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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养料，在你创造的令人作呕的空空如也之中发出白热光辉！你将再一次回来死在这黑窟窿之中；你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回来，因为你没有将你带出这个世界的翅膀。这是你能居住的惟一世界，这个黑暗统治着的蛇的坟墓。 突然，毫无任何理由地，在我想到她回到她的巢中的时候，我记起了在公墓附近那座古老的小房子里度过的那些星期天早晨。我记起我穿着睡衣坐在钢琴边，不停地用光脚丫踩着钢琴踏板，而家人们正躺在隔壁的床上互相取暖。房间都是一间间打通的，套叠望远镜的式样，就像那些古老的美国火车车厢式公寓单元。星期天早晨人们躺在床上，一直躺到舒服得想尖叫起来。十一点钟上下，家里人敲我卧室的墙，让我去为他们表演。我会像弗拉泰利尼兄弟弗拉泰利尼兄弟：欧洲马戏家族，指保尔、弗朗索瓦、阿尔贝特三兄弟，他们扮演的丑角闻名遐迩。——译者一样跳着舞来到他们的房间里，那么热烈，那么兴高采烈，好像能像吊车一样把自己举到天堂之树最高的树枝上。我可以单手做任何事情，同时又可以向任何方向弯曲关节。老人称我为“快活的吉姆”，因为我充满“活力”，精力充沛。首先我会在床前地毯上为他们表演几个翻手动作，然后我会用假声唱歌，设法模仿口技艺人的木偶；然后我会跳一些轻快的幻想舞步，来表示风如何吹动，如何嗡嗡作响！我像一阵轻风一样坐到琴凳上，进行速度练习。我总是以车尔尼车尔尼（1791—1857）：奥地利钢琴家、作曲家。——译者练习曲作为开始，为的是做好演出前的准备。老人讨厌车尔尼，我也是，但是车尔尼是当时菜单上的当日推荐菜，于是就弹车尔尼，直弹到我的关节发麻。车尔尼使我模糊地想到后来我碰到的巨大的一无所有。我被固定在琴凳上，却发展了一种什么样的速度啊！这就像一口吞下一瓶补药，然后让人把你捆在床上。在我演奏了大约九十八支练习曲之后，我准备来一点儿即兴之作。我常常敲出大量和弦，把钢琴从这一头砸到那一头，然后沉闷地转调，弹起“罗马的燃烧”或“本·胡尔战车赛”，每一个人都喜欢后一个曲子，因为它是可理解的嘈杂声。在读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之前，我早就在樟木键上为它作曲。我当时精通科学和哲学，精通宗教史，精通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精通占卜，精通脑壳的形状和重量，精通药典和冶金，精通一切无用的分支学科，它们让你未老先衰，得消化不良，得忧郁症。急于把这些博学的废物吐出来，这想法已在我肚子里憋了整整一星期，就等着星期天的到来，好给它们谱曲。在“午夜火警”和“军队进行曲”当中，我会获得我的灵感，就是要破坏一切现存的和谐形式，创造我自己的不和谐音。想像一下，天王星同火星，同水星，同月亮，同木星，同金星，相互处于良好位置。这是很难想像的，因为天王星在它位置不好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它“苦恼”的时候，却运行得最好。而我星期日早晨发出的那种音乐，一种安乐的音乐，深深绝望的音乐，源于非逻辑地处于良好位置的天王星，它牢牢地固定在七号房子里。我那时候不知道它，不知道有天王星的存在，而我的无知倒是一种幸运。但我现在能看到它，因为这是一种侥幸，一种假安乐，一种破坏性的火一般的创造物。我的情绪越高涨，家里人就越安静。甚至我的疯妹妹也变得镇静自若。邻居们常常站在窗户外边听着，我不时会听到一阵喝彩，然后砰，嘘嘘！我像火箭一样，又重新开始——速度练习第947又1/2号。如果我碰巧看见一只蟑螂在墙上爬，我就有福了：这将丝毫也不变调地把我引导到我那架可悲地起着波纹的古钢琴弹出的伊西之曲。有一个星期天，就像那样，我作了可能想像的最可爱的谐谑曲之一——致虱子。这是“源泉”，我们大家都在进行硫疗；我将整个星期都倾注在但丁的英语版《地狱》篇上。星期日像融雪一般到来，鸟类被突然到来的高温热疯了，在窗户里飞进飞出，对音乐无动于衷。有一个德国亲戚刚从汉堡或不来梅来，一个未结婚的姑妈，样子像一个女相公。仅仅靠近她，就足以使我发狂。