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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奔钱去的，就是不想这么待着，体验一下打工的生活，挺好玩儿的，在北京想拧螺丝还找不到地方呢。”向东嬉皮笑脸地说。
没过多久，向东在中文报纸上看到了“多伦多华人中央音乐学院”招聘弦乐老师兼办公室主任的广告。他就乐着去了。这个名字听起来不比中央音乐学院差的学院，就是写字楼里几间打了隔断的小房 。
我焦急地等待向东第一天收工回来。自从到了加拿大，我和向东变得相依为命，生死与共起来。我们相互分享着新闻，分享着人生伴侣的快乐，在最大限度上进行着取长补短：我不会开车，他开车送我上班；他英语没有我好，我就主持外交事务。
在北京的时候，他忙我也忙，下了班还要奔波于各种应酬，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旅馆，我们很少能够真正在一起交流。自从来了加拿大，我们有大把的时间腻咕在一起，突然觉得彼此是如此重要，短暂的分离也让我们觉得不安和紧张。
向东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他把琴一放就爬上了床，浑身无力地躺在床上。
“你怎么累成这样了？” 我急切地问他。
“累死了，教了四个学生……”向东有气无力地说。
“四个就累成这样呀！”
“还打扫厕所，接电话，拖地，搬文件柜……”
“啊？让你扫厕所？不是说是份白领坐办公室兼教小提琴的工作吗？”我很奇怪。
“人家说了，加拿大人工贵，雇一个人来就得什么都干。”向东说，“今天还有人来应聘呢，我一看，是我过去的同学，穿得笔挺的就来了。我告诉他，哪里有什么白领职位，学生也不多，想好了再来吧。他也考不上乐团，在一个餐馆收银呢。你说说我们这些人，怎么这么惨，原来演出都是台上坐着的，餐馆里也是前台坐着的，来了这儿全变后台干活儿的了。”
“这不是过渡吗？又不是一辈子让你干这个，你就当是上山下乡，体验生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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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工人（2）
“我和我那个同学说了，等什么时候时机合适了，非自己也成立个大多伦多音乐学院，自己当院长。” 向东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再见，屁股脸主任！（1）
她四十岁的年纪，小圆脸鼓鼓的，嘴又小又薄，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屁股长在了肩上。
我在幼儿园找了份教画画的工作，一小时十一块五加币。我是个知足的女人，一天能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心里就踏实。比起英文班里那些在制衣厂剪线头儿，在宰鸡厂烫鸡毛，一小时拿六块五最低时薪的打工者来说已经幸福多了。
你说加拿大找工作难吧，有时候也很怪。像我这样没师范学校证书的人如果在国内根本不可能被幼儿园雇用。而在加拿大，只要你能show（展示出）出你的想法，有没有证书他们根本不在乎。
不过，这份为人师表的工作并不像我所想像的那么高雅。除了教画画，我还要给小班的孩子换尿布，收小孩子吃剩的碗，中午哄他们睡觉。那些洋人老师一见屎呀、尿呀的就躲，勤劳勇敢善良的中国人这时就只好挺身而出。加拿大的小孩脑袋聪明，屁股都很笨，纸尿布要戴到三四岁才摘下来。
受点累我不怕，我最怕的还是英语不好，无法将教学进行到底。我每天晚上都备课，早上还要复习一遍。讲完一段，我敲敲黑板问：“听懂了吗？”加拿大的小朋友们实在太友好了，生怕说他们听不懂，争着举手喊着：“yes，yes，听懂了。”
我发现中国人对艺术的培养只限于追踪一种潮流或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在儿童艺术教育方面，中国人往往以牺牲孩子的创造力为代价，来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取得突飞猛进的进步，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奖。而西方的观点正好相反，他们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自由地表达自己。不过，有时候又太自由了，完全是放养。
