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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18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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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翠华：童年的萤火虫
有些在城市里长大的人，从来就没见过萤火虫。他们知道自然界还有一种昆虫叫萤火虫，是得益于“囊萤积雪”这个成语。人对自然的破坏，使很多蕴涵着生命意义的语汇变成死海化石，这个“囊萤积雪”就是一例。我的一个学生在他的作文里写道：“欲效车胤，找不到萤火虫；想学孙康，冬天见不到雪。历史啊，请告诉我，你喜欢哪一个时代的窗口？”
城市的高楼连厦之间，宽阔纵横的柏油街道上，为什么见不到萤火虫呢？是它不习惯那些闪烁刺眼的霓虹灯，还是它不屑于在那些携带着喧嚣浊气的车灯中出没？都市灯红酒绿的夜，没有萤火虫的踪影。哪怕是夜再深、再黑，也见不到点滴萤光。
然而，今年9月的一个晚上，萤火虫却悄然来到了我们的校园。我是在泽园宿舍的北山崖下看到的。野花和蔓草从山崖垂下来，夜风里依稀看见它们摇曳的倩影。月季花、迎春花、枣树、梨树、无花果树、石榴树……在山脚下簇拥着这座守望着校园的山崖，花草的清香沿着百卉路一直流溢到百卉广场，浸润着校园的每一条小路，祝福着活跃在校园里的每一个生命。萤火虫就是选择了这样一个祝福的源头，点燃了它那美丽的小灯。
萤火虫的小灯生气盎然，绿晶晶的萤光，闪耀在黄褐色的腹尾，柔软的翅鞘，扇动着，托着这一盏小灯，在树丛花叶间穿行。温柔的绿光照着薄薄的翅鞘，照着翅鞘扇起的颤颤波纹，像撒落在夜河里的宝石，随着水流缓缓地、忽隐忽现地闪耀着，闪耀着，真是梦幻般的美丽。
“轻罗小扇扑流萤”，这是唐朝诗人杜牧《秋夕》里的名句。我年轻的母亲吟诵这句诗的时候，手里握着的是大芭蕉扇，为我赶着蚊子，教我写“萤火虫”三个字。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时的小学生是背着黑色的石板上学的，写字用白色的石笔在石板上写，写满了可以擦去，只要不弄碎了，一块石板可以一直用下去。我还不到上学的年纪，常常躲在门后看小学生上学放学，看他们背的石板，心里渴盼着有一天我也能有一块石板。
我的母亲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尽管家境已经败落到不能再败落的地步，可她总能想出办法，让我能自信地去生活，而不觉得自己不如别的小孩。
买不起石板，母亲不知从哪里捡来一个破了的瓦盆，她用石头把破碎的棱角砸去，磨成了一个大瓦盘，又从河边淘洗了一袋沙子，把沙子倒在瓦盘里，用手抹平，这就是我的“石板”了。母亲为我的瓦盘和沙子做了一个漂亮的书包，还绣上“学习”两个字。
我就是背着这个书包读完了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那时我压根就不会想到，有一天我会用流利的金笔在洁白的纸上描写我的小瓦盘，感念着那些供我练字的河沙！
我很快就会写“萤火虫”三个字了，只是“虫”字写得不好看。繁体字的虫是现在的三个虫字聚在一起，写在沙盘上总是显得臃肿，沙子一塌，有些笔画就不清楚了，好像缺腿少脚的。可母亲还是笑着表扬我写得好。她说我写的萤火虫是提着灯笼在飞的萤火虫，不是爬在草丛里的。飞着的萤火虫你是看不清它的腿和脚的。
我遥远的童年啊，储存了母亲多少的激励和挚爱！正是这挚爱真诚的激励，伴随着我走过了人生的几多坎坷……
没有想到在这繁华都市的一隅，竟然会看到我童年的萤火虫，它寻找我，在时间的隧道里飞越了几十年，终于在这里找到了我。
