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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召开，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问题、宪法草案问题、军事问题等五项协议，政治*化、实施宪政等话题被重新提起，人民以为“和平*新阶段”即将到来，吴敬琏也满怀希望，以为可以遂科学救国和实业救国的心愿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弱不禁风的激进少年（3）
2月10日，重庆各界举办庆祝政协闭幕的群众大会，并推选郭沫若、马寅初等20余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德全为总主席，李公朴作总指挥。当日，国民党特务冲进会场，以主席团推选不当为由大打出手，郭沫若、李公朴、陶行知、章乃器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被打伤，酿成震惊全国的“校场口流血事件”。当时，吴敬琏正在重庆，亲历了这一惨案。
接着过了10来天，又传出国民党特务要在2月22日的“反苏大*”中制造事端，并扬言要捣毁《新民报》、《新蜀报》和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吴敬琏清晰地记得，21日夜间，全家很紧张，陈铭德等人都离开了报馆。第二天，*队伍经过《新民报》报馆所在的七星岗时，并没有发生打砸事件。但是，一群有组织的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盟机关报《*报》营业部。
吴敬琏一家迁到南京后，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调集百万大军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内战眼见一触即发。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反对内战大会，各界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等20人组成和平请愿团，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６月23日，上海市5万余人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代表赴南京请愿。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忽然有上百名“难民”蜂拥而上，把代表们包围起来，围困长达5个多小时，接着发生暴力袭击，团长马叙伦被殴打，学生代表陈震中被打成重伤，随行采访的《新民报》采访部主任、著名女记者浦熙修被暴徒揪掉一半头发，血流满面。那天晚上，吴敬琏的大姐吴敬瑗随妈妈去探望浦熙修，看到惨状深受刺激，回来后便大口吐血。
随着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国家再陷乱局。《新民报》秉持一贯的反战立场，严厉批评国民政府，深为国民党所嫉恨。在随后的几年内，上海版和南京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被骚扰破坏，诸多编辑、记者或被捕杀，或遭殴打。陈铭德—吴家子女一直叫他“伯伯”—是一个性情十分温和的人，非常善于处理各方关系，是一个公关高手，平日从未与人红过脸。但有一次，他的妻舅、担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新闻局副局长的邓友德劝告他尽量少批评国民党政府，否则有可能遭到毒手，吴敬琏见他涨红了脸，愤怒地大声呼道：“你让他们拿枪打死我吧。”
这一系列活生生地发生在眼前的事情，让吴敬琏对国民党政权彻底绝望。他认为，母亲的宪政理想是虚幻的、软弱的，必须通过革命的方式才可能拯救苦难的中国。这时候的他，经常因病休学在家，便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读书，他从生活书店的《青年自学丛书》中，读到了*的《资本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高尔基的《在人间》以及《鲁迅全集》和巴金的小说等等。这其中，最让他着迷的是19世纪末的俄国哲学家、革命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那本充满了革命激情的小说《怎么办？》是第一本影响了青年吴敬琏世界观的著作，书中的主角、年轻的革命*主义者拉赫美托夫更是成了他的偶像。正是在这样的阅读中，一位“科学迷”变成了拉赫美托夫式的左翼激进青年。
