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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同时增长的情况下，夺取国民党最高领导权的时机逐渐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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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分裂与蒋介石地位上升（1）
在广州革命政府的“容共”政策下，国民党中的右派缺少想要的政治舞台，因此他们陆续离开广州，集中到北京，先后成立“国民党海外同志卫党同志会”、“国民党护党同志驻京办事处”两大组织，并于1925年3月8日合组为“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时有2000余人参加，大部分为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几个时期中的失意政客、###分子和投机分子，他们集合起来共同进行分裂国民党、破坏反帝反封建统一战线的活动。
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革命政府坚决回击了右派的分裂活动。1925年3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开除了冯自由等320人的党籍。右派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停止分裂活动，反而针对广州、上海地区兴起的批判戴季陶右派理论的斗争，策划起更大的行动。
廖仲恺被刺后，汪精卫、蒋介石联合起来赶走了胡汉民，为控制国民党中执会，减少反对力量，又将中执委林森、邹鲁派往北京，这样反而加强了集结在北京的右派势力，北京成为###中心。
不出毛泽东所料，当广州革命形势一派大好的时候，国民党右派采取公开行动分裂国民党。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邹鲁、覃振、叶楚伧、沈定一、李烈钧、邵元冲、石青阳、戴季陶，候补中执委茅祖权、傅汝霖及监察委员张继、谢持，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非法的“一届四中全会”。因为在西山召开，史称“西山会议”。为表示他们的正统性，加强控诉国民党左派、中共的“罪行”的效果，会议特意在孙中山遗体前进行，史称“哭灵”。
西山会议把国民党右派的政治主张公开化、系统化，落脚点是反对三大政策，立即和共产党分家。
会议开了43天，形成了政治上反动、程序上简单、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几个决议！即：
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撤销谭平山、李大钊、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执委的职务；将驱逐胡汉民、纵容鲍罗廷的汪精卫开除出中执会；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广州移往上海；定于1926年3月29日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西山会议公开组成了否定广州国民党中央的所谓正统的“国民党中央”，并同时成立正统的“国民党中央”的北京执行部、上海执行部、广州执行部，任命了“中央”各部负责人。
这样，国民党形成了对立的两个中央，造成了国民党的一次大分裂。
广州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针对“一大”以来的首次分裂事件，全力反击。
11月27日，国民党中央致电全党，通报西山会议派的分裂实质。
12月11日，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在广州召开，再次肯定中执会中9名中共成员的合法地位，并决定于1926年元月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西山会议派也很强硬，悍然决定在北京或上海召开他们的“二大”，与广州即将召开的“二大”分庭抗礼！
对国民党右派的公开分裂活动，中###人进行了坚决斗争。中共中央向全党各级党部发出指令，声讨“西山会议派”，揭露他们的分裂罪行。同时利用各种机会与国民党主要领导人进行接触和谈判，以促进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同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西山会议派”大多是国民党###级的人物，西山会议对国民党内的影响非常强烈而深远，一时国民党内妥协气氛甚嚣尘上，一些中间派也徘徊于“广州会议”与“上海会议”之间。由于国民党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汪精卫优柔寡断，软弱无力，以致“二大”筹备工作不能很好开展。
12月，共产党人吴玉章率出席“二大”会议的四川代表团到达广州，他立即拜访汪精卫，就召开“二大”的有关问题与汪精卫商谈。
一见面，汪精卫就愁眉苦脸地对吴玉章说：“大会恐怕开不成了。”
吴玉章问：“为什么？”
汪精卫说：“邹鲁、谢持等人闹得很厉害，如果我们召开‘二大’，形势将会更加严重。”
吴玉章不以为然，他对汪精卫说：“如果我们不如期举行‘二大’，势必助长西山会议派的气焰，使中间派更加动摇。现在邹鲁等人这样疯狂，他们不但排斥共产党，也排斥广东的国民党，不跟他们斗一斗怎么成？否则，许多同志流血牺牲换来的这块根据地就要垮台，你这个国民党政府主席也坐不住了。”他要求汪精卫尽快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加紧进行国民党“二大”的筹备工作。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国民党分裂与蒋介石地位上升（2）
吴玉章的一席话，增强了汪精卫召开“二大”的信心，但他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动行为仍采取开脱的态度。他说：“西山会议派是一两个人可恶，多数人是好的。”他不愿与之进行坚决斗争。虽然如此，他还是表示广州的“二大”不能因此而陷于破产。这样，两党下定决心，排除一切阻力，按期召开了国民党“二大”。
关于国民党“二大”应实现的目标，苏联顾问鲍罗廷与共产党人陈延年、周恩来等商议，确定了打击国民党中的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并准备在大会上公开开除一批###的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党籍，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左派占绝对优势。但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对当时的国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他认为北方奉系将领郭松龄倒戈的失败，标志中国革命将转入低潮，因此，国民党“二大”应该争取中派，甚至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参加者也应该争取。于是根据这一目标，国共两党领导人进行了协商。
