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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革命斗争的风起云涌，大大鼓舞了孙中山，他深信总有一天青天白日旗会插遍神州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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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与三民主义（1）
在孙中山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的同时，震撼中华大地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也被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联合镇压下去了。1901年，腐朽的清政府与英、俄、德、日、奥、法、意、西、荷、比11国的代表，在北京签订了出卖国家大量主权的《辛丑条约》，使得帝国主义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控制和掠夺，企图瓜分古老而幅员辽阔的中国。清朝政府公然提出他们的对外方针，即“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中华民族面临严峻危难的时刻。
此时，经历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的“庚子之变”的晚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威逼下，不得不“开放门户”，但同时又把选派留学生去西方学习列为一项图存的重要措施。当时中国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的小小的日本原也是个封建之国，也曾与清王朝一样为防西方势力的侵入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吃尽了苦头后，日本明治天皇决意以西方为榜样实施欧化政策——史称为“明治维新”。日本“明治维新”后，到19世纪90年代，它作为世界列强的后起之秀，同大洋彼岸的美国一样，已发展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海上强国，所以日本堪作贫弱中国图存的老师。当时洋务派领袖人物张之洞“留西洋不如留东洋”之说在留学生中就很有市场，大批优秀的中国学子东渡日本探索振兴中国的道路。张之洞这位著名的晚清重臣，做梦也没想到正是这批东渡学子成了日后清王朝的掘墓人。
1903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比较重要的一年，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表现得非常活跃，革命思想如涓涓细流逐渐汇合成洪流巨浪，革命的学说、理论、行动，由分散的个人独唱演变为民族的大合唱。留日学生陈天华发表的《警世钟》、《猛回头》则是这首大合唱里最强的主旋律。他疾声呼唤中国人民起来革命，他把革命定为当时的主要的时代主题，认为只有革命，才能推翻腐朽透顶的满清王朝，认为只有革命，才能建立新制度，拯救苦难的中华。
从1903年夏到1905年夏这两年中，随着反清革命运动的发展，国内外各地——特别是南中国各省的重要城市中，在孙中山多年革命行动的感召下，陆续涌现出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它们和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一样，共同的目标就是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这些革命小团体中比较突出的有：1903年5月留日学生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1904年2月黄兴、宋教仁、刘揆一等领导的以两湖留日学生为中心的“华兴会”，1904年7月湖北知识青年曹亚伯、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昌成立的“科学补习所”，1904年冬蔡元培、章炳麟（即章太炎）等领导的以江浙一带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光复会”，1905年上半年湖北创立的“日知会”等，它们各自汇聚着一部分社会上的反清力量，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但是，这些革命小团体活动分散，难以采取一致的步调。随着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各地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以便更好的领导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5年夏，留日学生荟萃东京。不久前，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的一些领导和骨干分子由于1904年10月间长沙起义计划的败露和11月间爱国志士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卖国贼王之青案件的牵连也先后逃亡到日本东京，大家热情非常高涨。在留日学生和革命团体领导人物中，以黄兴、宋教仁二人最露头角，也最为众望所孚。流亡欧洲的孙中山了解到国内和日本东京反清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情况，决定结束美欧之行前往日本。在孙中山由欧洲来日本前，东京的一些留日革命青年就以组党之事相期待，这说明孙中山的爱国热忱和为革命而坚持战斗的不屈意志，已在群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已成为大家公认的革命领袖了。而此时孙中山吸取以往诸多教训，不再仅仅依靠会党以及绿林中人物，增多了同知识阶层的接触，开始重视和注意团结知识分子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同盟会与三民主义（2）
1905年7月下旬孙中山再次到日本后不久，便通过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的介绍，先后主动拜访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倡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在此前后，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省的留日学生李书城、邓家彦、何天炯等，也先后拜会了孙中山，他们都拥护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
经过孙中山的积极活动，他提出的建立统一革命组织的意见，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团体中多数人的赞同。
7月30日，孙中山邀集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政宅内（这里也是日本黑龙会本部的办事机关）召开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与会者包括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部分成员，并有留学生中其他团体的成员和个人参加。除甘肃省未派学生留日外，内地17省均有人到会。孙中山作为发起人，当即被推为会议主席，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关于名称，有人主张用“反满同盟会”，孙中山因为流亡欧、美多年，对西方的民主、人权、博爱颇多见识，对当时发动、领导欧洲工人运动的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第一国际之后的第二国际也有所接触，还曾冒出过把他领导的兴中会加入第二国际的念头，因而政治视野较开阔，他当即指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建议以“中国革命同盟会”为名的好；又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最后大家确定了这个革命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接着讨论宗旨，当孙中山建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作为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时，有数人对“平均地权”表示异议，要求取消。