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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推举他为总统。在他归国被选举为临时大总统后，又根据各省代表的决定，从南京致电袁世凯，表示对于总统职务只是“暂时承乏”，对袁“虚位以待”。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委派伍廷芳为民国全权代表，继续与北方和谈，并重申在清帝退位、宣布共和的条件下，袁世凯可以继任总统。
袁世凯的目的本来是利用革命势力威胁清政府以取得国家权力，因此，对孙中山被选为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于是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又使出另一手，一面唆使北洋将领姜桂题等47人联名通电，誓死反对共和，主张君主立宪；一面召回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以中断谈判相威胁，企图迫使南京方面作出更大的让步。
孙中山多年来一直为“创立民国”而奔走，面对此种压力，他在坚持民主共和的原则立场上毫不退让，并决定用武力作出回答。1912年1月11日，他宣布自任北伐军总指挥，下令出师北伐。1月13日，革命军在津浦线上首战告捷，败清军于宿州等地，随后占领了战略重地徐州。在安徽、湖北等地战场上，革命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虽然做了临时大总统，手里却没有多少实力，军事力量薄弱，财政尤其困难，军饷问题无法解决，再加上革命党人内部妥协思想占着统治地位，使北伐战争难以继续进行。 。 想看书来
南京悲歌（2）
此时，袁世凯除了调兵遣将进行反扑外，又生出新的阴谋，企图将北京清朝政府和南京民国政府同时废除，由他在天津另组临时政府，以“统一”中国。孙中山得此讯息，坚决抵制与揭露了袁世凯的这一阴谋，于1912年1月29日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了袁破坏和议的罪行，对袁在议和过程中的反复无常表示非常愤慨，斥责他是“民国之蠹”，并坚决地说：“此次停战之期届满，民国万不允再行展期”，“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
尽管孙中山在南北和谈中同袁世凯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得颇为坚决，可是，钻进革命阵营里面进行投机的立宪党人和官僚政客，却一直跟着大叫“赶快议和”、“南北统一”，这些反革命蛀虫与袁世凯里应外合地绞杀革命。同盟会早已分崩离析，无法发挥重要的作用，而且领导层的大多数人如黄兴迫于经济压力都极力主张与袁世凯妥协，希望通过和谈来结束这场战争。担任陆军总长的黄兴曾写信给胡汉民和汪精卫说，如经费无着，和议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切腹以谢天下”。因刺杀清摄政王一度名扬全国的汪精卫，因刺杀未遂被清政府捕获囚禁，袁世凯见他一表人才，“后堪大用”，故开脱免他一死，后暗中收买他为革命党中的内奸。在“南北议和”时，汪的身份非常特殊，他不仅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代表，也是北方议和代表，在此时更是别有用心地极力主张议和，他还“故意表示清高，力争广东都督不就，甚至攻击孙中山本人有权利思想”，“当面斥孙公”，讽刺孙中山说：“你不赞成和议，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当时各方面的所谓“舆论”几乎没有不赞成议和的。事实上，妥协已成了一个潮流。“当时南京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从派系到政界，差不多都是坐南向北，认为只有利用袁世凯推翻清政府于革命有利。”而帝国主义者又都极力支持和扶植袁世凯，把他看作新的代理人，尤其是英帝国主义者，它的驻华公使朱尔典就是支持袁世凯绞杀革命的主谋。帝国主义者还在政治上拒不承认南京政府，在经济上不给新生的共和国政府贷款，甚至不断调兵遣将，施加种种压力，表示如果中国“内乱”不止，就要实行干涉，催迫孙中山尽快与北方达成协议。
急于窃取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看到人心趋向共和不可挽回，便改变手法，反过来又用南方革命势力转趋强硬的态度来威吓清政府，他指使北洋将领联名发出通电，威迫清帝接受共和政体。清帝溥仪不得不在1912年2月15日宣告退位。之后，狡猾的袁世凯迫于革命形势，也不得不向南京临时政府虚伪的宣布，承认“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并保证“永使君主政体不再行于中国”。
这时，袁世凯似乎已完全接受了南京政府提出的和议条件，一诺千金的孙中山按照双方的协议，向袁世凯妥协。丝毫没有考虑个人的权势和享受，日夜萦怀的是国家的统一富强和人民安乐的孙中山，于2月14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并推荐袁世凯接替。不过，他在提出辞职时，为了防范袁世凯背叛共和国，附有三点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二、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就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1912年2月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实际上，孙中山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凯危害民国的措施是无济于事的。狡猾的袁世凯对于一纸《临时约法》根本不予重视，就在他被选举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后没几天，他唆使手下的北洋将领在北京制造“兵变”，以此作为他不能南下就职的借口。接着西方列强公使团再次出面支持袁世凯，所属各国纷纷调兵入京，故意制造紧张空气，许多立宪党人、旧官僚和一些革命党人于是也都主张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当时上海10多家报纸曾联名致电孙中山，主张建都北京。在西方列强和妥协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终于被迫再次让步，连中央临时政府的设置地点都迁就了袁世凯。1912年4月1日，孙中山正式宣告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把政权交给袁世凯。次日，参议院通过决议，民国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至此，南京临时政府在自1912年1月3日成立后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倒台，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宣告失败！
国民党二次革命（1）
