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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海祭-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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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宝成觉得好笑,也打量客人:“先生,你是唱戏的?”

  “胡说!”一个马弁喝道,“这是我们吴营长!”

  营长?张宝成眨巴着眼。他知道营长是个管着三四百个兵的长官。他也知道辛亥革命就是几个营长在武昌城先起的事。

  “长官,坐!”张宝成又是端凳又是递茶,“我给您打壶好酒去!”

  姜珍儿好奇怪:今日子太阳怎么从西边出来了?

  “好,好,”吴营长赞不绝口,“这孩子,机灵!”

  “可不,比你这两个呆头呆脑的兵强多了!”吴太太也露出一口贝齿,夸,“老板娘,有这么个娃儿,你的福气呦!”

  一顿晚饭,娘儿俩把吴营长和营长太太服侍得舒舒坦坦。张宝成还往两个马弁手里各塞了一包“哈德门”香烟。两个兵喜笑颜开,连声称赞张宝成知书识理。闲聊三五句就把家底子晾了:吴太太叫李惠花,二十五岁,是石河镇李家酒馆李老板的二女儿,在南通城欧阳予倩的伶工学社学过唱戏。前几天她弟弟成亲,俩口子回石河镇吃喜酒住了几晚上。

  “我本想多呆个两天,等着坐汽车,可他急着要回营。”吴太太抱怨,“这一路,坐的木轮车,吱吱嘎嘎格登格登,把全身的骨头都颠散了!”

  “可不是!细皮嫩肉的,真亏你受得这份罪!”姜珍儿深表同情,又劝,“那就在这儿多住上一宿。明日子,我陪你摸几圈牌!”

  擦完身子,烫过了脚,吴营长夫妇在张宝成的床上睡下了。两个马弁也在大客房里打起了鼾。

  姜珍儿打着哈欠正想睡觉,张宝成却走进来:“妈,跟你说件事。”

  “说吧!”

  “大前天,我找金铁口算了算命。金先生说,我今年是东风正运,要遇贵人。”

  “哦,贵人?能遇上当然好!”

  “我……想,可能就应在吴营长身上。”

  “应在他身上?”姜珍儿愣了愣,笑道,“明日子,你给他叩两个头!”

  “不,我得先给你叩头。”说着,张宝成一弯膝盖跪下了。

  “咦咦,起来起来,这娃儿,跟我叩的什么头?快起来!”姜珍儿伸手来搀张宝成。

  张宝成挡住她的手:“妈,求您答应我一件事。”

  “说,说呗!妈要能帮你,割肉也成!”姜珍儿感动地伸双手捧住张宝成的脸。她头一次觉得养子长成大人了。

  张宝成闷了闷,终于把话吐出了口:“妈,我想……当兵去。”

  “什么什么?”姜珍儿跳起来,“我养你这么大,让你去当兵?——不,任啥行,这不行!你父躺在棺材里也不会答应的。他和我就领你一个娃儿,你倒想撇下我去了?你,你……还有点良心吗?唔唔唔……”

  姜珍儿抽泣起来。

  张宝成不说话。

  隔一阵,姜珍儿数落说:“老话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人家躲还躲不开,你倒是念书念糊了心!你说说,当兵有啥好?有啥好?啊,你吃得了那份苦,受得了那份罪吗?你倒是图的什么呀?啊,图什么呀?”

  张宝成说:“图我自己有个前程,也图为您当妈的争一口气。”

  张宝成又说:“我呆在家里也没个正经事,要学坏就学坏了。您、舅舅、还有父,都认定我能干大事,我也想干点大事。混日子过,这辈子能有什么出息?即使我有心孝敬您,又能孝敬个什么子丑寅卯来?”

  张宝成接着说:“眼下这世道,就是乱世,自古乱世出英雄。不去当兵,一辈子也难有个出头之日!别人怕当兵,我不怕。队伍里识字人不多,我识字,到那里吃不了亏。跟吴营长好生干,他还能不给个照应?三五年下来,不信我当不上长官。那时候您就是官长老太太,我雇大轿子回来接您,有多风光!也不枉您抚养我一场。”

  张宝成最后说:“这个主意我拿定了,不变的!妈,求您别挡我。就这!”

