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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几个班子成员也都随和着说，对哩，对哩，这投机倒把的事，咱可不敢做呢。
酸杏又说：“我是木琴同志入党的第一介绍人，也是我力主把她推到领导岗位上的。现在木琴同志犯了严重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呢。我已经向公社党委沈书记作了深刻检讨。希望木琴同志能好好检查自己的错误，还要想法子消除群众中的坏影响。要不，咱咋领导群众搞生产呀。”
木琴说：“我也晓得这理儿，可谁叫咱穷哩。祖祖辈辈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眼睁睁地瞅着漫山遍野的票子白白烂掉，可惜了不是？”
酸杏把烟袋锅重重地敲在凳子沿上，说：“你这是啥态度，好像做了违法的事反倒有理儿了咋？上级不让做的事，再穷也不可惜。”
木琴不服气地回道：“我违啥法了？帮着老少爷们寻条吃饭的路，多挣俩儿钱，这也是咱当干部份内的事呀。中央都开会了，还登上了报纸，说让群众尽快富起来。中央说的话也是违法的么？”
酸杏急了，叫道：“中央说了，县里没说，公社没说，咱就不能干。穷，穷怕啥？愈穷思想愈正哩。”
看到酸杏一反常态的嘴脸腔调儿，木琴也生了气。她撇撇嘴回道：“思想还正哩，连自己的闺女都怕掉到糠囤里，思想还咋正？”
木琴的这句话正戳中了酸杏的疮疤，兰香上他家提亲的事早已经在村人中间传遍了，会上的几个人当然知道木琴所指的是怎么一回事。酸杏已经被木琴逼得没了退路，事到如今，只得硬着头皮，撕破了脸皮，与木琴血战到底，好歹争得一份将要殆尽的颜面和威严了。他被逼懵了，不自觉中渐渐撇开了自己的身份和会议的主题，竟与木琴争吵了起来，谈话变成了吵架。一个说自己的闺女自己管，愿意嫁谁就嫁谁，你管不着。一个说你欺贫爱富，也是怕穷。
这顿争吵一直持续到下半夜。
初时，班子成员还神情专注地听着，到了下半夜，都忍不住呵欠连天起来。弄得酸杏孤立无援，嘴皮子功夫又比不得木琴，只好拿出刹手锏，宣布公社沈书记的决定：木琴同志停职检查。
这个决定让到会的村干部们大吃一惊，才知道此事远非自己想象得那么简单，心里暗自庆幸没有像往常那样多嘴多舌。惹恼了酸杏，就等于惹翻了公社，往后决没有自己的好果子啃。而对木琴来说，不啻是自己政治生涯上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只几天的功夫，木琴显得老了许多，其明显的征兆是脸上的皱纹增加了，且在不停地增加。她失去了往日的活力，整日闷不作声，话语更是少得可怜，不到非说不可的时候，就闭紧了嘴巴，咬紧了牙关，不说不笑不出声。
与此同时，茂生对杏仔的怨恨也在增加。因为在一段时间里，茂生竟然不让杏仔到学校去上学，整日尾巴般地跟在他的屁股后上地干活，以此来惩罚因他捅出天大祸事的罪责。在木琴的强烈反对下，杏仔才结束了近一个星期劳教般的苦难生活。
木琴似乎并没有被击倒。她始终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就拒绝检查，并与公社党委前来谈话的人申诉辩解。这样的对抗是极不明智的，也不会有好结果的，并彻底把自己推向了政治上的绝路。
不久，木琴被撤职，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处理决定是在一个阴雨连绵的早晨，杨贤德亲自赶到杏花村，召集了全村十几名党员参加的党员大会，在会议上义正严词地郑重宣布的。其时，熟透了的杏果已经坠落到地上，烂成了一滩儿泥水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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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曙光（７·３）
从事业的峰巅一落千丈，瞬间跌进深深的低谷，此中的落差让木琴顿感头晕目眩，无所适从。
