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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软磨硬泡起高向东：“向东同志，你就从了吧。生个混血儿咱是没指望了，但其他方面都没有问题呀。以后咱们生个孩子，让他（她）一睁眼就说英文，一张嘴就吃cheese（奶酪），多好呀。”
他还是不同意，我就和他吵，说他没有理想，没有追求。他就说人和人不一样，他们团也有很多人走了，又回来了，何苦呢？他要是十###岁，他会考虑的，现在都奔三十了，凑合着活吧。
北京女孩姜小宁（2）
细想想，向东说的也对。对于我们这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出国的目的很模糊，有点儿“起哄”的意思。我们小时候也受过苦，但没有上代人那样苦。我们开始工作的时代正是改革开放进行到如火如荼的时代，吃的，用的，已经很和国际接轨了。我们到底为什么非要出国呢？不是有人说过：与其在北京流浪，不如到世界流浪。我没有在北京流浪，但我很想去世界流浪。世界的大门就在那里敞开着，干吗不去？ 趁着年轻去感受，多经历。
向东不同意，我就用离婚来威胁他。因为我知道他毕竟爱着我，离婚是他的“七寸”。其实，现在也是这样，年轻人都忙着移民、出国，不出去就会被别人看成没本事，“土”。在外企，这股风就更盛行了，外企就是一个出国人员培训部。大家都在观望着谁谁出国了，去哪国了，这成了一个人混得“好”的标志之一。
与向东的争吵没有结果，我就不和他吵了。我改为每天向他宣传加拿大的好处，甚至带他去看一个正回国探亲的同事。他亲眼看到他们的孩子去加拿大只两年，英语已说得特棒。
回来的路上，向东情不自禁地说：“你说这出去学的英语就是不一样啊？你听听那小子的发音，多纯正呀，才五岁，那‘呱呱’的，不看他脸的话，整个儿一个小老外。”
终于，向东同志妥协了。
一关一关的，递表，等待，面试。一年后，我们也拿到了移民纸。重演了肖梅走时的告别场面，我们，启程奔赴新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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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泡恶屎小区92号（1）
屎嘎巴儿区，粪池大街，拉泡恶屎小区92号。
肖梅来了有两年多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她的电话从来没有固定时间，情绪也是喜怒无常。她是个很好强的女人，又极好面子。每次问她过得怎样，她总是说生活在改观，在改观。一天，她半夜突然来电话，毫不留情地把我从梦中吵醒，兴奋地告诉我她找了份新工作，正在试用期，要是能转成permanent（正式工）就算熬出头了。没出三个月，她又打来电话，说洋人真混蛋，眼看就要转正了，就把她和印度人开了，白人反倒都留下了。她在电话里一句一个“Shit（狗屎）”，看来是气得够呛。
肖梅是学经济的，过去一直在我们公司市场部做经理。到了加拿大，就算她英语不错，手里拿着大老板的推荐信，也没有人愿意雇一个新移民来做市场营销。这类工作又体面，收入又高，白人都抢不来呢，哪里轮得到她。她如今与外地来京打工人员的境遇差不多：人生地不熟的，也没个靠山， 找工作只能依赖招聘，真是不容易。
这两年，IT业在加拿大持续升温，很多移民都丢盔卸甲地投奔到这一行里。肖梅就决定去读书，彻底改行，无非是用经济头脑来编程，没什么了不起的。她在报纸上看到很多IT的培训，有无IT背景无所谓，六个月培训，保证百分百找到full time（全职）的工作。
肖梅白天都要去北美精英IT学院上课。说是学院，其实就是一个潮乎乎的地下室。学员很多，学费也不菲，大家来自五湖四海，从记者到医生，干什么的都有。大家云集到这里就为了一个目的：重塑自我，再度辉煌！
