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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会会员，都积极的在清政府新军中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和进行组织活动，新军受革命宣传的影响很大，不少人倾向革命，在一万六千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了这两个革命组织。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合会议，进一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推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复基、彭楚藩为军事筹备员。会后又在汉口设立了政治筹备处，负责草拟起义文告、制定旗帜和筹备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原议定于10月6日（农历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起义军被迫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制炸药失慎发生爆炸，清政府得讯即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33人被捕，蒋翊武在混乱中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进了医院，其他领导骨干或隐蔽或逃亡，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晚，湖广（相当于湖南、湖北两省）总督瑞徵召开审讯法庭审判革命党人，刘、彭、杨三人慷慨陈词，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的口号，壮烈就义，表现了革命党人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2）
凶狠的清湖广总督瑞徵在杀害彭、刘、杨三烈士后，又下令封锁新军各标（一标相当于后来新军制的一个团）、各营、各队（一队相当于后来新军制的一个连），禁绝往来，全城戒严，四处捕人。清政府的镇压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军中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抗。10月10日晚7时许，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镇相当于后来新军制的师）工程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准备起义，被排长发现，排长厉声喝问：“哼！你们要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回道：“老子造反就造反！”回答得十分干脆。那个排长命令其他士兵去捆绑金兆龙，金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同志们，反吧！”革命士兵闻声一拥而上，开枪把这个反动排长打死，接着又打死了前来镇压他们的连长和营长。随后，他们鸣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政府发的肩章撕掉，臂缠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龙的率领下冲出营房，迅速攻占了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这时，武昌城内步、炮、辎重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杀向楚望台。11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3000来人联合起来，分兵三路猛攻清朝湖广总督督署。他们还组织了40多人的敢死队，直冲督署东辕门，像刀尖一样猛插进敌人的心脏。起义的炮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刹时，督署前枪炮声和喊杀声震天动地。瑞徵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见势不妙，仓皇逃到长江边登上“楚泰”号兵舰潜逃而去。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武昌的清政府势力已基本被消灭，起义队伍于清晨胜利地攻克了湖广总督衙门，正午时占据了武昌全城。第二天（10月11日）又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再过一天，10月12日，起义军又攻占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散布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大受鼓舞，在各省领导或积极发动新军，全党起义，这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到11月下旬，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正在进行反清斗争。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顿时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但是，独立后各省的大权先后落进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旧势力手中。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对武昌起义并无预闻。10月11日他抵达该州的丹佛城，第二天即从美国报纸上欣然得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非常兴奋和激动，立即中止了在美国各埠继续演说筹款的计划。他本想由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革命战争，“以快生平之志”，但是，考虑到成立共和国将要碰到的外交、财政等方面的困难，特别是考虑到某些列强国家可能会联合起来反对革命，所以他认为这时最主要的工作，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应该周旋于列强各国，办理外交，以断绝清政府的后援，他幻想中国革命能够争取到帝国主义的同情，得到帝国主义的帮助。在孙中山看来，当时“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六焉：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亡者所系者，厥为英国。倘使英国右我，则日本不能为患矣。”因此，他决定由纽约转赴英国进行外交活动，俟此问题解决后回国。
正当孙中山在国外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飞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宣布独立，响应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多，光复各省都督府准备举行代表会议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另一方面，清政府组成了新内阁，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时作出和谈的试探，南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革命内部攫取权力，并与清政府新内阁暗中勾结。在这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孙中山在接到国内一再敦促他速回的电报后，便匆匆离开法国巴黎从马赛港乘船东归。