孙中山在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还未意识到他的失败，而是想以在野之身，从事实业建设，使祖国臻于富强。他在解职的同一天，在南京同盟会会员为他举行的饯别会上发表演说，向同盟会会员们明确表示，他的“解职不是不理事”，他错误地认为他所创立的三民主义中民族、民权两主义已“因清帝退位而付之实现”，“唯有民主主义未着手”，当前的任务是“社会革命”——实现民主主义，他明确宣布“今后吾人所当致力者，即在此事”，他要把中国改造成为欧美一样的强国。正是为这一目的，孙中山在解职后的第三天，就兴致勃勃地开始周游各省，带着胡汉民等人走遍了半个中国，到城市和乡村进行调查访问和参观。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反复宣传他的民主主义和“社会革命”的主张以及建设国家的设想，阐述“平均地权”和“兴办实业，发展铁路”等政策，并提出了一些中国实现经济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具体主张。
1912年夏，孙中山准备到北京去一趟，其目的一是“以观人心之趋向”；二是争取他的全国铁路建筑计划取得“参议院”的赞同，政府的特许。老奸巨猾的袁世凯闻之孙中山要来北京，为了麻痹革命党人，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在孙中山未来北京时，抢先一步，以自己的名义再三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家的内政纲领。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抵京时，袁世凯故意隆重地按国家元首的待遇接待他，并对他百般地曲意奉承和推崇，极尽拉拢欺骗之能事。
孙中山此次在北京逗留了将近一个月。他同袁世凯晤谈了13次，每次谈话时间都很长，通常是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或12时，有时一直谈到次晨2时，谈得非常融洽。所谈皆国家大事，包括铁路、实业、外交、军事等问题。袁世凯口口声声“以国家、人民为念”，对孙中山提出的每一项主张，几乎无不表示同意。孙中山对于与袁世凯的会谈甚为满意，把这个狡猾的大阴谋家误作为好人，完全信赖了他，即发电报给上海的黄兴，认为对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敦黄兴“千万来此一行”，以实现南北真正“统一”。孙中山甚至天真地对袁世凯表示“支持你当10年总统，练精兵百万。我声明已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不再则身政界，打算10年不顾政治”，“专求在社会上作成一种事业”，即建筑铁路的事业。孙中山这一番坦然表白，正中袁世凯的下怀，他即以恭谦姿态于1912年9月9日隆重地任命孙中山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一职。9月11日，黄兴奉孙中山之召来京，也接受了袁世凯委托的川、粤、汉铁路督办职务。
同盟会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任法制局长，“南北议和”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唐内阁垮台后他辞去政职，致力党务工作。辛亥革命后，同盟会的组织由于内部妥协，以及内外敌人的拉拢、瓦解活动，很快走向涣散，并发生了分裂，处于各自为政的状态。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就不大过问同盟会的活动，同盟会中的军事领袖黄兴因为军饷缺乏，早在他奉召来京前的6月14日就已自动撤销了自己担任的南京留守的职务，强行遣散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作为同盟会实际负责人之一的宋教仁，此时所抱的政治主张是摆脱同盟会，另组###，建立政党内阁。他认为只要通过政党的“合法”活动，在国会里面争取多数，就可以掌握到实际权力，就能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他为了实现所谓“政党政治”，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将官僚政客组成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四个小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第二天——1912年8月25日，于北京虎坊桥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发布了《国民党政见宣言》，宣告国民党成立。改组后的国民党，将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部分放弃殆尽，甚至“男女平权”也从政纲中消失了，滥收党员，把许多投机政客、封建官僚以及向来与革命为敌的立宪派分子都拉进了国民党，这样一来，本来就由于成员复杂而十分松懈的同盟会，完全变成了一个庞杂的改良主义的政治团体，很难发挥什么战斗作用了。 。 想看书来
国民党二次革命（2）
孙中山对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很不满意的，但他为了维持大局，还是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在这次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还有名誉参事和各部干事300余人，许多国会议员、内阁成员、各省代表和长官均列名为干事。孙中山表示不愿过问党事，实际上一直未担负责任，不久即委托宋教仁代理理事长，而去专心致力于铁路建设事业了。
宋教仁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政党国民党的代理理事长，成为了当时民国政坛的核心人物，自然也成为了袁世凯想要独裁的最大障碍。袁曾告诉杨度：“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为了控制宋教仁，袁世凯许愿表示让他继陆征祥后出任总理，但宋教仁坚辞不就，必欲通过堂堂正正的竞争组成纯粹的政党内阁。为了坚持中华民国的法制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的宿愿，宋奔赴长江流域各省进行宣传，为成立“政党内阁”积极准备舆论。袁世凯闻知宋教仁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非常忌恨，于是决意要拔除这颗眼中钉。
1913年3月上旬，当北京第一次举行国会选举时，国民党初选告捷，共取得参众两院392个议席，占总议席的45％，高居榜首。宋教仁在宣传途中闻讯兴奋异常，以为谋求政党政治的理想即将实现，遂打算绕道沪宁返京，为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作准备。在上海期间，他甚至考虑推“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正式大总统，以便将权力一手抓到国民党手中。1913年3月中旬，宋教仁接到袁世凯邀其北上共商国事的急电。有人嘱咐他处处小心，但他不以为然，坦言道：“吾一生光明磊落，平生无宿怨无私仇，光天化日之政党竞争，安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当年有很多老同盟会会员在政治上是很纯真而无畏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们没少受挫折和吃苦头。另有友人给宋教仁发来密函：“先生在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欲图行刺。先生还是谨慎为好。”宋教仁仍夷然处之。他哪知道，一双恶毒的手已向他伸来。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43分，上海沪宁车站突然传来三声枪响，紧接着一个黑影迅速逃窜，地面很滑，黑影连摔两跤，也顾不上疼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