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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路程。
在人工生产的过程中，生产的组织显示了优势的能力，氏族人的智力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组织意识。社会前的动物人已经是稳定的群，又经过了几千年的社会生活，生产组织的建设不是困难的事情。生产的组织还不是政权。它还没有超出生产的范围。从生产的组织到社会的组织关键的环节在于“依附”的出现。先是依附的人口，后是依附的始族，依附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劳动力。依附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开始具有了社会权力的性质。以生产为目的的氏族联合出现了，这便是政权的开始。
说政权起源于对生产的组织和管理，是同以巫祠为特征的社会中心相对而言。演义曾以为政权从巫祠转化出来，在对历史的考察中没有发现证据。中华人没有走宗教政权的道路。中华社会沿着自己的道路走过来。从生产发展社会的特点使得早期的中华史走上了世界民族的前列。中华人还是在木石工具的低下的能力开始了社会政权的建设。从生产发展社会的特点使得中华史没有经历奴隶社会的阶段，以依附劳动的形式走向土地生产。从商到周，一直到战国，二千多年的时间里，有氏族战争，没有奴隶战争。依附的生产关系，古中华人创造（选择）的社会形态形成了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稳定的社会秩序被春秋时代的百家学者加以总结和赞颂，形成了中华人的民族意识。
氏族政权的社会基本的结构是氏族，在一个氏族的内部，无论氏族的首领有多么大的权力，有多么崇高的威信，氏族所在的地区土地，山林，水流，墓地等等为氏族所有。氏族的首领无权占有。这些都是氏族的财产，氏族的成员都有使用权，别氏族人则不行。这种氏族所有的习俗维系了氏族的稳定。春秋人认识到氏族的特点，描述为井田制。氏族结构深刻地影响了（形成了）社会的思想。春秋时的“仁爱”可以说是植根于氏族结构。儒，墨，道三派在对政权的态度不同，在仁爱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儒家提出了仁人爱人，墨家提出了兼爱，道家更是对氏族关系加以美化。由氏族结构产生的社会思想深刻地影响到后世，直到今天，中华人的伦理道德，社会观区别于世界民族的特点也是很明显的。氏族结构延续到春秋末。秦商鞅变法有几条条文就是为了消除氏族关系。
与氏族结构相一致的是政权的形式形成了氏族联合的结构。氏族政权不同于高度集中的形式，也不同于高度分散的城堡国家，或者城市国家的形式，是氏族独立的，又是（贵族）联合的结构。这种氏族联合的结构以殷，唐政权为典型。殷，唐的政权可能是推选产生，政权首领的推选由巫祠主持。一支强的氏族为政权的中心，组成了贵族氏族的联合。在这样的政权形式下，除非这个联合衰落下来，政权就不会消失。周政权在形式上以周天子为中心，周衰落了以后，产生了五霸。这五霸实际上是氏族联合的变通。
由贵族氏族建立的政权中心叫做中国，非贵族氏族叫做方国，周以后，格局相类，但不叫中国，方国，叫做王和公（诸侯）。
考察公元前二千五百年以后的二千多年氏族政权就发现，政权的结构非常稳定。不但方国不离散，而且非方国的异氏族也向中原挤，客观上表现出一种凝聚力。与中国相对比，长江两岸没有大政权产生出来。一些保持独立的氏族，如今天的西南民族有一些曾是黄河流域的氏族，退出方国以后，也都没有发育出大政权。这中国，方国的关系应当是讨论的课题。
既然是中国，方国的结构，政权的管理就不是如今天这样中央，省市，地方，一个政权中心。而是由婚姻关系维系的贵族来支持。贵族的分支产生出来，三，五代以后开始远离中心，逐渐失去贵族的身份。这种情况后人称作“服”或“宗”。所谓的神圣的周礼即是这种贵族关系。
认识了政权中心的组成，就很容易计算出中国的规模，一个政权中心的人口在三，五代人的时间里增长的总数就是这个政权的规模。如果一个政权中心的人口是一百人，那么三五代以后可能达到三，五百人，这就是这个政权中国的贵族人口。以后，就保持着这样的规模，增长的人口不断地分离出去。可知，所谓的贵族等于是“国”的管理中心。而贵族氏族则是管理中心的基础人口。