她的话更少，脸色更加阴郁，心事更为沉重。她开始失眠，经常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觉，白天又无精打采，做活计也是丢三落四的，常常丢了这个忘了那个，好似没了大脑一样，迷迷糊糊地晃悠在院落里。
茂生心疼木琴，就不让她出门上工，叫她呆在家里静静心，好好修养一下。而且，他把家务活全包揽下来，做饭喂牲畜，样样自己抢着来，不让木琴插手。其实，这样做恰恰又适得其反。木琴本就忙碌惯了的，一旦松弛散漫下来，愈是加重了她内心的郁闷和压力，觉得自己像一个废人一样，浑浑噩噩，无所事事，生活没了动力，工作失去了目标。近乎封闭了的生活状态，让她渐渐游离出早已习惯适应了的原生态环境，成了一具无所依附的虚体空壳儿，并有了愈加颓废下去的发展倾向。
期间，也有一些妇女偷偷来看望木琴，说一些宽慰贴己的话。酸性女人是第一个来安慰她的。接着，又有雪娥、豁牙子、兰香、满月、胡老师和挂儿等等一干众人，走马灯似的进出在她的院落里。愈是这样，愈是把木琴本就郁闷的心肠搅得更加郁闷沉重。茂生也看出她有些心烦意乱，便对来人的态度变得不冷不热起来，让想去看望木琴的人因了茂生的不欢迎态度望而生怯，渐渐地也就止住了跨进她家门槛的脚步。
院落终于安静下来，却又显得更加落寞冷清。唯一能打破这难耐落寞的，就是屋后酸枣婆娘时不时地故意放开嗓门儿发出的近乎夸张的说笑声。酸枣婆娘似乎重重地出了口恶气，两年前被木琴和茂生娘合伙欺辱惹下的闷气直到今日才舒畅地吐出来。这让她感到老天确实矮了，现世现报儿呢。
茂生一家人因了木琴的缘故，也都小心翼翼地进出在自家的院落里。茂生只知闷声不响地做活计，撂下耙子拿扫帚，整日忙得团团乱转。京儿把木琴的下场统统归咎于是自己闯下的祸端造成的，也就陪了万分的小心，不敢在家里指手画脚随意说话。钟儿和杏仔更是夹紧了尾巴，收敛了往日张狂的疯劲儿，变得乖巧起来，看着木琴和茂生的脸色行事。
一天，杏仔看到木琴愣愣地坐在锅屋里出神发呆，就小心地安慰她道：“娘，咱去告那些人吧。俺们在学校里遭人欺负咧，就去找老师告状，老师就会把那些人狠批一顿呢。往后，他们也就不敢哩。”
虽是一句孩子话，却在木琴的心中豁然开启了一扇窗户。是的，既然自己没有做错事，竟遭人如此愚弄，为什么不到上一级去申诉呢。她顿时看到了一丝光亮，一丝希望，尽管极其微弱，极其渺茫，但毕竟不再像现在这么阴暗，这么绝望。
木琴决心已定，任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自己申诉的脚步。
木琴从此踏上了上访申诉的道路，成为北山公社有史以来的第一上访人。
她带上足够证明自己近些年工作成绩的十几张妇女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劳模奖状，先是到公社辩白自己。在公社里，她找到了沈书记和杨贤德，当然不会有任何结果，甚至还遭到了俩人毫不客气地训斥。她想找老胡，但老胡已经被调到了县妇联，新上任的公社妇联主任当然要坚决围护沈书记的决定，对木琴也是大加鞭笞一顿。
后来，她又找到县上，见了杜副县长和县妇联副主任老胡。他俩都好意地劝说木琴放弃上访，说既是公社的集体决定，任谁也是翻不了案的，还是安心回村参加劳动生产吧。
木琴就是不信这个邪儿，说我做的与中央要求的没有两样，凭啥处理我，不给个结果我是不会罢手的。于是，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再三次，反反复复，月月不断。经过近一年的劳顿奔波，却连一点儿结果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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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曙光（７·４）
这期间，叶儿在一片锣鼓声中，出嫁到了公社医院的姚家。
出嫁那天，那宣扬的出嫁阵势，着实把杏花村人惊呆了。
叶儿穿着一身红绒紧身衣，坐在由两个人抬着的用竹躺椅改装成的临时花轿上，穿着红色皮鞋，戴着白丝手套，头顶大红的纱巾，手腕上一块明晃晃儿的手表，飘飘摇摇，似天女下凡，山神出山。前面由一般吹鼓手开道，浩浩荡荡地招摇而去。那鞭炮声从叶儿家一直响到远远的山口处。