  他说得很平静,也很顺畅,象是早准备好这些说词了。

  听儿子一口气说了这么多,姜珍儿怔了。是,兄弟姜佐才没看错,儿子是干大事的人!听听这些话,多大的心计呦!自己硬挡他怕也挡不住……

  “宝成,好娃儿!”她抱住儿子的肩,哽咽了,“妈就听你的,听你的!明日子一早,我跟吴营长说。我看得出来,他喜欢你。”

  第二天一早,下起了长脚雨。吴营长不想逗留也得逗留了——雨后的黄泥地粘得象浆糊,雇不上木轮车。姜珍儿叫上帮佣的陈妈陪吴营长夫妇差不多摸了一天的纸牌。到了下午,姜珍儿接连出错几张“二饼”、“六条”,都是下家吴营长和牌,面前的铜板角子堆了几寸高。

  趁着吴营长高兴,姜珍儿便求他带宝成去当兵。

  “当真话?”吴营长睁大眼睛张大了嘴。

  姜珍儿答:“当真话!”

  “你情愿?”李惠花也拉住了张宝成的手。

  张宝成应:“我情愿。”

  “好——”吴营长翘起兰花指亮开嗓子叫一声,尾音甩出三道弯。他把面前的铜板角子统统推到姜珍儿面前,仄身做了个道谢的姿势:“奴家有礼了!”

  
  (三)

  南通城东民巷十七号后院。

  晚。一盏玻璃罩美孚灯搁在方桌中央,明亮的光线勾勒出三张安祥、平和的脸。

  东面坐着我奶奶。她左手架一只圆竹绷,右手时伸时缩上下翻飞,绣花针扎入绸布的“卜卜”声和丝线抽动的“索索”声合奏成一支节奏分明的歌。

  北面坐着我姑妈。她握一管毛笔,屏息凝神地临摹着柳公权,横撇竖捺笔笔如缕。每写完一个字,她把楷推开,看几眼,接着写下一个。

  西边坐着我的父亲。我父亲那会儿好象只五六岁,正专心致志地在纸上画房子,画电灯,画汽车……

  一幅宁静的市民天伦图。

  凝望着这幅遥远的图,我的耳边总飘袅着一支委婉、徐缓的小夜曲,心也悠悠地飞……

  前面我已经交代过:我的木匠爷爷在参加红军时安排我的聋奶奶带着一双小儿女搬进了南通城。

  这里面牵扯到一个与我的小说并无什么关联的女人。她好象是我木匠爷爷的什么亲戚,我应该叫她大姑奶奶。我没见过这位大姑奶奶但我听说过她的故事:她自小给一户铁匠家做童养媳,十六岁成的亲。成亲时小铁匠才发现根本没法行*,因为这个小媳妇是“石女”,医学上叫做“先天性*口闭锁症”。这种病症本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但小铁匠不可能知道什么闭锁不闭锁只是一味地绷霸王弓,新婚一个月下来费尽力气却是一事无成。穷铁匠娶亲不容易,总不能守着媳妇干瞪眼。无奈之下,他请身强力壮健如牛的师兄帮忙。这位师兄能把铁疙瘩当面揉,却也同样凿不开那把“锁”,折腾得气喘嘘嘘汗如雨下,我大姑奶奶也杀猪似地喊。不几天,大姑奶奶再也不堪折磨逃离了铁匠铺,几经周折在南通城商会会长潘怀宇家里当了女佣。我奶奶到南通后落脚在潘府后面的小院里就是投奔的她。

  我奶奶带一双小儿女落脚南通城,开销不会大但也不会小,总不能全靠我木匠爷爷私吞的那百十块大洋坐吃山空,除了二伯具成的贴补之外,主要靠我奶奶做针线活儿挣钱。

  奶奶虽然耳聋,但从社会学角度评价她同样是中华文明的继承人和创造者。她做得一手的好针线,尤其擅长绣花。南通的刺绣工艺原先并无名气,民国三年张謇开办女红传习所,聘请他的红颜知己沈寿女士当所长,开设刺绣、国文、书画、音乐等课程,博采苏绣、湘绣、蜀绣众家之长,形成了熔西洋油画、摄影与刺绣为一炉的通绣特色,独立于绣苑之茂林。我奶奶的绣技与沈寿无关,她拿手的是古老的插针绣,描龙能腾飞绘凤会亮翅。她的绣品不上市,大多是潘怀宇和商会同僚们订的货。通绣因沈寿而名扬海内外,富商显贵们便以绣品作为进贡馈赠礼品。我奶奶的作品当然没法跟沈寿大师比,却也因其耳聋而泥古因泥古而典雅,作为礼物当然是很珍贵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市文化局一位副局长在我家看到了一幅我奶奶早年绣下的牧童戏牛的床沿后,大为惊叹,鼓动文物部门前来收购。我父亲热心为保护文物作贡献也热心为奶奶留存点遗迹,把这幅床沿无偿地捐赠了,据说现在保存在南京博物馆。奶奶的作品那会儿只是算是产品,布料和丝线由主家送来,挣也就挣个手工钱。靠潘怀宇关照,每个月似乎不下五六块大洋。