我以前并没有教小孩子的经历，干脆自己创造了一套中西结合的教学方法来训练孩子对色彩和形状的理解。我鼓励他们尝试不同的材料来表现他们的想法。有时候我和他们一起探讨怎样设计一个飞船飞到外星去；有时候我会趴在地上和他们一起挤着画monster（怪物）。
我真的很享受和小孩儿在一起的时光，那段生活真是让人开心。教学的日子让我的英文有了突飞猛进的提高。是啊，我一天教五个班，同样的内容一天重复上五遍，傻子也能说遛了。更何况这些本地长大的小孩子一有机会就抢着给我当老师，帮我纠正发音。学校离家很远，园长总是开车送我回去，然后再返回高速回她的家。每次我说谢谢的时候，她都说： “不要感谢我，是主让我这样做的。”
在孩子中，我最偏爱一个叫Woody（伍迪）的五岁男孩儿，他有一双碧蓝的眼睛，褐色的头发。
这天，我走进教室。Woody正在画一张昨天没有画完的作品——鸡妈妈和鸡宝宝。我只要求他们画上三四只小鸡围着鸡妈妈就够了，可是Woody足足画了满满一纸的小鸡。
我假装皱了皱眉说：“Wow，太多小鸡了，鸡妈妈哪里能生这么多小鸡呢？”
Woody看看我说：“母鸡又不用避孕的，为什么不能生这么多呢？”
“啊？避孕？谁告诉你母鸡不用避孕的？”我很惊讶地看着眼前这个五岁的小男孩。
“老师呀。老师说大人要是不吃birth control pill （避孕药）就会生很多很多baby（宝宝）出来。”
我快乐的打工生活在一个被请来做教导主任的来后结束了。
她四十岁的年纪，小圆脸鼓鼓的，嘴又小又薄，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屁股长在了肩上。本姓林，广东话里读作Lam（兰姆）。她第一眼看见我就上下打量了我一番：“Do you e from mainland China？（你从中国大陆来？）” 我说是的，我从北京来。她又问了我是不是学生，我说不是，N年前我就大学毕业了。她紧张起来：“Wow，you don’t look your age。 （你看起来不像你的年龄呀。）” 撇了撇嘴，带着一脸的妒忌从我身边擦身而过。
自从她来了，我的苦日子就开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和这个从香港来的同宗同源的同胞怎么也相处不好，就像猫和狗虽同属宠物，却总是格格不入。我不敢告诉远在国内的朋友，在这人人羡慕的维护人权、尊重人权的国家，很多时候也要忍受屈辱。
再见，屁股脸主任！（2）
每天早上，都穿得衣衫光艳地向我示威，有些挑衅的色彩。我主动和她道早安，她挂了一脸的冷漠，从来不回应。我的笑容尴尬地僵在脸上，心里就骂：没礼貌！还老师呢。
听别的老师说，是一个独身女人，早年在香港学习工作太努力，香港优秀青年的称号是得上了，可找老公的青春年华被耽误了。她每天都要花时间上下打量我的穿着，想从我的身上找出大陆妹的土气。我的确是让她失望了，漂亮衣服天天换着穿，件件都很特别。再加上我毕竟比她年轻，浓妆淡抹之间就透着青春的时尚。几天下来，不免惹来了的酸意。溃败后的她就寻思着各种机会来发泄她的妒忌。她简直就是一个专业的找茬儿专家，事事看我都不顺眼。她不会讲国语，英文又比我好，我只能哑巴吃黄连，多少委屈只能往心里咽。移民加拿大已经很多年了。听说她在香港住的不过就是一个几十平方米的两室一厅房，父母加上弟弟挤在一起。她移民的时候一卖，居然卖了快三百万港币，在加拿大买了个大House。住房是宽裕了，可她狭隘的小民族意识的心却怎么也宽不起来。她好像生下来就和大陆人有仇似的，不仅对我不好，对幼儿园里大陆来的孩子也不好。大伟是个刚随父母移民过来的一个大陆小男孩，他胃口很大，每次吃完了小碗里和着cheese的面条后都要举手再要一碗。
满脸不高兴地说：“Hold on（等一下）。就你们大陆来的吃得多！”她总是训大陆来的孩子调皮，可一到了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她的屁股脸上便堆满了笑容，把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到家长的怀里，连大伟都要大夸一番，一副舍不得的样子。
我和的战争终于在一个暴风雨后的清晨撕开了帷幕。