卧病在床的吴敬琏还真的为革命做过一些具体的工作。他的二姐夫关在汉原来是《新民报》记者，后来转到美联社，最后当了法新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他在和谈期间一直和*代表团保持着密切联系。代表团撤退后，也利用外国通讯社记者的身份为共产党做些工作。吴敬琏就跟他合作，他天天躺在床上秘密收听延安广播，然后由关在汉以外国通讯社的名义发表出去。有一次，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用记录速度广播了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吴敬琏一字一句地把它记录下来，复写多份在熟人中传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弱不禁风的激进少年（4）
1947年年底，国民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选举，陈铭德和邓季惺两人都决定出马参选，他们的一些参加共产党外围组织“小民革”（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朋友，如张平江、谭惕吾等非常支持鼓励。而在家庭内部，为了是否参选的事情，却几乎吵翻了天。吴敬琏和关在汉坚决反对，认为这是与反动势力同流合污，邓季惺“相信法治到了迷信的程度”。而国民党的拥趸、邓季惺的三弟邓友德也表示反对，在他看来，邓季惺进立法院就是要去跟国民党作对。处在中间的陈邓左右都不讨好。这一景象几乎就是当时民间立宪人士在中国的一个缩影，稍稍拉开一点，竟还可以看到30多年前梁启超、邓孝可等人的尴尬。
事实上，早在1946年9月，陈铭德就在《新民报》的重庆版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了中间者的困顿，他写道：“时至今日，一切都是打的局面，种种都是乱的特征，我们站在中间来办报，谈和平、谈*，来反对内战内乱，当然是不识时务……我们虽然明知这条中间道路是一条左右不讨好的道路，但为了明是非，辨真伪，为了代民立言起见，本报立场将始终如此做法。”
或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陈邓决意参选。陈铭德竞选国大代表顺利当选，邓季惺竞选立法委员则遭到抵制，她被国民党剥夺了提名候选的资格。强硬的邓季惺当即以自由人身份竞选。她的选区在四川，国民党以散发传单、羁留投票人等办法百般阻挠。邓季惺则亲下基层，四处演讲拉票，《新民报》同仁更是不遗余力，历时三月，最终竟突出重围，高票当选。在当时的600多名立法委员中，像邓季惺这样无党无派者，几乎绝见，她成了各党纷纷拉拢的对象，邓却公开表示，暂不参加任何政党组织，仅以报人身份参政。
独立的邓季惺在立法院果然不见容于各方。进入1948年之后，胜利的天平倾向了共产党，国民党军队在前线节节败退，这时候，发生了“邓季惺大闹立法院”的事件。
6月17日，人民解放军攻下开封，国民党派出空军悍然轰炸开封市区，导致无数平民伤亡。6月24日，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秘密会议上作中原战局报告，多位河南籍立法委员涕泪控诉。邓季惺联络30多名立委提出临时动议，谴责对开封的轰炸，并要求严禁轰炸城市。第二天，南京《新民报》刊登了立委质询和邓季惺等临时动议的详细内容，一时，举国哗然。在当日的“立法院”院会上，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们纷纷以“泄露军事机密”为由控诉邓季惺，十多个人叫嚷说：“共产党尾巴已经伸进立法院，一定要彻底追查，把潜伏在本院的奸类清除出去！”
等到邓季惺上台发言的时候，台下仍然是叫嚣和嘘声不绝，未等她开口，就有人大喊：“滚下去，滚下去。”邓季惺一脸秋霜，毫无表情地站在台上，冷冷地观望四周，静待发言。接着就爆发了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的一场互骂，此事波及全国，史称“《新民报》泄密事件”。
这一事件之后，国民党终于将《新民报》视为眼中之钉，非除之而后快。7月9日，蒋介石亲自写下手令，宣布永久查封《新民报》南京版。接着有消息称，当局已决定将邓季惺逮捕并移交“特种刑事法庭”治罪。10月，邓季惺在友人黄苗子代购机票的帮助下，仓皇逃亡香港，两个月后，完成了善后事宜的陈铭德也化名出走。
从此，这位以“改良立宪”为终身理想的大律师、绝代女报人被“逼上梁山”，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改良主义思潮在中国的“死亡”。而这一切，显然是她的儿子吴敬琏所愿意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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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经济的年轻人（1）