同在12月，在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维金斯基的支持和协助下，中共代表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与国民党的代表孙科、叶楚怆、邵元冲等人在上海外白渡桥领事馆内就国民党“二大”及国共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孙科此时属摇摆于广州、上海之间的中间派；叶楚怆、邵元冲是西山会议的参加者。
上午9时，国共两党6位代表如约到达，围坐在领事馆楼下大客厅里开始晤谈。双方代表见面时，仍和平时一样，表现出亲热的样子，互相寒暄、问候，但气氛显得严肃。开始，都随便聊，没有人谈到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最近发生的事，谈话都比较谨慎，尽量避免说惹是非的话。
一会儿，谈判进入正题。陈独秀就国民党领导权的问题谈了中共的意见。
陈独秀说：“中共并没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从来都反对这种企图。前不久，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党组织，要求各地多推选国民党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二大”选举中央委员的问题，陈独秀表示：“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的人数。中共主张国民党的事应由国民党来负责。”陈独秀澄清了一些谣言。他说：“至于广东方面的情况事实上也不如外间所谣传的要排斥某些人士参加，广东负责当局希望各位先生能步调一致，担负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各项责任。”陈独秀希望他们能回广东参加国民党“二大”。
陈独秀的发言，使孙科、叶楚怆、邵元冲等人多少放了些心。于是，他们相继作了简短的声明，真真假假的表示他们也很珍惜、爱护广东的一切，并表示如果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回广东参加“二大”。但他们也公开提出，以后共产党要尽量少干预国民党的事务，也就是说，要共产党将领导权拱手让给国民党。
双方通过反复交涉，就国共关系上的一些问题逐步形成一致意见。
本来孙科从广州跑到上海，只是想对广东方面造成一种威胁，现在陈独秀主动邀找他们谈判，他们正好借梯下台，因此除了在领导权上表示强硬态度外，在其他问题上也做了些让步。最后，双方达成7点协议，内容大致是：号召团结，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改组以来的既定政策下，大家都应支持广州国民党及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中共以国民革命为中心任务，继续与国民党共同努力，但不包办国民党事务，不排斥国民党忠实党员；在国民党领导机关内共产党员的人数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推迟到上海一些领导人回广州后召开；两党在合作中产生的问题，应在国民党“二大”上解决等。协议制定后，国共双方一致同意，并在协议上签字。
对于这次上海谈判所达成的7点协议，孙科等人十分满意，他们都表示要回广州参加“二大”，并表示要维护国共两党的团结和合作。
上海谈判后，中共中央认真履行协议，将协议方针再三向基层党员报告。为将协议精神贯彻到国民党“二大”上去，陈独秀特派张国焘出席“二大”并担任中###团书记，代表中共中央在国民党“二大”会议期间指导中###人行动。 。 想看书来
国民党分裂与蒋介石地位上升（3）
“二大”主要任务是针对国民政府成立、廖仲恺被害、戴季陶的反动理论、第二次东征胜利、西山会议派的公开分裂活动后的新形势，重申继续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巩固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全力回击右派的进攻。
“二大”是国共合作共同召开的最后一次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也是有右派出席，但没有右派作祟的全代会。代表资格审查工作因审查委员会中的右派林森在北京，老右派邓泽如不出席，改由共产党人林祖涵、毛泽东、谭平山负责，他们把好了代表关，有利于会议的正常进行。出席会议的代表共256名，中共成员约占三分之一强，基本能保证会议的正确方向。
本来连代表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在会议讨论对西山会议派的处理意见时，蒋介石有意偏袒这一伙国民党###，以维护国民党大团结为由，极力主张“从宽处理”，采取“较为满意的补救办法”。但共产党人坚决不同意，毛泽东在会上大声呼吁：“现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业已开会，对于右派，当有严厉之处置，否则将危害无穷！”这一提议也为绝大多数代表所接受，会议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给居正、石青阳、覃振、邵元冲、叶楚怆、张继等人警告处分；戴季陶未经中央同意发表《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文，引起党内纠纷，要其深刻反省；确定西山召开的“一届四中全会”为非法；确定“上海中央执行委员会”非本党的正式机关，此委员会及以前各地的所有执行部一律取消；停止叶楚怆《民国日报》主编的职务。
大会选出的国民党领导机构，同样体现出国共合作的成果，中共成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的比例与国民党“一大”时基本差不多，毛泽东仍为中执委员，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苏联顾问鲍罗廷和中共大力支持下，蒋介石以他掌握的国民党革命军第1军的实力和二次东征的军功，高票当选为由36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首次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在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由9人组成的中执委的常委，排名汪精卫之后，为中常委的首席委员，其地位直线上升，进入国民党最高核心决策圈。
1月29日“二大”闭幕，出乎人们的意料，蒋介石再次宣布辞去国民党革命军第1军军长职务。他已经辞过一次职了，这次请辞意思非常清楚，第1军军长职务以他现在的身份已嫌太低，不给他统率整个国民革命军的职务他宁愿辞职，反正总不能让在东征中建立“卓著功勋”的总指挥没有军职吧？
果然正如蒋介石所料，没几天——2月1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蒋的新任命到达，任命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监。蒋介石觉得此职与“总司令”等职务比起来，虚多于实，所以在2月8日又提出辞职，不愿担任“总监”，他转念一想，次日索性又提出辞去“军委委员”和“广州卫戌司令”职务，几乎所有的军职他都不要了。
蒋介石的一连串辞职，实是以退为进，其目的是要更大的官，要掌实在的军权。他心里很清楚，就在“二大”开幕前夕，以老同盟会会员李宗仁为首的新桂系消灭了老桂系，通电效忠三民主义，从而实现了两广革命根据地的统一，这样势必使军事北伐成为主要政治任务，在这一形势下，组成国民革命军的统一指挥中心迫在眉睫，而以眼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