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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次索薪水罢教亘十个多月之久），在场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已在上海，乃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二人出席。”
中共一大会议的前几天进行得很顺利，然而到了7月30日晚事情发生了变化。代表们计划举行第六次会议，原定议程是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会议讨论的各项问题发表意见。会议还没有开始，突然有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会场，代表们问他找谁，他用可疑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会场，然后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说完就急忙走了。
当事人后来在各自的回忆录中是这样回忆那个密探的形象的：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此外，再没有更详尽的记录了。
那闯进会场的陌生中年汉子后来被证实正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的政治探长程子卿。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对自己一踏上上海滩即被监视是有所觉察的，特别是在中共一大召开期间，他更加警觉。程子卿的突然到来，引起了代表们的警惕，会议为此中断，马林见此情景即刻说：“这一定是侦探，马上散会，会议改期改地点后再开。”按照马林的布置，出席会议的人员除李汉俊和陈公博外，立即离开了会场。十几分钟以后，法国巡捕包围了会场，并进入室内搜查盘问，结果扑了一个空。李达后来回忆说：“当时真危险，假如没有马林的机警，我们就会被一网打尽。”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里的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薄纸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而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四十八支烟卷全部吸光。
之后，“一大”代表不约而同转移到了渔阳里2号李达的住处。
周佛海建议去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李达的妻子王会悟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考虑到马林、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浙江嘉兴。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不请他去嘉兴了。陈公博呢？据他说，当天夜里他住的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发生凶杀案，使他再度受惊，他也决定不去嘉兴。
据王会悟回忆，到达嘉兴之后，她安顿代表们在鸳湖旅馆内开了房间，洗了脸，吃了粽子，暂且歇息，然后便请鸳湖旅馆账房先生代订一个中号的画舫，另外，包一桌酒席，借两副麻将。王会悟给了他八个银元，四元半是中号画舫租费，三元是酒菜钱，余下是小费。
上了画舫后，王会悟到后舱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递上一包香烟，船便缓缓在湖面上移动。接着，她走过中舱，来到前舱，透过舱门望着“风景”——倘有异常动向，随即报告中舱。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3）
中午下了一场雨，游人四散，湖面上更为安静。中国共产党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就在这时开始。
代表们讨论着党纲和决议。那张放在李汉俊家抽屉里，被密探们所忽视的“废纸”，此刻成为代表们字斟句酌的文件。
第一个获得正式通过的，便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据李达回忆，那天的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
天色渐暗，大会进入最后一项议程，即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考虑到当时的中###员不过五十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三个，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
选举结果，以集中的票数，一致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
当天晚上，代表们便乘火车返回上海。抵达上海时，已是夜色如黛了。
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一大，就这样结束了。
当北京的代表刘仁静正要踏上北上的火车时，一个高大的身影向他走来，并用力地握住了他的手。素有“小马克思”之称的刘仁静定睛一看，是湖南代表毛泽东。几天会议下来，“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刘仁静与毛泽东彼此都很熟悉了。天资聪颖的刘仁静十分感谢毛泽东能来为自己送行，激动地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谢意。毛泽东紧紧握着刘仁静的手，语重心长地说：“你以后要多做实际工作。”显然，与先前比刘仁静大6岁，曾在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部学习的恽代英一样，毛泽东也准确地看出了刘仁静我行我素不大务实的弱点，但他不方便像恽代英那样明说，便委婉地提出希望刘不光只读马列主义书本，还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去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然而，虽然刘仁静此时的身份不可与当年在武昌时同日而语，但他对人对事的态度和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这位后来曾参加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成立后的第一个代表团去彼得堡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并曾受到俄共著名领导人之一托洛茨基的单独接见，自称“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的刘仁静最终自行脱党被除名，成为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另一类悲剧人物。