1949年4月中旬，在*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吴敬琏随母亲从香港回到已经和平解放的北平。在香港停留期间，陈铭德、邓季惺和赵超构曾仔细策划如何改组《新民报》，以便在新中国“东山再起”，他们曾问夏衍，共产党是否允许私人办报？答复是：当然可以。在解放初期，邓季惺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之后就逐渐边缘化。后来，《新民报》系的结局是这样的：1950年4月，成都版停办；1952年1月，重庆版停办；1952年4月，北京版被政府以2万元作价收购，改成《北京日报》；1953年年初，上海版实行公私合营，易名为《新民晚报》。陈邓的报人生涯从此终结，1953年，他们分别被任命为北京市城市服务局副局长和民政局副局长。邓季惺回忆，她干过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主持修建了北京市的第一个火葬场。
父母的被边缘化，显然没有影响到吴敬琏对新社会的热情。一到北平，他就住进了羊肉胡同的香山肺病疗养院城内分院。到1950年春天，身体有所康复，吴敬琏就回到南京金陵大学开始学习经济学的大学学业。很快，他加入了新*主义青年团，1950年暑期开始担任经济系团支部书记、校团委的团课教员。
这种“为建设新*主义社会而学习”的学生生活只持续了一个学期，就开始了抗美援朝的政治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在朝鲜人民军占领了南朝鲜绝大部分地区的情况下，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直逼平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1月中旬，发生了金陵女大和金陵大学美国教授污蔑北朝鲜侵略南朝鲜的事件，学校的党、团组织抓住时机，掀起了影响全国的“反侮辱、反诽谤、反美帝控诉运动”，把群众的仇美情绪调动起来，为抗美援朝扫清思想障碍。①吴敬琏被控诉运动所激发的爱国心推动，积极参加了这场运动。控诉运动结束后，由校团委出面，举办了题为“揭露美国利用文化教育机构进行侵略活动，宣传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罪行”的展览会，吴敬琏是筹备展览会的负责人之一，他整天忙碌，不知疲倦。1951年2月，中国政府接管了各地的教会学校，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合并成立公立金陵大学。
很快，英文从课程设置中取消了，西方的经济学论著被彻底废除。到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各高校经济类课程只开*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采用的全部是苏联专家编写的教材。
在青年吴敬琏看来，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他在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我在大学期间，除了第一学年还上过几门现代经济学课程外，所学的理论和方法基本上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当时我以为，掌握了这一套理论和办法，就能沿着苏联的道路，迅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吴敬琏选集·作者自传》），“使我对这些理论观点深信不疑的，并不是有关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各种事实材料，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某种信念。这种信念又因我国50年代上半期在新*主义经济制度下取得的成就而得到加强。这种思想脉络大概只有在50年代上半期身历其境的人才会觉得完全合乎情理。”（《中国经济的振兴有赖于市场取向的改革》）而在口述史中，他更进一步说：“因为要反对国民党，所以就要接近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学习共产党的理论。其实你现在回想起来，根本就没有学懂，很多事情并没有学懂。”
学经济的年轻人（2）
从1951年12月开始，为了整肃进城以后愈演愈烈的*之风以及打击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央发动了“三反五反”运动，吴敬琏作为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参加了学校内清查贪污浪费的活动。例如，参加在中央大学大礼堂召开的全市高校系统“打老虎”（“老虎”，指的是重点斗争对象）大会。这种会议是大小会结合的，大会上各校竞相报告“战绩”，当场“落实”宽待政策，然后各校再分头开小会“攻心”，迫使斗争对象交代。这种活动不用扩音器，全凭着年轻人高音喇叭似的嗓子，往往一“打”就是几天几夜，不达指标誓不罢休。
所谓“斗争阶段”结束后，吴敬琏被调到校增产节约办公室做结案工作。使他万分惊讶的是，在运动中言之凿凿的贪污案件竟一个也不能落实定案。
吴敬琏在大学里积极参加“打老虎”的同时，邓季惺和陈铭德在北京却成了被打的“老虎”。建国之后，邓季惺出资在北京南长街修建了一幢三层楼的花园洋房，现在，这座私宅被认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