  如此算下来,我奶奶领着一对小儿女在南通城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宽裕。一个有力的证据是:我姑妈我父亲先后都进学堂念书了。

  进的是南通城东民小学堂。

  跟我的伯伯们一样,我姑妈我父亲的乳名也都是木匠工具:姑妈叫“钻儿”,父亲叫“凿儿”。幸好我奶奶生下我父亲之后没有再生养,要不然真不知道我爷爷该拿什么木匠工具给孩子起名了。

  按照先前伯伯们的起大号方法,姑妈该名叫“张钻成”。但老师觉得“张钻成”不象是女孩的名字,于是为她改名叫“张玉晨”。这名字确实好听得多也优雅得多,没了木匠家的刨花味儿。

  倡导“实业救国”的张謇先生在南通办教育同样是大手笔。按他的设想,城镇每一万人口就设一座完全小学,农村每隔四里就设一所初级小学。时南通城乡面积约八千平方里,他准备逐步办起五百所小学。东民小学堂就是他和几个士绅捐资创办的,其中有潘怀宇。

  东民小学收男生也收女生,双轨十二个班另带一个幼稚园。我姑妈和潘怀宇的小儿子潘远华是同班同学。

  玉晨姑妈去世于1953年,我当然不可能见过她;但我想象她读小学时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女孩,有如春天里一朵含苞欲放的花骨朵,鲜嫩娇艳,人见人爱。我们都念过书我们也都知道这样的事实:门第身世在小学的孩子们中间是起不了作用的,这一方世界相对公平、纯净,学习成绩决定着他们在同学中的地位和威望。教师的职业道德如果不是太低下所看重的往往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我姑妈玉晨在班上当学长。

  潘怀宇有权有势且还是校董,他儿子在学校里却沾不了光。潘远华学习成绩不算差,唯毛笔字怎么也写不好,老师斥之为“一本子的泥螺屎”。玉晨却写得一手清秀俊丽的柳体楷,个个字被圈了红,贴在学校门堂的走廊里做样范。

  潘怀宇两个儿子,大儿子潘近华民国十五年去广东考入黄埔军校,如今已是国民革命军的少校营长了。俗话说“爷娘喜欢瘪奶儿”,潘怀宇也不例外。身为校董,他象关心自己脸面一样关心小儿子的学习,常去东民小学公私兼顾两督导,自然经常看到张玉晨的样范楷。看一遍,总要赞叹一回;看得多了,便要摇头叹息了,有一次竟拎着儿子的耳光罚他面对玉晨的样范楷站了半天,骂:“细畜生,看看!读书人的脸面在哪儿?在楷上。树要皮,人要脸,你就把这楷当镜子照照吧。照照你的脸是个啥样儿!”

  按常理,这样的训导很容易埋下仇恨。然而却没有。天天一个弄堂进出又同在一个班,潘远华对玉晨比别的同学亲近。十来岁的小姑娘爱漂亮也爱新鲜,潘远华有心讨好,今天给她买头绳明天给她买辫花。玉晨那会儿不可能有阶级觉悟也就真心实意地和远华好。潘家有书房有电灯笔墨也现成,玉晨常常去潘家做作业。潘怀宇央她指点远华写毛笔字,玉晨便诲人不倦,远华便学而不厌。

  “‘天’,最要紧的是这一捺,呶,这——样;‘玄黄’这两横得写长些,才稳实……”

  潘远华长玉晨一岁,这会儿却象个听话的小弟弟,一笔一划地学。

  玉晨嚷:“用力,用点力呀!”

  潘远华一用力,“地”的右半边糊成一团墨黑块。

  玉晨跺脚说:“笨蛋!说你笨还不承认,谁让你笔头上用力了?力要用在心上,手上。”

  潘远华再写一遍,还是没写好。

  玉晨挂下了脸:“巴掌伸过来!”

  潘远华畏畏葸葸地摊出了右手。

  玉晨拿一块一寸宽六寸长的板尺“啪”地抽下去。

  潘远华疼得直咧嘴。

  玉晨问:“疼不疼?”

  潘远华:“……疼。”

  玉晨:“来,我给你吹吹。”

  她捧起潘远华的手,凑在嘴前哈几口热气,说:“疼就记住了!再写。”

  潘远华再写。写不好照例又是一板子。

  潘怀宇和太太在门外看着这一幕,两张脸两种表情。张玉晨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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