时差加上兴奋让我们早上很早就醒了。向东套了一条棉毛裤，北京带来的，三枪牌。他招呼我快起来：“快点儿呀，出去走走。嘿，看看这雪大的，咱打雪仗去。”我一骨碌爬了起来，从箱子里翻出了一条眼下北京特时髦的紧身毛裤，向东就嚷嚷起来：“哎哟，您都到了加拿大了，还穿毛裤呀，脱了脱了，回头让人笑话。”“冷！你看外面……”我说。“不冷，快点儿。”向东旋风一般地拉了我的手就冲了出去。
我们裹上大衣跑到外面，欣喜若狂地奔向银白的世界。白雪覆盖了所有的颓废和枯黄，街上一个人也没有，阳光在光秃的枝丫间闪烁着，在一排排褪了色的木栅上跳跃着。二十几个小时前，我们还在北京的嘈杂中吃最后的羊肉串儿呢。和平里西街的自由市场人头攒动，卖烤白薯的，卖糖葫芦的，吆喝声，自行车声，叫骂声连成一片……仅仅二十几个小时，这些声音像被真空吸走了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眼前雪白和宁静的世界与和平里是如此的不同， 无法想像它们并列存在一个地球上。四下里静悄悄的，雪扑扑地下着，是那种小时候在北京才能看到的白莹莹的瑞雪，没费什么劲儿就到了脚脖子那么深。
肖梅开着她的二手Honda（本田）车来接我们。她在北京就开车，是一辆崭新的红色富康，走之前给卖了。
“别看是二手的，看看牌子，Honda呀，比富康高了好几个档次，不丢人。”肖梅一边开车一边说。“我以前那富康，买的时候八万，五万就卖了，亏死了。这Honda，你们猜多少钱？六千加币，北京买面的的钱，这在北京你能想像吗？！”
两年没见肖梅了，她有了些变化。那时髦而又俏丽的短发留长了，披在肩上。
“你怎么留长发了？”我问。
“短发每个月都要打理，太贵！留长发挺好，总像大学没上完。”
我还发现肖梅的口音也有些变化，加了点台湾味儿，又贴了些广东味儿，还时不时地冒两句上海话。
“你们知道吗？这儿管普通话叫国语，国语就是我这味儿的。”肖梅说。
肖梅整租了一个house（独立屋），就是美国电影里看到的地上两层，地下一层，后面有花园，前面有草坪和车库的那种。 肖梅的车拐进一条小街，停在一栋红砖的小楼前，房前是掉光了叶子的白桦树，两只肥硕的黑色松鼠在枝头跳来跳去。
拉泡恶屎小区92号（2）
“咱这个区叫Scarborough，广东话叫‘士加堡’，翻译成大陆话就是‘屎嘎巴儿区’。前面那条大街叫Finch，我们就叫它‘粪池’大街，咱这条小街呢叫Lapworth，就是‘拉泡恶屎’。回头你给家里打电话就说，你到了加拿大了，住在屎嘎巴儿区，粪池大街，拉泡恶屎小区92号，全和厕所有关，非把他们乐死。”肖梅一边介绍一边笑。
肖梅拎了一只小箱子领我们进了她租的红砖小楼。客厅里光线昏昏暗暗的，进门的地方凌乱地摆了很多鞋，有大有小，有男有女。
“别奇怪，这房子可不是我一个人住，我没那么奢侈。我都租出去了，做二房东，减少生活开支，争取能略有盈余。没办法，谁让我以前没好好攒钱呢，出了国才学会了节省。再说，国内毕竟挣的是人民币，一除就没了，又没个工作，光出不入的，不动点脑筋还真有点儿扛不住。”
肖梅的确是很有经济头脑的，整个房子除了厕所和厨房没租出去，所有的角落都租了出去。
一进门的客厅里摆着两组沙发供大家看电视，沙发不成套，这儿凸一块，那儿瘪一块的，像被人揍过一样。墙上贴着“室规”，大力宣传着节约水电什么的。肖梅小声说：“这儿房租是包水电的。不写这不行，很多人逮着不要钱的水就敞开用，特不自觉。”
“你们的房间在楼上，挨着洗手间。”肖梅在前面走着，穿过一个宽敞的过道，她指了指右手边一个外墙是弧形的房间，“这儿住了一家，是对夫妇。”
肖梅说：“在加拿大，我们管白人叫‘西人’或是‘洋人’，可不叫外国人啊！咱们在这儿才是外国人呢。”
“洋人？他们要是洋人，那我们不就成了‘土人’了吗？”向东对自己变成了土人而兴奋。
我们的房间是一间朝北的小屋，有简单的家具，四百加币一个月。听说出了国的人对钱特仔细，肖梅不宰熟就行了，我们可不奢望她能给我们什么优惠。
我直奔床垫而去，挺干净的，肖梅还免费赏了我们一条新床单。
“客厅和厨房是公用的，洗衣房在basement，就是地下室。对了，底下还住了一个单身的留学生 。”
