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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呀，就是来加拿大超生的。”一个瘦小的男人出现在张先生旁边。他的头发高一处低一处的，像被啃了一样，一看就是他老婆的手艺。
“Wele to Canada！ 我姓戴，四川来的，这是我老婆，你们就叫她英大姐吧。”
小戴是咱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火箭博士，国营研究单位办公室坐烦了，凭着高学历移民到加拿大。英大姐的脑门儿光光的，头发随便地用手绢一扎甩在后面，衣服也是旧的，起了球儿的蓝色毛衣，说不好年纪，像三十岁，也像四十岁。他们来了多半年，因为专业不对口，一直找不到工作。两人不忍心看着那点国内攒的积蓄一天天飞速地减少，就一边发着简历，一边到处打工。
“你们有英文名字了吗？ 可别像我这个倒霉姓。”小戴说起了他起英文名字的经历。“我姓戴，英文名儿根本没法起，不管是Peter Dai，还是Tom Dai，听起来就变成Peter死了，Tom死了，全是死。后来有人建议我的英文名字叫Never Dai（永远不死），翻译成中文就变成老不死了，你们说说这事儿闹的。”
他们带着一个五岁的儿子住在楼下的family room（家庭房）。那间房本来是一家人看电视的房间，肖梅安了一道门就出租了。“租这间可值了，里面是落地窗，还带个壁炉，资产阶级的小情调倍儿浓。前几天他们寄了张站在壁炉前的照片回国，把他们家乡的人都给震了。”
“来，这是我说的老牧，二胡演奏家，和向东是同行，回头你给他介绍介绍经验。”肖梅介绍着一个有些秃顶的中年男人。他穿一件黑色的羽绒服，一手拎着板凳，一手拿着一把二胡刚从门外回来。
。。
新大陆的派对（2）
牧长林以前是国内某民族歌舞团的二胡演员，听说已经是个小头头了。和向东以前一样，每年都有去国外展示民族文化的机会。出去了就眼馋外面的世界，全家移民到加拿大来了。民乐是国内的国粹，再不济也有旅游观光的老外常年捧场。在加拿大根本就吃不开，没有考级，学生也找不到多少。演出只能是寥寥无几的业余走穴，挣个零花钱。老牧就考了个牌照，每天把二胡挂在腰上，在地铁拉拉，挣个房租，能养活一家大小的生活就知足了。
老牧一家住在一楼旁门边的书房改的小房间里。三口人挤挤地租下了这楼里最便宜的一间。
“我哪里有什么经验，惨不忍睹！来了感觉怎么样？”老牧放下手中的凳子，过来和我们握手。
“好像没感觉是在国外，满大街都是亚洲脸儿。”向东搭着话。
“中国人喜欢扎堆儿， 都挤在丹达斯大街和咱们这个区。在这里住着，根本不用说英语，华人的超市，华人的报纸，去银行有中文的服务，跟在国内一样。”老牧说。
“我说呢，我在北京见的老外都比今天我在多伦多见的多。”我说。
大家跟着笑。
“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想留下还不一定能行呢。”一个二十多岁模样的年轻人插话进来，他是地下室住的丁海。
丁海是一个留学生，他爸是国内不知道哪个犄角旮旯儿的小城市的大官儿，他妈是那儿进出口部的会计主管。丁海在国内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竞争中从桥上摔了下来，没考上大学。父母就给他们的宝贝儿子担保了海外留学，听说押了一百万呢。丁海住地下室， 多伦多的地下室可不是《北京人在纽约》中的地下室。他租地下室是为了能分门出入。屋子挺大的，洗手间是独立的。不足的是锅炉房也在楼下，每隔一段时间就嗡嗡地响。丁海不在乎吃和住，他在乎车，一来就买了辆红色的三菱跑车，一上路，引擎就发出“嗡——”的响声，让他觉得特有威风。
丁海马上就要毕业了，他父母的愿望，就是希望他毕业后能在多伦多找到个工作，就地申请移民，然后把老爸老妈接来，把那些灰色的财产也转移过来，在加拿大享受退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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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内的“沉思”（1）
每一个中国人移过来的时候，除了大包小包的行李，身上还背着一样很重的东西，那是家乡父老的期盼……
有一天，我们和肖梅展开了怎样在加拿大学英语的讨论。