孙中山当即起身作了详细解释，论述当时世界革命趋势及解决民生问题的重要性，他以自己多年在工业发达的欧、美所见因贫富对立而引发的种种矛盾为例，深情地说：“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经他一再解释后，虽仍有少数人持保留态度，但此宗旨终于获得会议通过。黄兴兴冲冲地随即提议“请赞成者立誓约”，全体无异议。孙中山当仁不让即席起草盟书，黄兴、陈天华在文字上略加润色，誓词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随后由孙中山领导大家举右手宣誓，并至隔壁一屋传授同志相见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号（一曰汉人，二曰中国事务，三曰天下事）。事毕，孙中山即与各会员一一行新握手礼，欣然祝贺说：“为君等庆贺，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这时，室之后邻的木板忽然塌倒，声如裂帛。孙中山诙谐地说：“此及颠覆满清之预兆！”众人闻听此言，兴奋地鼓掌欢呼。最后推举黄兴、陈天华、马君武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经过20来天的筹备后，1908年8月20日下午2时，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日本友人阪本金弥（日众议院议员，东亚同文会会员）住宅内举行。出席会员100余人。大会讨论通过了黄兴等起草的同盟会章程草案30条。章程中确定孙中山提出的16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规定以东京为同盟会本部所在地。黄兴提议：公议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不必投票选举。大家举手同意。会上推举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主持本部工作。章程规定在本部下设支部，支部下设分会，国内设东（上海）、西（重庆）、南（香港）、北（烟台）、中（汉口）五个支部，分辖各省及蒙、藏、新疆等区分会，海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又决定以宋教仁主办的《二十世纪之###》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继续出版、宣传革命思想。
同盟会和以往的革命小团体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真正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当时国内17省都有人加盟，打破了以省界组织革命团体的习惯，它有公举的领袖，有明确的党章、党纲和其他各种规定，它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据历史学家刘大年先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时的统计，在1905年至1907年加入同盟会的成员中，出身可考知者共379人，其中留学生和学生为354人，占了绝大多数，达到93％以上，其次是官僚、有功名的知识分子10人，教师、医生8人，这两类各占2％多一点，至于资本家、商人、贫农等为数极少。这就使它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革命团体，而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同盟会成立后，留日学生相继加盟的有400多人，至1906年末，仅东京一地加盟的已达800多人。不到一年，海内外会员总数迅速扩展到1万人以上。在孙中山的领导和会员的共同努力下，“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
同年11月26日，同盟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改组为《民报》，在东京正式发行。孙中山在发刊词中对他的16字纲领作了进一步阐述，首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号召，鲜明地举起了“三民主义”的旗帜。
民族主义所宣扬的目标，是要推翻满洲人当权的政府。孙中山在阐述“反满”这一战斗口号时，在相当程度上扬弃了不少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种族革命”的观点，并把少数掌握政权的满洲统治者与一般满族人民加以区别，指出民族主义不是种族复仇主义，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同时，反对腐朽卖国的清王朝也包含了打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内容。
民权主义所宣扬的目标，是要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度。
民生主义所宣扬的目标，是用“平均地权”的办法，以防止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分化的对立。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从创立兴中会以来政治思想的巨大发展，也是他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它集中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曲折地显示了广大农民对于获得土地的希望，体现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所领导的革命是一场争取新的社会制度的革命。
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政纲。它符合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民主权利、生活改善的愿望，因此，不但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而且把许多革命力量联合了起来。它成为了当时革命党人的战斗口号，成为了团结反清力量的鲜明旗帜，在动员和组织革命群众，团结和发展革命力量，推动资产阶级反清革命斗争的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对亚洲一些从事民族独立、民主革命的国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就曾说过：“在青年时代，阅读过三民主义……我受到孙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义的鼓舞。”
烽火遍神州（1）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都掌握有庞大的反革命武装，人民大众要挽救祖国的危亡，只有拿起武器，采用武装革命的形式。孙中山作为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其最先进的一点，是他在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泛滥之时，就揭举起武装起义的旗帜。此后他一直把武装斗争放在重要地位，始终坚持武装起义的正确道路。同盟会成立不过一个多月，孙中山就离开日本赴越南、南洋各埠建立同盟会分会，筹款和参与起义的策划。这年秋冬之际，孙中山和黄兴、章炳麟等同盟会领导人一起制定了中华国民军政府的《革命方略》，它由八篇文件组成，专供各地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时动员群众、鼓舞士气、瓦解敌军和指导对外关系之用。《革命方略》的制定，显示了同盟会和孙中山在全国范围内发动起义推翻清王朝的巨大决心。
果然，1906年12月，在湖南、江西爆发了同盟会会员领导的萍（乡）、浏（阳）、醴（陵）农民、矿工、会党大起义。起义军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