介绍完了房子，肖梅带着我们出去采购了一些东西，driveway（车道）上停了四辆车，除了留学生的是新车外，其余的都是二手的。
二手的车也分了个三六九等。楼上住的张先生的车就属于上等的——一辆从香港人手里买来的白色宝马。香港人开车讲牌子，开了一年多就移情别恋上了大奔， 两万三加币就把宝马卖给了张先生。张先生以前在国内就开宝马，进口的，花了快九十万人民币呢。
肖梅和一楼夫妇的都是二手的日本车。肖梅说：“新移民中十个得有九个会买日本车，便宜，省油，禁使唤。”
“我可告诉你们，买二手车一定要买五千加币以上的。他们这车不知是几手了，虽然便宜，老得修。有一回小戴开回来，一刹车，车子停了，低头一看，你猜怎么着？方向盘掉了，多悬呀。”
向东看着车子就开始眼馋起来，来加拿大不就是想尽快实现开进口车的梦想吗。
“赶快去考笔试，有了G1驾照就可以买车了。向东有中国驾照，不用等八个月就能考。”肖梅说，“来了加拿大不学开车就寸步难行，这儿可没有北京打的方便。”
来加拿大已经整整24个小时了，总算有个地方落脚了。
晚上，我草草做了一锅粥，摊了张鸡蛋饼，打开一包北京带来的榨菜。榨菜的滋味儿仅仅过了三十几个小时就变得特别诱人，细嫩而爽滑，嚼在嘴里嘎吱嘎吱的。我们相视一笑，不知是觉得对方滑稽呢还是为我们又重新找到了一份单纯的幸福而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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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大陆的派对（1）
大家每天轮着在厨房做饭，到basement（地下室）洗衣服，抢着上一楼的洗手间，集体在客厅里看电视。说是住着house， 其实就是在加拿大回顾大杂院儿的生活。
按照老规矩，每次有新移民来，肖梅都召集所有人在厨房里开个小party（派对）， 一是欢迎新移民，二是互相认识一下。
厨房里，大伙儿都回来了，叽叽喳喳地和我们打着招呼。我数了数，好嘛，十几口人呢。大家每天轮着在厨房做饭，到basement（地下室）洗衣服，抢着上一楼的洗手间，集体在客厅里看电视。说是住着house，其实就是在加拿大回顾大杂院儿的生活。
人都聚齐了。肖梅穿着一件紫色的短袖毛衣站在里面特出众，她的脸年轻娇美，她的头发打理得温顺地拂在肩上。我本最讨厌那娇媚的紫色，可那娇媚穿在了肖梅身上就变成了一种风情，海外小女人的风情。肖梅的身边，一个发福的女人穿得也很讲究，就是有点俗。
“北京来的吧，我们也是。”张先生拉着那个披金戴银的胖女人和一个小女孩说。“这是我太太和女儿。”
张先生属于北京秀水街最早发迹的那一批人。秀水街的变迁给张先生的一家带来了滚滚财源，不要说做买卖，光早年低价买下的几个摊位现在转手一租，一年就是几十万。有了钱，张先生就想实现中国人骨子里根深蒂固的梦想：生儿子。中国不能生，他们就飘洋过海，办了投资移民到加拿大来生。他们来了小一年了，儿子没生出来，加拿大寂寞的生活倒是把张先生折磨得不行：“我在北京那会儿，每天酒吧，歌厅，桑拿，按摩……生活那个丰富呀！……那会儿也烦，烦应酬，烦饭局，没完没了的。来了这儿，清静了，彻底清静了。我又开始烦了，太安静了，推开窗户，四下里跟农村一样。洋人的酒吧我们不敢进，进了也不知道点什么，只能去中国人的餐馆。这儿的中国餐馆能和北京的比吗？现在国内的餐馆，除了人不吃什么都吃。广东人到了加拿大都收敛了，什么也不敢吃了。唉，我早就吃腻了这里的中餐，一想起‘孔乙己’就流口水。”
张先生是肖梅的一个远房亲戚，他们一落地就被她掠夺过来，租了二楼的master bedroom（主人房），带洗手间和更衣室，足足有近四十平米，比我们在北京的两室一厅加起来还大。他们不着急买房，因为没有决定是否呆下来。
“他们呀，就是来加拿大超生的。”一个瘦小的男人出现在张先生旁边。他的头发高一处低一处的，像被啃了一样，一看就是他老婆的手艺。
“We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