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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我读了一批报刊，像《大公报》、《观察》、《时与潮》，还有旧的《东方杂志》。巧得很，我们在重庆住的地方是申新纱厂的产业，舅舅住在楼下，书房有很多杂志，有整套《东方杂志》，也有梁任公的全集。我有父亲和舅舅的书报可读，从那时候起，我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
我父亲也不是有系统地教我，其实是随机指点，比如他听BBC，了解欧洲的战局，会讲给我听，因为我听不懂英文。他把地图挂在墙上，告诉我战争打到哪里了。他要找听众，我是唯一的听众。
我父亲完全是受英国教育，我的英文不是他教的，是到了辅仁中学才学的。之前我只懂ABCD，辅仁中学英语教法真是好，有一半教材是用英文写的。沈致平老师教得好，他不背文法，不背课文，讲句子结构，讲文章结构。他一上课，在黑板上写一个字，随意点了学生，从一个学生一个名词，再到一个学生一个动词，加个形容词，加个副词，一路就衍生成一篇文章，一堂课可以教出很多东西。对话无所谓，我们是阅读和写作为主，一般阅读的是翻译本，像莎士比亚的、傅雷译的东西，非常自由，顺着你的性子自己发展。我们十个人的小班，某一个人有哪一项强项，他要负责教别人。我们高二时，老师就晓得：你们这几个人已经超过高二的程度，暑假时就做高三的功课。我始终觉得高中教育要不了三年，怎么与人相处，怎么与人合作，这是最要紧的，知识方面其实很容易。现在的教育有点本末倒置。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辅仁中学（5）
我对历史一直都有兴趣。我在学校里，老师说，你的历史、地理、国文知识基本不错。我读了钱宾四先生的《国史大纲》，裘维霖老师就推荐我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这些使我的兴趣越来越深。那时候我的强项是理科，很快我的数学就上去了，我一直想学理科，可是我在化学实验室，试管拿不稳，几乎引发火灾。从此，我打消了学理科的念头。学校的安排，本来一年级在一楼，二年级、三年级都上二楼；为了我的方便，安排我们班一直在一楼上课，我非常感激学校。
新文学我基本都看，我看书速度很快，所以没落什么东西，我一辈子没有背过书。因为我从小读书一个人自己瞎读，所以口音不准确，从字义上下一琢磨，懂得它的意思，可是发音不会，至今还常念白字。
在辅仁中学，我们用无锡话教书，所以外来的老师很辛苦，讲的是文白交杂的蓝青官话，因为学校的孩子都是本地人。我本来会四川话，天下最好学的话是四川话和湖北话，属于中州音，真正的中州音就是湖北北部的话，所以后来我学普通话也不难。
我没有读过小学、初中，直接上了高中，这种例子也不少，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抗战在四乡八镇自己读书，抗战胜利回到城市有可能直接读高中。而且，那时候读大学可以凭同等学力，不管你的文凭，现在不可能了。现在学制死死板板的，没有多大弹性。
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受正规的教育，我弟弟，还有比我大一岁的姐姐，在抗战期间都是住校，十一二岁的娃娃就住在学校里。我几个大的姐姐都在大学住校。我大哥早死，是辅仁中学学生，二哥许庆云也是辅仁中学学生，他是抗战时期成都的金陵大学毕业的。我弟弟在中央大学附中，我姐姐在南开大学，我叔叔的儿子老九凌云，读的是无锡中学。
我的三姐许有榛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在鹿桥《未央歌》写到的学校。《未央歌》不提学生生活辛苦，其实，那时全中国的学生都很辛苦，都是一个人只有一套衣服，都吃不饱。公务人员也吃不饱，所以我们这一代人都长得矮，营养不良。
我们这一班，在高中不用读三*义，到了考上台湾大学，民国三十七年行宪，命令刚刚到台湾，我刚刚进入台大，也不用读三*义。等到国民政府迁到台湾以后，在我下一班开始又恢复读三*义，所以我那时候没有读三*义。
