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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年３月我进技合部时，该部有职员６５８人，另在亚非拉国家有１７００名执行项目的人员。单就在纽约的职员人数而论，它在秘书处中是仅次于行政与管理部的第二大部，全部有五个行政司：政策与资源计划司、规划与执行司、自然资源与能源司、发展行政司、方案支助司。每个司下设若干处，有的处下面还设科。另有直属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执行办公室（Ｅｘ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ｆｉｃｅ），负责专家及项目以外的该部人事和财务。此外，联合国统计司接受双重领导，其调研业务归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领导，技术合作业务由技合部领导。
技合部成立后的第一任副秘书长杰马科耶只干了一年就卸任了。毕季龙１９７９年７月上任后，首先集中精力整顿内部，对人事方面作了力所能及的调整。联合国绝大多数职员的任用是长期合同，工作到退休年龄为止，没有特殊问题不可随便解雇，因此，在职员的任用合同未曾到期时进行调动颇费周折。尽管如此，还是换掉两名司长，一名是已超龄的规划与执行司司长，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调来一位有经验、有干劲的人来接替；另一名是方案支助司司长，与人事厅的一位司长对调。后来的发展证明，新任命的司长在新的岗位上发挥自身的长处，经过一段时间，效果立见，这两个司的劳动纪律明显好转，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但是，１９８１年４月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人口基金相继宣布，由于发达国家减少对援款的认捐，它们被迫减少项目，各执行机构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停止执行一些已经做好预算的项目。紧接着，联合国人口基金将技合部本已批准的项目预算砍掉三分之一，开发计划署也砍掉一些，作为执行机构的技合部所收取的行政费将因此大幅度下降，该部不得不在人事上采取只出不进的办法进行缩员。１９８３年６月，技术合作部实行精简机构，在总部的总人数从原有的６５８人中减去１７９人，余下４７９人，在亚非拉执行项目的人员也由１７００人减为１２００人左右，它的结构从原来的五个行政司并成四个，将原规划与执行司撤销，其职能分由四个司承担。精简后的四个司的名称和职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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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部门（4）
１）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主管技术合作的政策，对项目的规划和评估，以及执行发展计划咨询项目。
２）自然资源与能源司： 执行矿业、水、能源、可再生能源、公共工程、测绘与遥感等项目。
３）发展行政司：执行公共行政、公共财政管理、税务改革以及人口方面的项目，包括建立和完善文官制与审计制度；等等。
４）方案支助司：主管招聘专家、技术援助项目的财政管理，为受援国采购设备，安排出国培训及奖学金，及日内瓦招聘与奖学金办公室的工作。
另有直属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执行办公室，主管技合部本身的人事和财务。
联合国统计司仍接受双重领导，其调研业务归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领导，技术合作业务由技合部领导。
机构精简后，技合部的支出大量减少，结构更合理了，效率得到提高，提供援助的范围及覆盖面反而比以前有了增加，成为一个财政上有大量盈余向后备基金提供的部门。
毕季龙主持技合部到１９８５年６月底，当年７月，我国政府推荐谢启美接任，直到１９９１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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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1）
我到技合部上班后，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３日，负责人事厅的助理秘书长乔纳给我寄来聘书合同，其中载明：
职务：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
工作部门：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职类：特等干事
级别：Ｄ－１，１档
工作地点：纽约
税前年薪：４３８９０美元，外加４０％的工作地点差价调整数及其他津贴
工作时间：两年，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４日至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３日
特殊情况：从中国政府借调
我于１９８０年４月３０日在聘书合同上签了字，表示接受上述条件，一式两份，人事厅和我本人各存一份。
１９８２年，联合国又续聘我三年，我在人事厅寄来的第二份聘书上签了字。其中说明对我的第二次聘用展期到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５日，职务级别不变，薪金则提高了一个档次，为Ｄ－１，２档。我在这个级别上只干到１９８３年３月底，４月１日起升任Ｄ－２级司长。
担任办公室主任的第二年，即１９８１年的5、6月间，我参加人事厅分别在纽约市和纽约州北部莫宏克山区举办的联合国高级行政官员学习班，先后脱产学习两周，学习内容是关于联合国本身的知识以及“解决问题与做出决定的方法”，邀请了联合国内外一些专家来讲解或主持专题讨论。学习班有数十人参加，都是Ｐ－５级以上的行政领导，大家生活、学习在一起，这提供了很好的彼此认识的机会。
除我之外，副秘书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还有毕季龙的特别助理（Ｐ－４）和安丝蒂的特别助理（Ｐ－３）及秘书６人（一般事务等级，Ｇ级）。
我作为办公室主任的职权范围是：协助副秘书长全面领导本部以及本部的行政管理；对本部所属各司、各委员会及专门小组的工作给予指导；代表副秘书长向会员国政府和常驻代表团、联合国立法机构、附属机构和专门机构等执行交涉和联络任务；执行副秘书长临时指定的任务等。
从以上职权范围可以看出，办公室主任对外代表副秘书长，对内承上启下，协调和沟通各司、各单位之间的关系。处于这样一个位置，我必须努力做到使部内各个单位受到公平对待，尽一切可能团结更多的人为技合部做好工作。我有机会与各方面的人士接触，参加部内、部外的各种会议，这些都有助于我观察和了解情况。我充分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处理好各种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挥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作用，协助副秘书长把工作做好。
