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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瑜死了，江东政权上策决策者中“*”与“鸽派”的斗争也告一段落。周瑜的后继者鲁肃、吕蒙、陆逊等几乎都遵从了孙权保守主义的路线，东吴也再也没有激荡起图霸北方的万丈豪情。这里我们需要简要评判一下孙权的保守政策。论者多以此认为孙权是“守家之犬”，没有图谋天下的大志向，不仅与刘备、曹操相差甚大，甚至不如他的父兄。但评心而论，我们又凭什么将是否有一统天下的志向来作为品评人物优劣的标准呢？而如果我们换一个标准，以曹、刘、孙三人各自的理想和实现程度来作评价的话，我们可以发现，曹操的理想是一统天下，刘备的理想是兴复汉室，二人不仅在有生之年没有实现理想，其后继者亦铩羽而归。反观孙权，理想是自保江东，他所尽心维持的父兄基业自他接手起绵延长达80年（作为对比，魏仅存45年，蜀仅存42年，而灭了吴的西晋也仅存51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地地道道的长寿王朝。而且孙权在固守江东之时，尽力维持江东的平定与发展，不仅为后来的六朝繁盛开了个好头，还为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并最终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反观诸葛亮，北伐中原空劬劳不说，还透支了巴蜀地区的发展，终使清人赵藩作联叹曰：“后人治蜀要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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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肃：我从来不是戏托
忠厚、老实、木讷，甚至愚蠢，一度曾是鲁肃的形象标签。原因很简单，就是在赤壁之战中，真正的主角周瑜和戏说的主角诸葛亮都占据绝对主体的位置，鲁肃出现的意义似乎只能是为此二人充当“戏托”。周瑜死后，鲁肃做了都督，但江东已无重要的战事。而待到荆州硝烟再起，鲁肃早已死去，接替鲁肃的都督吕蒙则凭借擒杀关羽而声名大振。作为都督的鲁肃则又沦为了过渡人物。
而在历史上，鲁肃的地位却举足轻重，他对于江东政权的意义甚至超过了周瑜。而这正在于他的战略思想与孙权出奇的一致。多年以后孙权与陆逊谈论起早先的周瑜、鲁肃、吕蒙三位都督时，认为鲁肃有“两长一短”。这既是对鲁肃本人客观中肯的品评，又是对其对江东政权贡献的盖棺定论。
一长为“大略帝王之业”，这主要是针对鲁肃在孙权即位初期为孙权进行的一番远景规划，其意义不亚于诸葛亮为刘备所擘画的“隆中对”。与诸葛亮相同的一点在于，鲁肃与诸葛亮都准确地估计了北方最强大势力曹操的强势力量，认为不能立即消灭。而不同之处也很明显，即诸葛亮无论如何滔滔不绝，其最终目标在于使刘备入主中原，兴复汉室。而鲁肃的观点则更符合客观现状及历史趋势，他直言：“汉室不可复兴”，并劝孙权“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进而征伐刘表，夺取荆州，与曹操划江而治，“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鲁肃为孙权制定的战略十分明确，总结起来无非两点：一是以防御为主，不要急于与曹操争雄天下；二是防御需是积极防御，而非消极防御，夺取荆州划江而治是与曹操两分天下的对峙前提。鲁肃的“帝王之业”为孙权以及之后的割据诸侯开拓了一个新的思路：一统天下、成王霸之业并非所有英雄能力之所及，也并非衡量一个英雄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既然如此，割据一方，建号为帝不失为一种成功的选择。孙权是这样做的，孙权也成为了这样的英雄。
另一长即在赤壁战前，力劝孙权迎战曹操。在群臣一片暧昧的劝词中，鲁肃的说辞可谓一针见血。鲁肃说：我们这些大臣降曹，仍然不失官位，有车马随从，有结交士林的自由，和现在相比没有什么损失，但将军若降曹，和现在相比就大不相同了。须知，鲁肃在对外战略上历来是温和派，在之前为孙权策划“帝王之业”时还坦言曹操“不可卒除”。但当曹操南下，时局紧迫之际，鲁肃却能准确把脉时事，由温和的“保守党”转为激进的“*人物”，这非有大才略、眼光独到的政治家不能作为的。反观诸葛亮，全不顾时事已变，始终奉行着隆中对的策略而不加变通，空耗国力不说，在自己的人物志中也留下了遗憾的一笔，不亦悲乎。
