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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驱
尽管山寨社会总体上是没有首领的社会性运动，但这场运动也有先驱，如蔡明介、李纳斯、马化腾、吉米·威尔士、拉里·桑格等。
山寨手机是一场革命，无须理论指导和罕见的禀赋，尝试人的足够多，只要条件合适，总有成功者脱颖而出，成功者的故事又特别快地被其他人知晓和复制，一个产业群落就这样迅速地形成了。
社会分工的无限细化也降低了尝试的门槛，很多小电子公司聚集在深圳，因为深圳很容易找到各种配套产品和人才。在手机配套市场，难以想象的小零件都可以找到，自己想DIY一部手机并不是很困难。
公司日益庞大、复杂，并不意味着大公司是唯一的出路，很多人在大公司混并不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位极人臣高层的高管也觉得不爽。这些人拥有一些资源，包括技术、人才、市场、运作模式等，一旦条件具备，就准备跳槽出去另立门户，这些人往往成为革命先驱，在美国硅谷和中国各行各业都一样。绝大多数小型企业、山寨企业源于大型公司，在中兴和华为出去的人中就涌现了很多山寨手机行业的革命先驱，他们都是隐形冠军。
四种幕后推手（4）
山寨化一旦成功，示范效应就非常显著，从DVD、手机、计算机等行业的变迁，能明显地感觉到革命先驱一旦成功，就会有人迅速跟进，山寨化就成为一个潮流。
市场
无数不知名的贡献者成就了网络，随着人们衣食富足，为兴趣而工作的义务贡献者越来越多。我并不想走得太远，遥远地预测山寨社会成为一个人人都“低头拉磨不看路，只求奉献不认钱”的乌托邦。
多种力量才会推动社会向山寨化转型，光有网络还不够，光有奉献也不够。线下的交易和高效率的利益分配机制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包容经济中的万物。现代社会尽管交通发达，通信发达，贸易发达，但是人们仍然为市场交易支付了过高的成本。为什么要买大牌产品？因为它更可信，但是消费者通常都要为这种可信性支付额外的成本。
很多出国的人发现国外很多商品比中国要便宜，有人说这是税收的原因，但是地道的中国产品在国外也要便宜。我以为这主要是竞争程度不同造成的，比如，很多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强度较中国高，所以产品必然要便宜点。后来一个既做外单也做内销的同学告诉我说不全是这个因素，他给外商的产品价格比国内要低，因为外商可以按照合约付款，不拖欠，这样即使便宜一点也愿意做外单；而国内经常拖欠货款，需要拿赚到的钱补贴可能的亏空，成本自然要高一些。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无限分工，生产者和消费者分离，市场给假冒伪劣提供了天然的牧场。这个道理很简单，牛奶造假的原因是生产的牛奶不用于自己消费，而是用于销售。货物越不容易识别，市场范围越大，造假的驱动力也越大。“一锤子买卖”一般很难有信誉可言。
金字塔型社会很多的约束条件就是为了冲销不信任机制产生的成本。除了很多人要支付溢价买大公司的产品之外，公司内部每天在支付这种惊人的成本。很多人也设想过创造性、脑力劳动的公司像传统公司那样管理是不合时宜的，它无法把最合适的人安排在最合适的位置上。问题在于如果不采用金字塔型的方式，不给每个人分配任务，大家就有可能偷懒。
在“没有首领的起义军”一章中介绍了深圳小电子产品市场机制的案例，企业之间或者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市场总体进化趋势是不断地消除信任成本，电子交易机制让一次性博弈有了很多历史纪录，就像淘宝上对商户信誉的评价等。同时，信息的流通为消费者鉴别商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一个消费者在买房子时，忽略了某个条款，只要在网络上曝光之后，很多人都不会再上同样的当。
信息流通不畅时，发明一条欺骗手法可以管用一年，而现在一个月就失效了。我的一位同事，买一台新液晶电视，先到网络上搜索各种信息进行比较，她发现一条关键信息，商家为了应付激烈的价格战，很多都采用尽量价格低廉的“软屏”。为了在商店展示时争取消费者，则样品用显示效果较好的“硬屏”，型号都是一样，只是成本不同，顾客把产品买回家之后也不会注意到这些细节。知道这一点后，她就要求销售商提供和样品一模一样的产品，信息的流动就是这样向消费者倾斜的。
虽然小企业众多，企业之间的交往诚信还是主流，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个圈子很小”，彼此之间都比较熟悉，公司之间做假概率远小于一个大组织部门之间相互欺骗的可能性，价格机制剔除了所有不必要的步骤和成本、虎头虎脑的东西根本没有人为之买单，这是价格机制相对于管理机制的巨大优势。 。 想看书来
四种幕后推手（5）
当买卖双方信息完全对等时，品牌的价值就严重缩水，我们为金字塔型社会的约束机制支付的成本就减少了。
对于公司内部的管理而言，脑力劳动者的行为和效果比较容易记录在案，靠金字塔型组织分派任务的方式其实并非唯一可行的机制，只因传统习惯人们不愿意作出改变。Google已经通过管理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只是Google的管理方式要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尚需时日。
公益性溢出效应
以前像五笔字型输入法都是要钱的，现在非但不要钱，各种免费的软件还争着让你安装。在装Google输入法时，会有几个对话框，问你是否要把Google作为首页，是否装Google工具条等。大家竞相提供很好的、很实用的应用软件，只是为了让你上它的网站瞧瞧，或者了解一下它的产品。
我们把Google提供输入法、百度提供百度百科这种事情叫做公益性溢出效应。我并不想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人家——这小子就是为了增加顾客的黏性，但不能否认他们确实做了一些好事，我也是受益者。
公益性溢出效应首先导致软件免费化，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这样的模式由于背后有利益支撑，比纯粹基于兴趣的维基模式更持久、波及更广泛。据说，在Google新产品立项首先考虑的不是商业上如何赢利，而是什么东西对人们更有用，至于商业模式则靠以后慢慢生长，自然进化。这样做的并非Google一家，低边际成本的产品越来越多的成为公益性溢出免费产品。
这一点对山寨社会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前人们认为山寨手机不过是低档货，不可能向高档进军，可是Google提供了免费的、不错的手机操作系统，还奉送源代码，极大地方便了小型公司开发智能手机。