那天我刚好提交了一周的课程计划。一个topic（题目）一个topic地读着，黑边眼镜挡不住她那挑剔的眼神。她一边看一边摇头。我心里打了鼓，生怕是不是有语法错误又让她抓了把柄。她用一支笔敲着纸说：“Talking with animals（和动物对话）？”她停顿了一下斜眼看了我，仿佛是给我个信号让我自己投降。
“有什么不妥吗？。”我问。
“动物怎么能和人说话呢？你都在教小孩什么？”她的嘴撇到了一边，严肃地看着我。
我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只觉得好笑，笑她的无知。我教的是创意绘画课，又不是自然科学课。绘画本身就是去表现现实生活不可能的东西，动物为什么不能和人说话呢。
我说：“这是一个帮助孩子拓展想像力的题目。我想鼓励孩子们去想像，如果动物会说话的话，他们会告诉我们什么。”
“想像力？你们大陆的教育也教想像力？”她鼻子里哼了一声。
“大陆和香港一样，既教授传统，也重视发展孩子的想像力。”我反驳她说。
“我们香港人从小受的是英式教育，我们都会讲英文，怎么会和大陆的教育一样呢？”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我心里就气，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被英国奴役了近一个世纪吗？英式教育？她以为受了英式教育她就变成英国人了吗？呸！她的脸儿比我还黄，个头儿比我还矮，显摆什么呀。
“，你需要我怎么教呢？”我没好气儿地说。
“在香港，我们都是老师在黑板上画一笔，学生在纸上画一笔。放学的时候，拿给家长看，家长看着也高兴啊。”
“这里是加拿大，加拿大的孩子不会喜欢这种死板的方法。”我说。
勃然大怒，“啪”地一拍桌子：“ 你们大陆来的就是没规矩！”
我也急了：“请你不要再叫我‘大陆来的’，中国政府1997年就收复香港了。你和我一样都是中国人！”
她也急了：“我们怎么会和你们一样？我们的护照是英联邦的，来加拿大根本不需要签证，你们大陆的行吗？我们在加拿大待得挺好的，你们来了，抢我们的工作机会，炒作房子，弄脏了城市，破坏了我们多年来树立的华人形象……”
再见，屁股脸主任！（3）
我愤怒了，结结巴巴地用英文表达着我的情绪：“！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来这里。 我们来不来这里is none of your business（不关你的事）。你也是个老师，你应当学会尊重别人。如果你不能尊重我，那么以后我也不能尊重你。你我都是Chinese，你不尊重我也罢，你连自己的祖宗、国家都不尊重，我为你感到耻辱。”临了，我还补充了一句：“去你妈的！”当然，这句话是用地道的北京话骂的，估计她也没听懂．
我忍无可忍，心里骂到：上帝啊，世上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女人。同是香港人，园长怎么就是天使，而简直就是魔鬼。今生今世，希望不要有不幸的男人落到她的手里。要是有一天我中了649，我一定要花上三千刀（dollar）雇个白人用纯正的英文骂她一顿．
我跑出了的办公室，跑出了幼儿园，跑到落雨的院子里放声大哭起来。我委屈，我气愤。如果这歧视来自其他种族我会好受些，可这歧视偏偏来自于和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
我沉默，并不代表我懦弱！回去，回去，一定要和园长讨个公道。我洗了一把脸，走进了园长的办公室。
园长很理解我对教学的看法，她认为我的Topic设计得没有任何错误。她解释说香港的教育很商业化，也是考虑到市场的运作才和我的沟通有了分歧。她说，在加拿大，你完全可以坚持你的意见，没有关系的。我说我和最大的问题是她根本不尊重我，不能和我平心静气地讨论工作。园长就说她会找时间和沟通的，至于说到总是说我是大陆来的话，她保留她的意见。在她看来，一提到中国，就会自然地想到三个部分：大陆，香港和台湾。这种意识从他们上学起就建立了。我很正式地对她说，如果以后还不能用一种正常的合作态度来和我说话的话，我就要考虑辞掉这份工作。她马上说不要这样，孩子们喜欢你。我心里很清楚，她突然去找一个像我这样又便宜又负责任的美术老师并不容易。
第二天上班的时候，远远地就看见 嬉皮笑脸地候在那里迎接孩子。我冷着脸从身边走过。她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