当时我手脚还是不好，我父母在厦门或者上海，我在老家跟老九一起住，雇了一位男工，既做车夫，拉人力车，也照顾我们两个孩子的起居生活。当时父母讨论过，假如那种生活维持下去，我恐怕不方便到外面读书，就在无锡读书算了。当时钱宾四先生在无锡，荣家办了一个江南大学，他做文学院院长，我父母打算我将来读江南大学。如果没有后面我逃难到台湾，宾四先生没有逃难到香港，我就可能做宾四先生的学生，结果可能不坏。
无锡人都很佩服宾四先生，他是自己学出来的，真是聪明，当然西学的东西不多。《国史大纲》是民族史观。我的《万古江河》是从他那里完全离开了，是世界史观，这本书跟以前的通史不一样，之前不管海峡两岸，写的都是民族史观。在抗战时期，救亡是最大的主题，我要到五十岁才能够静下心来说：日本人的罪状不是日本民族的罪过，是一批日本军阀的罪过。要到五十岁才能摆开这个仇恨，你想想看，多难啊！。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二章 辅仁中学（6）
人心思变
抗战胜利以后，我父亲的工作是做全国引水委员会的主任，清理各个航道的漂雷和障碍，可是只清理了上海的航道，内战马上打起来了。等到我父亲退休了，可以在海关领到一笔丰厚的退休金，但是货币改革，发行金圆券，他全数兑换，后来金圆券变成废纸。老人家一生辛苦，完全白费。
抗战以后的无锡大不如前，日本人占领时没有建设，没有更新，还是小巷子，还是茅坑，闻起来满城都是臭味。小河里的船可以到后门口靠住，我们家二三百年祖宅，前后三进，前面是街，后面是河，跟周有光家的房子一样。许家在无锡不算大家庭，人数不多，而且我们是外来的 “客许”，我们隔壁有“本地许”。
无锡的经济有丝绸、纺织、机械厂、交通中心。内战对无锡没有损害，没有打仗。内战时，我不在国内，我父亲的理解，这仗根本不能打，共产党输了就谈判，一赢就不谈判。那个时代，由于经济混乱，不满的人越来越多。蒋介石用了特务组织来控制，更是自由分子受不了的。生活上，抗战第一年大概马马虎虎过日子，第二年就不行，第三年以下就越来越穷了，拿薪水过日子的人都过不下去。胜利后，好日子也没有几天。不过，国家替大学、中学设立公费，养活青年学生，功劳不小。陈立夫是蒋介石的*部长，*宣传，骂他是“四大家族”之一，其实他没有贪污。他建议：“给我两个师的费用，我替国家保持学术香火不断。”
因为生活艰困，加上特务，大家都很气恼，当时也有发国难财享福的人，有奸商，也有权贵，所以一定有对政府的批评。年轻学生干脆就往延安跑，去了一看，像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发现延安是阶级森严的地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王实味写得很有意思：“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有些学生投了延安又回来了，有些学生就无回头路了。当年在新四军的地方，比在延安要好，新四军没有那么阶级化。
在国家受敌人侵犯的时候，百姓总向往有一天建国，国家强起来，为了“中国”两个字，什么都不要了。很多年轻人，抱着理想，以为天下不平事，莫过贫富差距太大，立志要铲除不平。在共产党宣传的时候，这些大中学生大多没有真正在农村待过。中国农村的地主不是他们形容的那个样子，像收租院的故事，不是真的，白毛女的故事，也不是真的。但是大中学生理想很高，觉得将来要过一个平等的世界，当然对旧社会非常仇视了。国民党是有资产阶级，也有地主，有些农村来的人，到政府工作，到学校念书，是地主的子弟，比一般城市的穷孩子生活得好，所以就说这些地主的孩子带着钱过日子，大家要革命。最要紧是“中国”两个字，要中国站起来。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受了百年屈辱。太平天国是代表基层要以西方的方式来革中国命，但是这个“西方”是非常虚假的，实际上是一个旧的帮会。紧接着的是维新，包括湘军、淮军将军们在东南各省的维新和建设。这还不够，于是一方面就有义和拳，另外一方面又有辛亥革命，都是民族主义的诉求。孙中山革命是驱除鞑虏、平均地权，革命分子以为，国家搞得一塌糊涂，就是因为执政的是外来者，满人的帝制。在日本，帮孙中山的人一部分是自由分子，一部分是帮会，帮会是希望笼络孙中山，借孙中山帮助他们进行东亚圣战，但是自由分子帮孙中山完全是思想的共鸣。孙中山下面一步是蒋介石，再下面一步是毛泽东，所以一系列下来五个阶段，都是一贯的民族主义。