小时候我曾问过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打着小灯笼飞？妈妈说，它在寻找那些丢失了的小孩。小孩能丢失吗？能丢失。天太黑，看不清路，跌到沟里，掉在坑里，有的叫野草缠住了，就回不了家。——我一下子钻到妈妈的怀里，泪水顷刻涌了出来，我把脸贴在妈妈的脸上，哭着说：“妈妈，我不走丢，我不愿走丢。”妈妈搂着我，摩挲着我的头发，安慰我说：“小闺女不会走丢，一辈子都不会走丢。萤火虫知道小闺女不会走丢，它来看看你就放心地飞走了——你看，它打着灯笼找别的孩子了。”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狄奥奇尼斯，大白天提着灯笼在雅典的大街小巷满处跑。当时的雅典，经济繁荣，人们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会场、市集、运动场以及妓院里。人在物欲引诱、荣华富贵、权势财富的绵密攻击下，彻头彻尾地出卖了自己——出卖了自己的尊严、自由、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精力——拥有了外在的看得见的东西之后，人的本质却丢失了，看不见了。迪奥金尼斯认为这是人生一件赔得最彻底的买卖。你即使赚得全世界，但丢了生命还有什么益处？迪奥金尼斯是不是从萤火虫里得到启示，以至于他成了那个时代的萤火虫，提着小灯笼满街跑。有人问他找什么。“找人！我正在找人，人怎么都不见了呢？”他回答着继续满街跑着，提着他的小灯笼。
母亲曾告诉我，黑夜里走丢的孩子，只要静下心来，就会听到家人的呼喊：“你在哪里？”听到了呼喊，你要及时地回应：“我在这里！”家人顺着声音就能找到你。
“你在哪里？”这是一个多么亲切的声音，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沉下心来，我似乎都能听到这个声音，我就会信心百倍地回应：我在这里！
暑气即将消散的这个9月的晚上，我童年的萤火虫来到了校园。它美丽的小灯一往情深地闪耀着，它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它，我在心里默念着：“我在这里，亲爱的，我在这里。我没有走丢。”它听到我的心声，它欣慰地扇动着轻柔的翅鞘，在我们的月季花前转了一圈，又悄然地飞进了黑色的夜幕。
萤火虫，我童年的萤火虫，正提着它的小灯笼在黑夜里飞翔着，寻找着。
（2008年1月5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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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翔：思念在土布上流动
我是穿土布长大的。
在我身体成长的简史中，感恩地记着几种粮食、几样野菜和几棵果树，再就是几件土布做的衣裳。而在这些属于贫穷人家的物质中，几件土布衣裳，给了我一定的体面，使我在青春期来临之前，一直快活地走动在乡野上。因此，一提起故乡的土布，我就想起那些玄妙的织机声，怎样穿透乡村的夜色？怎样穿梭出日子的黑白？怎样穿越一位少年的想象？而母亲，准会在这个时候，隐去一头白发，隐去一脸皱纹，隐去一身枯瘦，回到她年轻的日子里，给我们织染土布，给我们裁剪衣裳。那时的乡村，应该活在一群会用手工，织出土布的女人的尊严里。
其实，从一缕棉花到一块土布，再到我们身上的一件衣裳，这个过程是很漫长和艰辛的。一茬庄稼的成熟，也就几个月时间，麦子的成熟期最长，经过秋播、冬埋、春发，到了夏天，把一片黄灿灿的穗子递给镰刀，一种粮食的身世，又一次被大地完成了。而一块土布呢？我记着母亲先是用好长的时间，一斤一两地积攒棉花，由棉花到棉线，又要经过纺车一夜一夜地摇动。那些纺好的线，像一家人过日子时的大部分喜悦，被小心地包在一个包袱里。我经常看见母亲，选在阳光灿烂的时候，一个人静悄悄地打开包袱，在太阳下反复地比对每把线的成色、粗细和韧性，分得一清二楚。浆线的过程、打筒的过程、经布的过程，在织布这个手工工艺中，这些很讲精细的程序，确实是一种原生态的乡土文化，如果把它按工序写出来，就是一部讲述织布的乡土读物。如果把织布机子、纺车、缯绳、绞棍、育筒、木梭这些与织布有关的物件，从一个偏僻的村子里取出来，再看看打造这些物件的木匠，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而母亲每花两三年的时间，织出来的一匹土布，我不敢说它一定就像云锦，但后来对诗的许多感觉，或许在那时，就被母亲无意地织在她的土布里。