普通职员不容易见到副秘书长，司长们个别约见副秘书长，一般也要事先通过秘书预约。而办公室主任可以接触到各级官员，当然他必须放下架子，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使人对他有信任感，才能了解到真实情况。我尽可能多地与各级官员接触，把他们请来办公室，或利用工作午餐等机会联络感情，了解情况。接触较多的是各个处的处长或相当级别的官员，他们是工作骨干，最了解情况。对司长，一般是我去他们办公室造访，或通过共进午餐或相互宴请的方式进行联系。
过了不太久，由于人们感到这位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不难接近的人，主动找我的人越来越多，使我能了解到一些深一层的问题。例如，方案支助司的人员，特别是其所属专家招聘处的人员情绪不高，原来是因为感到自己被冷落，认为领导上器重执行办公室的人，而贬低他们的作用。专家招聘处和执行办公室都是管人事的处级单位，负责人都是Ｄ－１级，前者属方案支助司，主管技术专家方面的人事；后者直属副秘书长办公室，主管本部人事和财务，负责人叫执行干事。该执行干事工作能力不差，但爱表现出高人一等，制造出他及他领导的单位特别受器重的假象。专家招聘处的人不服气，认为都是管人事，执行办公室有什么了不起！如果领导上在处理关系到两个处的问题时稍有疏忽，则易引起误会。我弄清问题所在后，同专家招聘处的正副处长作了长谈，在处理敏感问题时留意，证明领导上并没有偏袒执行办公室而歧视招聘处。不久，方案支助司司长拉###茨对我说：“我司的人对我说，现在我们放心了，因为证实叶先生没有对我们冷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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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花八门的任务中入门（2）
联合国的职员来自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的民族习惯、宗教信仰及文化背景，处理他们之间的矛盾，要特别谨慎，一定要掌握“一碗水端平”的原则。
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司长是一位南斯拉夫籍的犹太人，他下面一位英国籍的处长也是犹太人，他们与该司一位法国籍的处长闹得水火不相容。两个处长分别来向我告状，诉说对方的不是，但任何一方都提不出足以驳倒对方的有力论据。我从他们的相互指责中看出，矛盾由来已久，背景复杂，谁是谁非很难弄清，而且卷进纠纷的还不止这三个人，靠我的力量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的。我也不能让他们有我处事不公、偏袒某一方的口实，我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耐心听取他们各自的陈述，不轻易表态。只是当那位犹太裔处长对我说，法国籍的处长在管理项目中有受贿行为时，我立即严肃指出，如有证据，应该拿出来，否则这样的问题不能随便乱说，乱说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他便不再吭声。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背后相互指责，这种气氛逐渐平息下来。
技合部当时有十来名苏联人，担任项目管理官员和科长职务。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起初，他们对毕副秘书长和我这两个从中国政府借调来任职的人有些顾虑，不敢接近。我则注意对他们与其他国家的职员一样，一视同仁，有时碰面时还与他们用俄语寒暄，以缓和气氛。一段时间后，他们逐渐发现我们在人员的使用和提拔上并没有歧视，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对我们敬而远之了。
该部还有几位我们的同胞，他们都为该部及加强该部与中国的合作做出了贡献。副秘书长特别助理赖尚龙和发展行政司的林武郎是从台湾来的；政策、规划与发展计划司的沈祖为（女）和自然资源与能源司的麦举能是从香港来的。方案支助司招聘处的李醒嘉（女）也来自台湾。她原在会议事务部中文处任笔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人提出想来技合部招聘处工作。翻译人员不属地域分配名额，从中文处调到技合部受超员的限制，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才成功。那也是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成功的例子，其后人事厅对类似调动就卡得越来越死了。
朱汉生和游允中属联合国统计司，该司受双重领导，调研业务归国际经济与社会事务部，技术合作业务由技合部领导。他们二人各自都曾多次到中国执行项目，帮助中国在统计方面与国际接轨，并完善统计制度，得到我国家统计局的赞许。
台湾同胞陈恒茨１９７６年进入联合国，我１９８０年到技合部时，他在该部规划与执行司东非科任方案管理科干事（Ｐ－３级）。１９８１年，他去坦桑尼亚执行技术援助任务时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年仅三十出头。噩耗传来，大家为之悲恸，我和方平与赖尚龙代表副秘书长及该部同事到他家中吊唁，并向他夫人表示慰问。与他同机遇难的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官员七人，联合国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按规定，坦桑航空公司应给受难者家属相当数目的赔偿金，但该公司财政拮据，即使将其全部财产变卖，也不足以抵偿小部分受难者家属应得的赔偿金额，只好全部由联合国担负起来。
另有一位从台湾来的赵宝熙，听说是国民党###陈立夫的外甥。他１９６０年起进入联合国秘书处，技合部成立时到该部规划执行司工作，１９８７年提前退休，后曾在联合国的ＴＯＫＴＥＮ计划下到中国讲学。
有一位在我国合法席位恢复之前进入联合国的同胞，在原技术合作厅任职多年，技合部成立后，担任过Ｄ－２级的司长，退休后一度应聘为该部短期顾问。他曾经出过一些不错的主意，但也干了一件令整个秘书处吃惊的事。大约１９８２年的一天，他已经不是顾问了，突然打电话来，问我是否知道中国政府已推荐他接任毕副秘书长的职务。我对他说，我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不知他的消息来源是哪里，他却支吾其词。他也向秘书处其他人放出同样的消息。看来他自视甚高，想借机制造舆论，以为联合国的人都会向他发出欢呼之声，于是他就可借以向中国政府毛遂自荐。岂料，他这种做法的效果适得其反，甚至惊动了秘书长。秘书长托人捎口信给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负责人，请他向中国政府转达：毕季龙先生如能继续留任，秘书长没有意见；如果中国政府要换人，千万别推荐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