蔡明介为了销售他的套片，也提供不错的手机软件。苹果公司为了销售它的iPhone手机，辅导小公司在上面开发应用软件。由于网络上很容易获得免费的代码，改造后的Linux被装进了机顶盒、游戏机，小公司开发产品非常方便。
专利保护是大公司统治世界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专利本身有保护期限。在药品行业，很多小型制药企业盯着到保护期的药品，一旦到期迅速仿效，原来一家大公司控制的产品变成山寨型产品，大公司只好不断地研发新的药品。大型制药企业为了赢利，不断地并购，或者收购小公司的新发明。靠创新的竞赛很难长期持续下去，以立普妥为例，辉瑞要想在这个领域赚钱，必须研制出一种比立普妥更管用的药品，这是很困难的，立普妥赚钱是因为它已经很有效了，但治病是有极限的，99分和100分差别不大，况且新型疾病的产生速度是相当低的。人类在药品上取得的最辉煌的成就是抗生素，现在已经成为既好用又便宜的普通药品，由一堆小山寨公司生产，每个公司生产的都差不多。
在比较优势的驱使下，跨国公司把产品开发或者服务的部分工作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地区，这对它们来说是一柄双刃剑，徒弟学会了自然会抢师傅的饭碗，概莫能外。现在印度的纯软件外包公司已经在部分项目上和原来的雇主成为竞争对手。
我粗略地分析了英特尔、微软、思科、IBM、惠普、康柏、戴尔、Sun等八大IT公司成长情况，2004年它们的总营业额为3 200亿美元，2008年为4 000美元。在全球500强公司中属于增长较缓慢的行业。2004年IBM作为全球最大的IT公司在全球500强中排名第19位，2008年惠普作为最大的IT公司在全球500强中只排名第41位。集中度增长最显著的行业是银行、石油、零售等资源性行业。这是否因为IT行业的集中度受到外溢效应的制约，抑或是大公司的创新成本太高越需要创新的领域越不利于大公司？我很难轻率地下一个结论。
四种幕后推手（6）
以上4种趋势显然更利于小型化组织，大公司时代也许在资源类行业，网络类行业长期延续，很多行业也许越来越利于小型化。
山寨10版
1980年，我当时正上初中，举国上下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以我朴素的想法，对这个一刀切的制度有点怀疑。我觉得在不适合机械化生产的丘陵、山地，推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可能比较好。要是在平川之地，推行这个制度可能引起生产力的倒退，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包产到户之后不利于机械化的发展。同时，平川之地都有“机井”等水利灌溉工程，一旦田野被分割，你种大豆想灌水，而我种的是土豆，正好不要灌水。即便是大家种一样的东西，灌溉系统这个设施由谁来维护也很成问题。
上小学时，也经常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我看大家劳动积极性都很高，以提高劳动积极性为目的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缺乏意义。
我的想法并没有完全错误，在最初的几年，确实有很多原本的水浇地成了靠天吃饭的旱地，机械无人用、机井无法用的情况出现了。我虽没有调研，但是有的地方明显感到有生产力倒退的现象。现在看来，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算是最初的山寨运动。
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算是最初的山寨运动。
按照正规的线索，生产力的发展就是劳动分工越来越细，不断地出现复杂组织，生产大量或者复杂产品。西方经济导师亚当·斯密也是这么说的。联产承包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农民都禁锢在土地上，打乱了原来的劳动分工，看来是一种倒退。然而，世界上有错误的理论，没有错误的事实。
以我“高度概括”的解释，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乃是分权组织战胜集权组织的成功，是山寨型社会对金字塔型社会的成功。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工业革命以来的规模经济已经到到达了顶峰，太多的弊端和寄生虫正在迅速地蛀空这幢大厦，传统的社会结构和观念正在日益瓦解，山寨革命将来席卷全球会成为主流的经济形式，主流的组织形式。很多人都讨厌大公司、大机构等复杂组织，也看到了规模经济的缺陷，但拿它没有办法。
“反大公司、大组织”派基本上都从个性化和多样化着眼，论述小公司的优势，如钱德勒的巨著《规模与范围——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中认为规模经济必将被品种经济取代，个性化是将来的主流，个性化意味着小公司。以钱德勒的理论倒是很好地解释了山寨手机现象。
姜奇平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当钱德勒把规模和品种当做两种并列的维度，用来表述经济发展方式时，我们赫然发现，西方人其实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没有那种把规模当上帝的偏见。〃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生产〃的说法，隐含这样的灵活看法：规模经济，也可以读作〃品种不经济〃；范围经济，也可以读作〃品种经济〃，或〃规模不经济〃。到底哪种好，要与所在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看。如果处在传统工业化阶段，规模经济是〃好〃的，范围经济是不那么现实的；反之，如果处在信息化阶段，范围经济是〃好〃的，品种不经济越来越非主流。
如果我们接受了旧的发展方式中，片面强调规模是〃不好〃的，还是比较容易的；那么在理解在新的发展方式中，什么是好的，尤其是要跟品种联系在一起，脑子就不容易转弯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四种幕后推手（7）
我们观察日本，与中国、韩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就是一切都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