我们那时候大多数的学生是左派的，很多人到了高二变成地下党了，晚上活动，不让我知道，因为我不能活动。那个时代左倾是一种时髦。
在抗战之后，我们晓得要有大变了，因为在大战之后，师老兵疲，人无斗志，人人只想回家收拾家园。大家对内战非常厌恶，希望早日过去算了。当时有一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而事实变成穷则变，变则不一定通。大家对共产主义有期望，宣传很重要，内外都是如此，西方来的记者像斯诺、白修德，到了重庆不能理解中国会撑下去，一到延安，就觉得中国的希望在那里。
蒋介石孤立得很，手上的军阀都不听他的话了，冯玉祥老早跟他翻脸了，张学良关起来了。广西部队放在湖北，他管不住。云南龙云根本就不听蒋介石的话。老蒋这个人性格很自负，也很倔强，他不是想到自己反省，反倒运用特务，加强了控制。这是错误的，只是引起更大的反感。
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占了北方若干基地，南方除了新四军以外，基本上没有基地。国军厌战，老百姓盼望平安，没有人愿意打，士无斗志。国民党第一次法币改，第二次金圆券，整个经济崩溃，这两次使得民心尽失。那么，知识分子推波助澜，自己的怨愤之气，转化成要求国家改革。
我天天看报纸，一天出两三版的和谈消息。我们希望两边谈出结果来。共产党间谍工作做得非常好。美国的马歇尔被玩弄股掌之上，司徒雷登被玩弄股掌之上。
1946年2月政治协商，周恩来、邓颖超、吴玉章等七个人签了字。这是*自己提的议案，反过来要求*执行，党退出军队，党退出学校，全民选举，议会政治，共产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国民党控制地区编入独立的师。若干年的军队国家化，也许情形会有变化。
我父亲当时觉得留在大陆肯定活不成，因为他的官阶比较高。他的海军教育是英式教育，自己在意识形态上是英国的自由主义，如果不做军人，不做官，做学者，比我好。
第三章 台湾大学（1）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我二姐许婉清和她丈夫李模都学法律，李模在南京起家，二十三岁就成为大律师。他们知道不能留在大陆，因此请调到台湾做法官。1948年底，二姐和二姐夫从上海带我和许凌云到台湾。我们坐海船过来，走了一天一夜。我父母跟老六、老八来得很晚，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船才到台湾。我大姐许留芬和她丈夫王纯一已经在台湾了。我姐夫王纯一在糖厂工作，我们就住在糖厂宿舍。王纯一的孙子就是今天的歌星王力宏。
我们作为流亡学生征选去插班，我插到台南二中，读高三下，三个月就毕业了。那个学校程度跟辅仁中学差太远了。
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方东美的太太替我报了名，因为她的儿子跟许翼云是中央大学附中的同学。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学，比我高一班。读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她出自好意。
我上过方东美先生的课。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严峻，没有亲和力，讲课是不大管学生听不听得懂，一辈子没有教过什么真正成材的学生。他的学问自成体系，是杰出的哲学家。我跟他家里来往不多，因为我们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们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亲，对学生很慈爱。
因为我知道辅仁中学是好学校，当时在江南地区，辅仁中学的学生没有考差的学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会考上大学。但是没有料到，我的数学考了一百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我的文科成绩，也引起老师、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