酣畅淋漓剧晕剧晕的状态里冷静下来，甚至发现了一个秘密：这些天上地下各路神仙大腕都在老封面前呈现出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东西，有些元素隐匿在性情中，有些故事深藏在生命里，而在老封面前，很多社会性的符号剥落了，一份朴素天真的本性坦陈出来，望着他那双似眯非眯的眼睛，像一片干松暖和的阳光，不灿烂，不灼热，就是舒服安静而已。聊完了一回头，蓦然看见一个连自己都不太知道的自己。
举重若轻是种大境界，很轻盈地把重活儿干了，不累，挺好。这时候看见的自己，往往是那个最简单最本真的人，婴儿赤子，欢欣烂漫。很多采访者问过我：“你是个传媒研究者还是古典文化传播者？你是个学术明星还是个大学教师……”林林总总，眼花缭乱，有点儿无从说起。面对老封，我说：“我就是我妈妈的女儿和我女儿的妈妈。”
后来，这句话他用作访谈的标题。
那期杂志寄到我们家的时候，把我妈吓了一大跳，因为杂志封面右上角赫然写着“为于丹###”，像我妈这种经历过“反右”和“###”的人，见着这个字眼就像被烫了一下似的，一叠声问我：“你怎么啦你怎么啦？好好的###什么呐？！”后来看看正文，我妈没对老封产生太大成见，但显然对我很不满意，觉得这是我所有访谈中最不思进取的一个，我妈忿忿地说：“怎么连给孩子喂奶都说上了？也没谈文化也没谈学术，这还叫‘###’啊？越平越反！”
老妈的话提醒了我，看见自己，最难的还是看见自己的反面。那些生命中隐秘的欢喜和忧伤，那些曾经的脆弱和苍凉，那些水银泻地叮咚作响的人性与率真，那些相关于灵魂而无关乎世界的色彩和音响……
这一册《总编访谈录》，让很多人透过老封的眼睛看见自己，看见自己的反面。
私底下我叫老封“新城兄”，约他最多的一句话是“喝酒去啊？”
他的回答都一样：“那是一定的！”
我们喝过了北京、广州、长沙，下一场酒一帮人约在云南，无关讲课，无关约稿，彩云之南，浪掷流光，看千年茶马故事碰撞在觥筹之间，酝酿一些天地精神，大美不言。
我想，很多接受过老封访谈的人，都愿意和他喝酒。
（于丹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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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冕：兄弟，你总是有备而来
我很幸运得到一个封新城，是他，成就了《新周刊》。
说来话长。1993年我办了一张报纸——《晨报》。在广东电台工作的窦文涛带封新城来《晨报》炒更，文涛当编辑部主任，他当执行主编。我看他在报眉上为一些新闻事件做点评，精辟而点穴到位，看出来了他在我之上，人家是兰州大学高材生，还是一代诗人代表，且有多年做新闻的经历，是正规军，而我却只是个读满小学的人，土八路。
后来，文涛去了凤凰台，我觉得封新城这人很对路，说服他辞职过来当总编，这事对他来说可是人生的重大决定。将才难得，我只能添油加醋地给他描绘了杂志的灿烂未来，让他“上当”。谁知，他听也不听，“你是做梦的人，我做事的人，没别的吧？我干活去！”说完掉头就走。呵呵，话没好好说，闷葫芦一个。他就这么任何条件也不讲就上任了。
认准了，我搭台，戏就交由他去唱。从此，乐得我逍遥自在，想飞哪就飞哪。他却闷头守在家天天开会天天骂人。在《新周刊》待过的人都说他是“暴君”，没有一个没挨过他骂的，奇怪的是，挨骂的人却又恨他又爱他。也许是工作、家庭压力大，他在同事聚会时常喝大酒，醉得满地爬，我很是恼火：疯了，这人怎能这样？那时我可是滴酒不沾的。后来，看不顺眼，自己也喝起酒来，比他更疯，何止是满地爬呀！在《新周刊》，没醉过的人很少，一醉起来就没大没小的，人与人也没界线了，像家里人。莫名的，这也成就了《新周刊》的一种氛围，简单、纯洁，是非分明。
有时，他骂爽了连我也骂：老头你太没谱了，一点原则也不讲。哦，我可以吞下这口气，因为他说对了。我极少干涉他的工作，唯有一次，我看《新周刊》封面做得狗屎一般难看，就逮住机会丢下一句：“有没搞错呀，这样的活怎能拿出手呀！”说完，我把杂志狠狠摔下掉头走人。他气不过也走了，给我发一短信：老头，我不堪重负，休假了。我又于心不###，讨好他说：好吧，等你回来！十天后他还是回来了。这是他个人在《新周刊》12年最长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