那时的毛泽东确实比刘仁静高明得多。他是湖南湘潭韶山冲人，农家子弟。近代中国人尤其是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国藩，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早年毛泽东就推崇其师法，受其种种影响。过去研究早年毛泽东的学者，大多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即使接触到了，也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似乎他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毛泽东早年给友人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曾国藩本是个读书人，一生尊奉程朱理学，以“理”为世界万物之本，又同时极其重视经国济世之学；既研究理学，又酷爱文学，对韩文、庄子嗜之成癖。毛泽东很欣赏曾国藩以洞悉“大本大源”为学问之极致的思想。他引为“大本大源”证据的，正是后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中最成问题的扑灭太平天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毛泽东认为曾国藩的过人之处，是把一场满汉之间的民族战争，一场地主农民之间的阶级战争，说成是一场维护名教，也就是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战争，终于赢得镇压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认为“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这时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国的立场上，为太平天国总结历史教训的。这似乎可以说，毛泽东认为太平天国的革命实践没有与当时的中国实际相结合，正是因此最后遭到失败。这似乎也可以说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革命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青年时的毛泽东是个敢于实践的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参加长沙的起义新军，当兵没多久，就考入不要学费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读书期间，毛泽东常和同学们攀登岳麓山或到橘子洲头游览、畅游湘江，一起研究学问，讨论国家大事。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4）
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常有著名学者在此讲学，南宋时，大理学家朱熹和张载都曾在这里讲过学，弟子达千人。岳麓书院对湖南影响深远，学术界虽然经过心学、实学的几度变迁，又有清代训诂考据之学兴起，但对湖南影响甚微，程朱理学一直在这里占据着统治地位。湖南文士多习理学，习汉学者很少，但无论习理学或汉学，都注重研究有用之学和社会实际问题，而终形成近代颇有影响的湘湖学派。民风强悍加上经世致用之学又造就了湖南有知识者对于政治和军事的关心和热衷。也许这就是在近代中国湖南多出政治家和军事将领的缘由吧。
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并被他奉为楷模的是服膺曾国藩的湘湖学派的传人，修身课教员杨昌济。
毛泽东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
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达化斋日记》中提到毛泽东，以为他出身农家“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文中的曾涤生、梁任公指的是曾国藩、梁启超。由此可看出杨昌济当时是多么看重毛泽东，要把他培养成曾、梁似的人物。
杨昌济慧眼识英才，后来杨成为毛泽东的岳父。
毛泽东很重视杨昌济的意见，他不只是读了不少曾国藩的书，兴趣和见解也受其影响。
杨昌济是一位学贯古今，融通中外的学者，更是一位爱国心切、道德高尚、思想进步、诲人不倦的教育家。当年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一批好学深思，力求上进的第一师范学生聚集在杨昌济的周围，继承发扬着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在湖南的传统。毛泽东更是于1917年组建新民学会并开办了中国当时第一所革命的工人夜校，成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革命力量的核心，而且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很好的组织准备。在新民学会成立时，毛泽东特别讲明这个学会的创立同杨昌济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杨昌济与李大钊是好朋友，与陈独秀时有往来，杨昌济曾北上去北大教书，经他引荐，毛泽东认识了李大钊，经李大钊推荐，毛泽东曾任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与同年出生的张申府共事很久，在北大红楼他读了很多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他从当时流行于中国的许多主义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愿为之奋斗终生。1919年毛泽东在长沙主编与北京《每周评论》遥相呼应的《湘江评论》，1920年又与北京遥相呼应，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俄罗斯学会”，1920年他还与他的老同学何叔衡等创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后与何叔衡一道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共产国际驻中国正式代表马林虽然没去嘉兴参加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但中共早期领导人都对他表示赞赏和钦佩。李达说他“为人机警，富有地下工作经验”，包惠僧说他“对马克思、列宁的学说有精深的素养”，“声如洪钟，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罗章龙说他“年富力强，兼通英、德、法等国语文，器识宏通，对中国革命问题从世界形势盱衡全局，故观察与议论有非寻常构虚之见可以比拟”；张国焘说他“体格强健，一眼望去有点像个普鲁士军人，说起话来，往往表现出他那议员的雄辩家的天才，有时声色俱厉，目光逼人，那股坚持自己主张的倔强劲儿，有时好像要与他的反对者决斗”，他“同情东方被压迫民族，一次在上海路遇一个外国人欺侮中国苦力，他竟挺身而出与那个外国人大打出手”；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
中共正式成立后，在广州当广东省教育厅长的陈独秀谢绝了陈炯明的挽留，称病请假回上海就任中共总书记。他和马林两个均为个性极强之人，关系不甚融洽。后来陈独秀被法国巡捕房逮捕，全仗马林打通各个关节，花了很多钱，请来著名的巴和律师辩护，最后仅以《新青年》杂志有过激言论判罚五千元结案了事。陈独秀被营救出来后，同马林建立了相互信任的关系。
一大代表险被一网打尽（5）
中共成立以后按俄国革命的模式，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领导中国工人运动。
早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上海共产党组织就决定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从事工人运动的机关。1921年7月7日，书记部发表宣言，号召各地劳动团体共同进行劳动组合，同时创办了机关报《劳动周刊》。不久又相继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和济南、广州、长沙、武汉等地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