“我早就说过了：Going abroad is not the best way to learn English（出国并不是最好的学英语的途径）！ 别以为踏出国门的一刹那，您的英文就提高了，关键是看您和谁待在一起。你们在这儿住着，去中国超市打工，所听，所想，都是中文。您来十年也提高不了英文，广东话倒进步不少。”肖梅说。
“那怎么办呀？”我一脸的无奈。“也不能跑这里来学中文吧，这样回去多让人笑话。”
每一个移民来的中国人，除了大包小包的行李，身上还背着一样很重的东西，那是家乡父老的期盼。我们从小到大所听到的有关出国的小说和报告文学中， 中国人都是那么优秀：读书一定是straight…A（全A）学生； 打工的几年后必定成为华人企业家。所以我们着急呀，就算再平庸，这出来转了一圈，别的不图，起码把话说利落了吧。
“你们学英文有误区。学英文干吗非要到学校去学？那些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学校里的学生都是第二外语的人。你想想你和这帮人混在一起，就好比唱卡拉OK时遇上个跑调的， 唱不了两句， 就被拐到沟里去了。”肖梅说。
“那儿不是免费吗？中国人只要一听‘免费’就高兴去。”
“我倒有个主意。你们可以去做义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原文如此，编者注）生活中学提高快。我来的时候去做了很长时间义工。我给你们找电话，你们自己打去问。”有了肖梅，我们真是省了劲儿了。
几天后我们去了一家老人院做义工。向东因为会拉琴而受到了特别的欢迎。
第一天，我们的任务是去照顾一位老太太。
她看上去好老，脸上皱巴巴的，像盛开的菊花，身子佝偻得像虾米一样蜷缩在轮椅上。洋人老了远远要比中国人恐怖，连头发带皮肤都是惨白的，本来脸就小， 松弛的皮肤趴在脸上，幸亏是白天，如果是晚上，我一定会认为看到的是骷髅。这老太要是演戏扮鬼都不用化妆，要么我们叫他们洋鬼子呢，看来是有道理的。
向东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激动，他有一段时间没有上台表演了。他调了小提琴的弦儿，还给弓子上了松香。向东摆好姿势， 老太太却一动不动地缩在轮椅上，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老太太今天的样子显然让向东很失望，人已经来了，也只能“对牛弹琴”了。
我从护士手中接过轮椅，推着她到大厅里。向东打开琴盒，拿出小提琴，准备给老太太演奏一曲马斯内的《沉思曲》。演出还没有开始，老太太已经先沉思上了，打着呼噜睡着了。
我问向东：“还拉吗？”
向东说：“动人的音乐会唤醒她的。”
在空荡荡的大厅中，琴声悠扬地从小提琴中飘出，挺拔而深邃的旋律让人联想起临睡前那缓和的呼吸。
不知是琴声太响了，还是四周太静了。老太太被突如其来的琴声吓醒了，尖叫声令人毛骨悚然。我推了一把轮椅，她 “咕咚”一声从轮椅上掉了下来。
“我的妈呀！”我大惊失措，连忙去扶她，真沉，整个儿就是一堆肉摊到了地上。向东放下琴跑过来帮我把她扶回轮椅，左右看了一下，幸好没人。
我们都吓出了一身汗，赶紧把老太太送回房间休息，从此再也不敢去养老院拉琴了。
隔天，我在电视上看到一条找义工的消息。我听了个大概：一个残疾人，需要一个喜欢说话的女性义工照顾。
不就是陪她说话吗，这个我擅长呀。向东也想去，我奚落他：“谁让你不是女的呢？在家好好待着吧。”
第二天我就去面试了。
Paul坐在一个很特别的轮椅上，除了头的大小和正常人一样，身体其他部位都七扭八歪地塞在轮椅中，我必须要把脸扭成和他一样的角度，才能看清他脸上的表情。他的轮椅绝对先进，好像他身体的延伸，上面有各种辅助设备，可以喝水，可以上厕所，可以歪着身子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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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内的“沉思”（2）
我们聊了一会儿，他身体是残疾的，但思维是正常的，甚至比正常人还敏捷。他故意放慢了语速和我说话，嗡嗡的感觉消失了，我一下子有了自信。他告诉我他一直在写作，我说我可以帮他绘图、设计。他很高兴，希望我能常来照顾他。
护士把我请到办公室：“Miss Jan，我很高兴Paul喜欢和你在一起。你看过了电视广告，都清楚了这份义工的职责，对吗？”我点点头。