送亲回来的人们都惊叹那新房的漂亮、家具的齐全，许多东西都是从未见到过的，根本叫不上名字。譬如那个戏匣子，想听哪出戏就听哪出戏，全不像广播那么死板，非得有人在里边安排节目。更奇的是新郎家有个“小电影”，就那么一个灰土土的小柜子，上面竟出人出景儿，比电影还好看……
人们都说叶儿真是好福气，一下子掉进了福囤。都赞酸杏好本事，把叶儿说给了这么好的大户人家。
叶儿出嫁后的一连几天里，京儿茶不思，饭懒咽，就像倒了血霉儿的小瘟鸡，整天闷头不响，使尽吃奶的劲儿下死力气干活。有时还拿过茂生的烟袋锅，学他的样子，憋足了劲儿猛吸。每吸一口，就咳嗽一阵儿，直到咳得脸红脖子粗，眼泪鼻涕一起淌为止。
茂生心疼了，一个劲儿地低声咒骂着酸杏俩口子欺贫爱富，骂叶儿有眼无珠，并由疼而愤，将一肚子气撒在鸡狗鹅鸭身上。家里时常传出鸡飞狗跳砸锅碰碗的声响。渐渐地，他又把气撒在钟儿和杏仔身上。在他俩夹起尾巴老老实实地吃饭时，他也会骂上一句：只知撑饭花钱的东西。
终于有一天，他昏了头，竟再一次将气出在木琴的身上，大骂木琴不务正业，就知道整日瞎跑滥骚，从不把京儿的事放在心上。
正跑得火气大盛的木琴本就听腻了茂生的唠叨，又有了这样的导火索，争吵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木琴用她特有的女高音尖刻地喊道：“咋了？我骚，我是去寻野汉子了，还是把野汉子招家里来了？瞧你个窝囊样吧，瞎披了一张男人皮。你要是还坠着男人根，就挺着胸脯到门外凶儿去。在自家锅门口凶儿逞哪样好汉？我去瞎跑为了啥？还不是为一个‘穷’字嘛。要不是穷，咱能让人家小瞧？京儿还会跟你一样窝窝囊囊地现出个没出息相来？”
“咱种地哩。咱是农民，种地是天经地义的事呢。地种好了，还愁钱花？”
“种，种，这门儿人祖祖辈辈种了几百年地了，还不是穷得连裤衩都没穿上。再这么种下去，恐怕连块遮羞布也买不起呢。”
“好，好，你能，你凶儿，你是党的人，你是干部哩。你疯吧，跑吧，这个家不要咧。等你跑进大牢，看谁给你送牢饭呀。”茂生显然已经溃不成军，并把木琴被罢官丢职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了。
木琴仍然不依不饶，道：“我凭啥进大牢，我做的跟中央说的是一样的。明儿我就去市里，不弄清这个理儿就不回来啦。我非要看看是公社的理儿能站住脚，还是我的理儿更硬实。”
第二天一大早，木琴果然捎待了一些煎饼，一个人匆匆地出了村，一去就是五、六天。
五、六天后的一个傍晚，家里刚吃完晚饭的时候，木琴回来了，竟然有了满脸的喜色，这是在她上访近一年的时间里绝无仅有的一次。
晚饭已经没有了，茂生因为生气她整日不着家不管家，像个疯婆娘似的到处瞎跑，便没有再给她做饭的意思，只是一个劲儿地吸着一尺来长的旱烟袋。
杏仔乖巧地去烧火舀水，帮着木琴动手做饭。
木琴摸着杏仔的后脑勺儿夸道：“还是俺杏仔疼娘。杏仔，你猜娘这次成了不？”
杏仔察言观色地顿了一下，试探着说：“娘，成了吧。”
木琴笑了，并“哏儿哏儿”地笑出了声，说：“对哩，对哩，娘这次真成了。娘可吃尽了苦头呢，这五、六天就象五、六年那样长。娘到了市里，找到市政府，那把门儿的老头就是不叫进去。娘就见天去磨儿，磨也不管用。到后来，娘想了个法子，见门里出来辆车，就上前截，截住了就说。到了第四天头上，还真叫娘截了个正主儿，是市委办公室的，姓扬。他一听说是咱县的，就把娘领进了楼。哎呀，那楼真高呀，有三、四层屋子那样高，屋里有电扇子，还有一坐一个坑儿的椅子。扬同志叫娘坐在那软椅子上，就叫娘一个人说，他静静地听。娘就把前前后后的事一股脑儿地端出来，让她给评评理儿。扬同志就往小本本上记，可认真了。最后哇，扬同志说，木琴同志，你的做法是对的，完全符合上级的指示精神。又说，希望你回去好好干，一定想法把群众引上致富的道路，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是农村经济建设的方向。杏仔，你看扬同志说得好不好？”
杏仔不懂装懂地说：“好哩，真好！”
“是哩，扬同志说得多好。哪像公社沈书记和酸杏他们，净念穷经儿。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