也想，母亲织的土布有多长，我对乡土的感觉就有多长。
事实上，许多织布的细节，比如拐线、纶绳、浆线，我都作为母亲的帮手参与过。特别是浆线，让我欣赏了乡土生活既朴素、又很神秘的另一面。这些乡村女人，在用粮食喂养每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又智慧地发现了它们在织布中，会把柔软的棉线，一根根浆得硬锃锃的，便于手工操作。
村里人说，母亲的手底下会出活儿，忙完织布机上的活儿，那双很会裁剪的手，又要忙碌我们的衣裳了。
这样的日子，在我心里充满了幻想：土布，剪子，母亲的手，三种不同的物象，都在母亲的目光下，变幻出一件件遮蔽我们身体的衣裳。现在，如果我说她那时就像裁剪着云朵，就像缝补着马坊的一块土地，也不会有人说我这是矫情。但母亲那时最真实的心态，是让我们穿得体面一点，用她织出来的土布，弥补日子的艰辛，带给一家人欢乐。
看着她飞针走线的样子，心还没有长到能用善良、柔情观看世界的我，直接觉得阳光有多细密，这时母亲的心，就有多细密。她知道父亲一生是下负的人，常年把柴捆背在身上，要不是那一层衣裳，脊梁上都会磨出茧子来。因此，要把织得粗厚的布留给父亲，要一律染成黑色的，要裁剪得宽大一些，这样结实的衣裳，耐磨也耐脏。乡村人穿衣，也有乡村人的审美标准，就是方便劳动。至于身体本身，那时的生活状况，还顾不了多少，只要一年四时觉着不饥、不冷，就是大地上最幸福的人了。可以说，我的父母一辈，就是为此劳累困顿了一生。直到裹着一身土布，回到泥土里去。
那些土布衣服上面，存在着那个年代里，阳光的气息，泥土的气息，更多的是母亲的气息。作为一件单纯的衣裳，它真实地记录着母亲给予我的那份爱，像棉花一样，像土布一样，透明在那个年代的阳光下。
可惜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不再拥有这些衣裳了。我想，如果还有一件的话，今天吹过乡野的风，会绕过母亲留下的一些织布用的物件，从那件土布衣裳细密的针脚里，帮我吹出她的一些秀发。
要是我早年，贴身穿过的那一件呢？
（2008年3月31日《人民日报》）
美蓝：水色
冬天里与几位朋友在一家菜馆吃饭，看到墙上挂着很大一幅老照片，是典型的二十年前江南水乡的画境，黑白的，微微泛黄。一定是冬季，但也到尾声了。中间一条河，河中水位很高，上有一桥，称西高木桥，横跨河的两岸。桥洞里一条水泥驳船正经过，船尾的水波荡漾开去，一直延伸到照片的底部边缘。两边河岸上都为低矮狭小的老式民屋，一侧屋檐斜斜向河面低落，屋顶上有残留的积雪。靠河的左边，桥洞下方，下着一张网，半截露出水面。
画面很怀旧，尤其是那艘船正从桥洞里穿过，船身两边排开很宽展的水波，有薄的雾气散开在船身的前方。眼下已是暮春，偶然想起那幅画面，一些细节片段悄然冒出记忆的河面，水淋淋地呈现在耀眼的阳光下。
起先几十年茶馆都是在桥堍，后门便是河了。河面上一天到晚会有大小很多船经过，有机动的，更多是单桨划的，来来往往，俨然如现时的马路那么热闹。
茶馆里头的老虎灶吃煤，每日吐出来很多煤渣。父亲将这些煤渣掏出来后倾倒在后门的岸边，久而久之，煤渣不断往河内积淀，便形成了一个小栈头，可供划桨的小船停靠。往往都是这些最粗糙鄙陋的东西，被许多人喜欢并使用，大概是那份随意与不需要多讲究什么的态度较符合劳作的人们，因此茶馆后门口的栈头上时常会同时歇着四五条船，占了三分之一的河道，令原本宽敞的河面显得稍微有些拥挤。
那些划着船想要靠岸的人，大都是四乡五里装了自家田头种的菜去集市卖，卖完来吃茶谈天的。他们从船上站起身，一步跨上岸，将船绳系在后门的门槛上，直接就从后门进了父亲的茶馆。他们会边大声喊“某某”，边挤过几张桌子，找到空位坐下。这些人中的大多数与父亲认识，或交好。
若干年后，当父亲已然安睡在青翠的山坡上，我的容貌不再稚嫩纯真，某一日他们中的一些人与我在小镇上相遇，在低矮的房屋檐下，在陈旧的刷着黑漆的木门前，他们身形枯槁，面容模糊，眼神昏暗却温暖。他们早已弃船上岸，用蹒跚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