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3）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满噙着激动的热泪，在经历了16年海外生活和艰苦斗争之后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祖国，抵达上海。这正是民国临时政府准备成立的前夕，由于孙中山为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在革命党人和全国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归来受到了广泛热烈的欢迎。许多团体纷纷致电南京各省代表团，要求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以救国民”，表示这是“兆众一志，全体欢迎”。同盟会上层领导人黄兴等，更是一致同意孙中山出任总统。当时的各省代表们为了组织临时政府选举大总统，曾从上海到武汉，又从武汉到南京一路争论不休，孙中山的到来，使各种争论立刻停止，他成了众望所归的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1911年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议在南京召开，由独立的17省代表45人出席，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孙中山在17张有效票中以16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晨，孙中山离开上海前往南京，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各地，都受到群众的夹道欢送，“共和万岁”之声响彻云霄。到达南京时，城内到处张灯结彩，人民填街塞巷，欢声雷动，热烈欢迎孙中山的莅临。当日晚10时，在江苏省咨议局举行的临时大总统的就职典礼上，孙中山庄严宣誓，表示要为“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而奋斗。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的亲密战友黄兴任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临时政府的实权掌握在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手中。
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是孙中山领导中国人民多年奋斗的结果，它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在全国革命的怒涛中被迫颁布了退位诏书，宣布退位，统治中国268年的清帝国终于被推翻，从秦始皇以来绵延2133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也最后结束了。
因为1911年正是我国农历辛亥年，1911年10月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叫辛亥革命。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为了建立具有完整的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履行他那“尽扫专制之流毒”的诺言，在短短的3个月的任期中，颁布了30多项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这些政策法令虽是初步的，有的内容很笼统，实际只是一纸空文，但是，无一不带有革故鼎新、移风移俗、发扬资产阶级民主的新精神。与此同时，在孙中山的亲自参与下，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制定出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并于1912年3月11日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加以公布。这部约法是要通过法律形式，确保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一个实行议会民主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辛亥革命的一项积极成果，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创举，在中国宪政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从此，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头脑里确定了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曾自称为“天子”的皇帝在人民心目中成了非法的东西，使后来任何帝制复辟都只能是一出短命的丑剧。
辛亥革命虽在中国历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但它毕竟只是一场仿效西方的不触动西方列强在华利益的很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不过两月，其胜利果实就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所篡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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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悲歌（1）
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反动的封建买办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身于河南项城的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他的伯祖父、父亲、叔父都是镇压捻军农民起义的刽子手。1894年，他接受清朝政府的命令训练“新建陆军”，从而逐步掌握了军权。后来，他耍弄卑劣的两面派手法，破坏了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戊戌变法，又在山东勾结德国侵略军，血腥地镇压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他还利用职权将津浦、苏杭甬铁路出卖给德国、英国进行卖国活动，成为西方列强的忠实走狗。袁世凯因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被清政府拔擢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主持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成为清政府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1908年，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光绪的弟弟，即当时清王朝的摄政王，为替他哥哥报当年因袁世凯出卖使之被慈禧太后囚禁之仇，于1909年把袁世凯逐回原籍“养病”，永不录用。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灭亡，在西方列强公使团的授意下，被迫启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办剿抚事宜。在西方列强的配合下，袁世凯迫使清政府再三让步，终于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向他交出一切军政大权。
袁世凯野心很大，他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左右开弓，一方面借南方革命势力逼清朝皇帝退位，一方面挟北方势力向南方讨价还价，逼革命党把政权交给他。他清楚地知道革命党不会轻易接受他的要求，于是就施展了阴险诡诈的反革命手段，一方面在战场上发动猛攻，以武力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虚伪地表示愿意和革命党人议和，放出“和平”的烟幕。袁世凯利用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法，加上英帝国主义出面施加的压力，果然把软弱的革命党人诱进了他布置的圈套，不少人被他的“和平”伪装所蒙蔽，主张向他妥协，以求早日结束战争，使革命早日“成功”。1911年11月30日，在汉口英租界举行的光复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上，在立宪派的策动和部分革命党人的赞同下，竟作出了袁世凯如反正即举为临时大总统的决议。12月28日南北议和在上海开始后，“收拾大局，非袁莫属”的妥协声浪更是一阵高过一阵了！
孙中山原来对袁世凯的印象并不好，觉得此人“狡猾善变”，可能迟滞革命行动，甚至认为他是一个“巨奸大憝”，如果把建立民国的大任托给他是靠不住的，不赞同和他妥协议和。但是，孙中山与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有希望早日实现共和与统一，也就是取得廉价胜利的愿望，因此，他又想利用袁世凯，“使推翻260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从而避免流血，结束战争。同时，孙中山对袁世凯这个“汉人”也抱有一些幻想，天真地认为“袁本汉族，人情必思宗国，而总统复非万世之比，俯与迁就，冀其自新。”从这些方面考虑，孙中山主观上并不怎么反对通过议和，利用袁迫使清帝退位，来达到“建立民国”这一目标。当他还在伦敦时，在吴稚晖等同盟会会员的怂恿下，就曾致电袁世凯，告知他如能“倒戈为汉灭清”，就推举他为总统。在他归国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又根据各省代表的决定，从南京致电袁世凯，表示对于总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