鲁肃的功勋为孙权所铭记，而鲁肃的过失也同样令孙权懊恼不已。那就是劝孙权将荆州借给刘备，而留下隐患。史载，赤壁战后，刘备亲自到京口来拜见孙权，“求都督荆州”，这时候群臣中惟有鲁肃力劝孙权将荆州暂借给刘备，以共拒曹操。此时的鲁肃和孙权明显低估了刘备，以为他们可以像刘表利用刘备那样，将刘备作为抵御曹操的挡箭牌。但此时的刘备已经不甘于久居人下，很快就反客为主，将荆州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在入川之后，刘备仍不放松对荆州的控制，甚至不惜与孙权反目成仇。这些都让曾为劝谏大臣的鲁肃颜面无光。孙权称此为鲁肃的一大过失不无道理。因为这一错误的信任，鲁肃之后的两任都督吕蒙、陆逊都以夺回荆州，弥补鲁肃过失为施政首要目标。吕蒙成功夺回了荆州，但却招致了刘备汹涌而来的复仇之声，陆逊在夷陵之战中又成功击败了蜀军，才使荆州最终安全回到了东吴怀抱中，才使鲁肃这一过错得以弥补。只是经过这几次三番的波折，鲁肃当年所致力倡导的孙刘联盟也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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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幕僚团
让我们再回到赤壁之战前的建安十三年冬天，再回到长江北岸的曹操阵营。曹操在拿下荆州不过三个月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展开了新的征讨，志在必得地将江东六郡作为自己新的战略目标。如今，我们已经很难说曹操的这一军事行为是出于对荆州积极防御的需要，还是真的得陇望蜀，意在呑袭江东。但至少，与江东孙权集团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对抗已经远离了他南征的初衷，体现了曹操在新形势、新变化之下果断的战略决策。当然，在曹操的身后还有一个强大的幕僚团，他们协理决策的作用也同样不能轻视。而在发兵赤壁的军事决策中，幕僚团内却出现了比较大的争议，反对声音最强烈的就是曹操的首席谋士贾诩。
贾诩是曹操中后期最器重的谋臣，其传记与荀彧、荀攸并列，仅位于《诸夏侯曹传》之后，是曹操智囊团中的领衔者。贾诩在曹营中身份颇为特殊，他出身贫寒，不像荀彧、荀攸等出身名门贵胄；他原是张绣谋士，属半路变节而来，并非曹操起家时的旧臣，没有郭嘉、程昱那样亲信。纵使缺乏这些先天优势，贾诩依然依靠自己的智谋为曹操所重用。曹操赏识贾诩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贾诩曾经辅佐张绣战胜过他自己。对于一个可以击败自己的谋士，曹操有着浓厚的兴趣，以至于看到贾诩来降，大喜，握着他的手说：“使我信重于天下者，子也。”是啊，连曾经的敌人都可以用为谋士，天下智士又有谁不会欣然投奔来呢。
官渡之战时，曹操曾一度处于困境，有点丧失信心，是贾诩及时地分析曹操与袁绍的利弊，鼓励曹操决心一战，故有官渡之胜。而当若干年后，曹操南下荆州，一路畅通无阻时，贾诩却反其道而行之，给曹操泼了一盆冷水。贾诩反对即刻东下平定江东的策略，认为收服荆州后应致力于奖励将士，安抚百姓，发展生产，这样不用征讨江东自会臣服。曹操没有听取，果然战败。有趣的是，当撰写《三国志》的陈寿兴致勃勃的地将此劝谏作为贾诩功绩的时候，为《三国志》作注引的裴松之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贾诩的劝谏纯属不合时宜：荆州是四战之地，刘备、孙权都想据为己有，如果固守荆州的话反而会失去战略主动，曹操东下取吴是明智之举。至于失败，只是运气不好，遭到了南风和疫疾，不能因失败而否定曹操的平吴策略。应该说，裴松之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对于江东的孙权政权来说，“文服”并非良策，“武伐”才是最佳征服手段。但曹操的失败也绝非“时运不佳”，其种种原因我们将在后面几章细数端详。
是否去打这场仗？对于江东政权来说是一个命运的抉择，同样对于曹操来说也是一个选择。在同一本史书上，我们都能看到两位史学家截然对立的观点，那就不难猜测出在赤壁战前曹操的幕僚团中有多么大争执的声音了。