中国与方国的关系是依附关系，依附式的管理使得政权的关系简单化。方国增多了，政权就扩大了。方国减少了，政权就缩小了。用史记的话说，方国的增加叫做咸来朝，方国的减少叫做衰微。氏族政权就是这样的松散的结构。史记对汤灭桀，武王伐纣两次政权的更迭做了精心地描绘，当着我们对氏族政权的结构加以剖析，无论是灭桀，还是伐纣，都是很小的战争，可能不存在战争。一个政权需要的是依附的方国，这种依附用伐是得不到的。战争的目的在于掠夺，掠夺人口，掠夺财物。那是对方外实施的。一个政权（中国）没有必要越过自己的方国和另一个政权的方国去摧毁另一个政权。
如果，以上所述还不算证据的话，不妨看一看氏族政权几百年以后的春秋兼并战争。兼并，那可是政权对政权的斗争。考察一下战争的规模，就可以知道，春秋时战争的规模还是很小的。就是动员一支不大的军队去远征，也是倾尽国力的行动。兼并的实现往往不是战争的原因，而是被兼并国衰落的结果。
历来的史家，至少是史记，以春秋战国的诸侯征战为模特，经过了说书人的渲染，夸大了氏族政权的能量。政权能量的飞跃性的增强从商鞅变法开始。这是我们认识商周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在氏族政权时期，政权的能量是极小的，政权能够得到的积累也是极微的。读史记，有一个八百诸侯对纣的攻伐，很容易产生联盟作战的判断。演义曾经苦心地寻找这八百诸侯所在的氏族，没有找到，终于认识到，这是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后人的认识。说八百诸侯，就是说，随着殷，唐政权的衰微，依附氏族从政权的控制下解脱出来。
中华民族（汉族）的方言众多。在今天叫做方言，在氏族政权时代可能是氏族政权使用的语言，这些非古汉语的氏族政权先后地消失了，政权的语言流传了下来。可知在氏族政权时代，做为社会的形态的政权语言长时间的存在着。在众多语言的政权中，唯有古汉语政权连续下来。汉语的文字长达四千年，如果从太行语（契氏族）算起，汉语的时间不少于六千年。
氏族政权与巫祠的关系关系到对五帝的准确认识。关于黄帝，丛书有过讨论。黄帝是崇拜的集合物，自然不在历史的范围。问题集中在高阳和高辛两个巫祠。氏族政权与巫祠是怎样的关系呢？就是说高阳，高辛是政权，还是宗教，是宗教，还是宗教政权？在今天，关于原始宗教的认识还没有建立起来，无法从从概念（理论）的角度来讨论。只能对氏族政权与巫祠加以对比。
政权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的组织者，巫祠不是这样，巫祠是思想意识的生产。巫祠由氏族的生产供养。但是，巫祠的产生要早于政权，这是因为在氏族的人工生产以前已经有了几千年的采集生产。巫祠是建立在采集生产的基础上，政权是建立在人工生产的基础上。基础不同，巫祠的产生要早于氏族政权的产生。这里说的巫祠不包括始族巫的阶段。巫祠已经是社会中心，或者叫做巫祠中心，氏族中心。
氏族政权与巫祠的高度不同，巫祠从事文化，思考的是社会，反映到头脑中的那个社会，创造了一个神世界。氏族政权从事对社会生产的管理，创造了一个人造的物质世界。语言，文字的“文化”掌握在巫祠手中。政权是从生产到消耗的认识，从事社会的物质运动。巫祠的文化程度要高于政权。我们对于这个关系的认识非常重要。它能够解释为什么早于政权的巫祠生产了绘声绘色的神话传说，晚于巫祠的政权记载（尚书，春秋）却象刚学说话的孩子说的话。
政权产生以后，将巫祠的文化优势吸收到政权中来。从巫祠方面讲，巫祠发生了分化，在政权中，氏族首领与进入政权的巫祠呈怎样的关系？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相比较，古河道的巫祠的能量比河洛地区大得多。巫祠从政权退出的时间，殷要比唐晚得多。
有了政权与巫祠的关系的认识，可以想到，在政权的内部，巫祠可能保持了相当程度的独立，从事巫祠自己的“专业”。高度的中华巫文化产生出来。
我们好像看到了，有一个宫殿式的建筑，那是个神的世界，走进了宫殿也就走进了神界，经历了一次神的沐浴。在宫殿的不远处，那是神的咨询机关，神的旨意源源地从咨询机关流向氏族首领。这些被后代推崇为帝王的首领便依从神的旨意去安抚顺神者，去惩罚逆神者。
别一些的氏族或更早的时期，不习惯建造神的庙堂，他们认为神应当在威严的山中。于是具有神秘气氛的山洞便用来做祭神的场所，称作“窟”，“石室”。巫文化创造的山崇拜也延续了下来。后人建造了云岗石窟，龙门石窟，创造了敦煌艺术。
巫祠从政权分离出去大约开始于周，周以后的政权记载不再有巫祠的内容。周人拜祭祖先，那些死去的氏族首领。拜祭的场所叫做京，后人称宗庙。在商时，拜祭祖先的场所叫做亳。这京和亳在早期，又是政权的象征，标志。政权的巫祠转变成了文化机关，停止了对神的宣讲。从事宗庙的管理，主持祭祀，还有对贵族子弟的文化教育。政权巫祠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