她拿出一份表格让我填，我问她怎么做义工还要签合同。她笑了笑：“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义工呀。你没有看广告上写的是‘We are looking for a sex volunteer（我们在找可提供性安慰的义工）’吗？”
“啊？？？！”这事儿也有义务工作者？ 要真有人来，我想这人一定是比雷锋还要高尚的人。Paul变形的样子情不自禁地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了一下，我不由自主地觉得一阵恶心。
“残疾人也有权利享受sex呀。这不是什么令人尴尬和害羞的事，这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我敢肯定他不会要求什么的，但加拿大是法制社会，我们必须把这些写得很清楚，否则万一他哪天摸了你或是碰了你了，你会告我们的。”她微笑着。
“对……对……对不起。我结婚了，我得和我丈夫商量。我想我是错误理解了广告上的话，我没有打算来做这样的义工。”我满脸通红。
“没关系。你有权利决定。我还是很感谢你今天能来。”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家，把今天的经历和向东说了一番。他瞪着眼睛说：“你呀，你呀，也不弄清楚了就去。多悬呀，英文没学成，差点就成卖身了。”
“要是卖身倒还捞个钱财。我这是自愿献身！”我说。
我真的很沮丧，没想到找个能练英文的义工都这么难。我们又尝试着找过几次义工，需要说话的那种根本就不要我们，不需要说话的不是照顾老人就是活动里发水，一天挺累，不要说英文，连话都说不上两三句。前两天认识的一个女孩儿特运气，她碰上了一个寂寞的老太太。她去了几次后那老太太就离不开她了，哭着喊着让她每天去。那老太太是个文学爱好者，主动帮她补习英文。运气这东西不信不成，碰上了老年痴呆，那就真是义务工作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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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工人（1）
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比中央音乐学院差的学院，其实就是写字楼里几间打了隔断的小房……
我们来加拿大已经三个月了。
不知道多伦多有多少个像Lapworth 92号这样住满了新移民的house。
Lapworth 92号的生活是充满生气的。每一个晚上，大家轮着在厨房做饭，然后围桌而坐，一边吃一边聊着打工的见闻。饭桌滋生出一种浓浓的亲情，大家混得像一家人似的。吃完了饭，小戴就钻进了房间上网。张太太和牧太太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边看一边织毛衣，国内带来的毛线和棒针。张太太织毛衣只为打发时间，牧太太织毛衣为省钱。张先生就为她们捡掉到地上的线球。英大姐在一旁调着台，找着《Friends（六人行）》。
我和向东喜欢在饭后出去遛弯儿。五月的加拿大才是真正的春天。白天，天空瓦蓝瓦蓝的，是那种儿时的北京才看得到的彻底的蓝。公路旁的草坪上星星般开满了不计其数的小黄花儿。大雁们已经成群结队地从Florida（佛罗里达）“度假”回来。傍晚的湖边到处是它们的身影，护着小雁在草坪上啃草吃。
“我下辈子要是动物，死活也要飞到加拿大来。”向东每次在湖边遛弯儿的时候都这么说。
我也有同感。“你看他们肥美的大腿，要在中国都得被捉了去做烧鹅。”
我们也买了车了，从报纸上看的，一辆老式的别克。开回来就带了大家去兜风，一车坐了八个人。
有了车，我们就像长了腿，多伦多的近郊都被我们插上了小红旗，心情顿时好了许多，也找到了一些人在海外的感觉。
我们合租房子，向东不好找学生来教，他就主动请战到工厂去打工——拧螺丝。
我真替他委屈，好好的拉小提琴的手被钳子弄得红红的，看了就让人心疼。
“向东，你要是觉得委屈就别去了，反正咱们现在不缺钱。”我说。
“我不是奔钱去的，就是不想这么待着，体验一下打工的生活，挺好玩儿的，在北京想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