当时曹操的智囊团中，除了贾诩以外，郭嘉已经先逝，另有荀彧、荀攸、程昱、蒋济、董昭等数人，察诸人传记，未见有在赤壁之战中一展才智的谋臣。只有程昱传记中记载了程昱对于刘备东逃后孙权会不会杀刘备的预测，也未见其对进军江东的战略持何种观点。我们认为，出于人物传记对人物美化的考虑，赞成参战的建议一般不会出现在人物传记中（因为陈寿认为赞成参战是一种失策）。由此可以推论，随军的曹操智囊团们大多数是赞成顺势东下灭吴的战略的，其中包括在官渡之战中为曹操献过奇计大功的荀攸、程昱。我们也很难说这些赞同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还是随声附和的，因为从曹操拒听贾诩的劝谏已经可以看出，智囊团的意见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的专断与骄横已经使这场战争不可阻挡的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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瘟疫与“生化战”
对于古人来说，瘟疫和战争最为恐怖的两大灾难。而当这两大灾难又往往同时产生，相伴而来。试想，正是因为瘟疫流行、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农民揭竿而起，地方武装叛乱，外敌趁乱入侵，从而引发全国性的战争；相反，正是因为战争连绵不断，大批的阵亡士卒抛尸野外，无人掩埋，致使尸体腐烂，空气和饮水遭到污染，疫病横生，从而引发全国性的瘟疫。而每到这两者相伴而来、人民祸不单行的时候，也往往到了改朝换代的时候。东汉的覆亡、唐朝的覆亡、明朝的覆亡莫不如此。
灵帝年间，中国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瘟疫传播，这场疫疾横扫了黄河南北数十个郡县，带走了全国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许多村庄甚至鸡犬不留，沦为人间地狱。汉朝奉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认为自然的变化和人类社会的变化是相互关联，互为感应的。天象往往是人事的折射，也往往能够对人事起到预测作用。如此大规模的疫病灾害自然被谶纬家认定为汉室将亡的先兆。只是这一次的预兆不再是迷信的胡诌，而是通过事实进行了验证。在疫病灾难面前，可以医治疫病的“仙人”自然成了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于是乎，张角，赤脚医生与宗教领袖的结合型人物，通过行医聚拢人心，通过布道建立队伍，终于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黄巾起义虽然在当年之内就被*，但它却摧毁了汉王朝生存下去的最后希望，宗教领袖与农民反抗者们所未尽的事业若干年后将由*他们的军阀替他们完成。
这场瘟疫对于汉末争霸的诸侯们来说影响也是巨大的。由于疫灾加兵灾，司隶、兖州、豫州等原先富庶的“黄金地区”变得人丁凋零、土地荒芜。曹操在这里起兵的头几年经常招不到足够的兵员，或是缺乏基本的粮草供给。这客观上逼迫曹操不能安于现状，必须不断扩张进取。曹操最精锐的“青州兵”是从青州征召和劝降的，曹操的主要粮食供给则有赖于击破陶谦、袁术后的徐州、淮南等地。但尽管如此，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的时候，还遭受着粮食短缺、军心不振等先天劣势，直到占领河北才摆脱了这种尴尬局面。
赤壁之战，疫病再一次与战争携手同来。而早在周瑜为孙权分析曹操的四大劣势之时，曹军“不习水土、必生疾病”就已成为必败的原因之一。但可惜的是，无论是《三国演义》还是其他有关赤壁之战的传说都未能把疫病传播当作战争中的重要问题加以考虑。对战争的描写可谓是《三国演义》的精华之所在，但在罗贯中的笔下，战争的胜负被简单地归因于天时（是否出师有名，是否符合道德）、地利（天气因素、地形因素）、人和（主帅的决策、谋臣的智谋、武将的武勇），固然，这样的逻辑符合小说思维和传奇规范，但也使纸面上呈现的战争过于主观。那么，曹军军中疫病流行到底对赤壁之战有怎样的影响？据我看来，其影响不仅不能被忽视，反而相当重要。以至于赤壁战后，曹操在给孙权的书信中这样回护自己的失败：“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在文中，瘟疫几乎成了他战败的全部原因。
在电影《赤壁》中，导演吴宇森出于对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