她常常拍拍我的脑袋，说我会成为另一个莫扎特。我过去恨莫扎特，现在仍然恨他，所以为了向她报复，我就故意演奏得很糟糕，弹出我所知道的所有刺耳的音调。然后，如我所说的那样，来了一只小虱子，一只真正的虱子，它藏在我冬天穿的内衣里。我把它抓出来，轻轻放在黑键末端，然后我用右手在它周围弹起了吉格舞曲；噪音也许在黑键末端把它震聋了，然后，它似乎对我心灵手巧的卖弄着迷。它这样精神恍惚，一动不动，终于使我心烦起来。我决定用我的中指全力给它来个半音阶。我大大方方地捉住它，但是用力过猛，它粘在了我的指尖上。这使我得了圣维特斯舞蹈症。从那时候起，谐谑曲开始了。这是一首被遗忘的旋律的大杂烩，加上芦荟和豪猪精的作料，有时候同时用三个键来弹奏，始终像一只华尔兹鼠，围绕着纯粹的概念转圈。后来，当我去听普罗科菲耶夫普罗科菲耶夫（1891—1953）：前苏联作曲家。——译者的作品时，我理解他正在遭遇着什么；我理解怀特海德怀特海德（1861—1947）：英国数学家、哲学家。——译者、罗素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译者、金斯爵士金斯爵士（1877—1946）：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译者、爱丁顿爱丁顿（1882—1944）：英国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相对论、宇宙论等领域的先驱。——译者、鲁道尔夫·倭铿鲁道尔夫·倭铿（1846—1926）：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译者、弗罗贝尼乌斯有两位弗罗贝尼乌斯，一位名叫莱奥，是德国探险家、人种学家，另一位叫费迪南格奥尔格，德国数学家。不知作者指哪一位。——译者、林克·吉莱斯皮；我懂得，如果从来不曾有过二项式定理，为什么人们也会发明出它来；我懂得，为什么会有电和压缩空气，更不必说喷泉和火山泥外敷药了。我必须说，我十分清楚地懂得，人类血液中有一只死虱子；当有人给你一首交响乐、一幅壁画、一包烈性炸药时，你真的会得到一种吐根剂吐根剂：有祛痰催吐作用的一种药剂。——译者的反应。我也明白，为什么我没有成为我实际上是的音乐家。我头脑里创作的所有曲子，所有这些由于圣希尔德加德圣希尔德加德（1098—1179）：德意志女修道院院长，多次见异的神秘主义者。——译者、圣布里吉特圣布里吉特（1303？—1337）：瑞典国的主保圣人，神秘主义者，幼年常见异像。——译者、十字架的圣约翰十字架的圣约翰（1542—1591）：西班牙基督教奥秘神学家、诗人、教义师。——译者以及天知道什么人而使我私下里听到的艺术作品，是为未来世纪而写的，一个有更少乐器，却有更强的直觉、更强的耳鼓的世纪。在这样的音乐能得到欣赏以前，必须经历一种不同的痛苦，贝多芬找到了这个新的领域——当人们感情爆发的时候，当人们在极端的寂静中精神崩溃的时候，人们便意识到它的存在。这是一个由各种新的振动组成的领域——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团雾状的星云，因为我们还必须超越我们自己的痛苦概念。我们还必须容纳这个星云世界，容纳它的痛苦，它的运行方向。我被允许俯躺着倾听一种难以置信的音乐，对我周围的悲伤无动于衷。我听到一个新世界在酝酿，江河的奔腾，火星在飞溅，宝石泉在喷涌。一切音乐仍然受老的天文学支配，是温室产品，是厌世病的万灵药。音乐仍然是难以形容的罪恶的解毒药，但这还不是音乐。音乐是整个星球之火，是一种势头永不减弱的熊熊大火；这是神的石板书写魔术，是由于松开了轴，学问家和无知者都同样领会不了的咒语。当心肠胃，当心无法安抚、不可避免的事情！什么也没有决定，什么也没有解决。所有在进行的一切，所有音乐、所有建筑、所有法律、所有政府、所有发明、所有发现——所有这一切都是黑暗中的速度练习，有着一个大写字母Z，在一瓶胶水中骑着一匹疯狂白马的车尔尼。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南回归线》第十五章（4）
我之所以在这讨厌的音乐上没有取得任何成就，是因为它总是和性混合在一起。我一能够弹奏一支歌曲，就有各种窟窿眼儿像苍蝇一样围着我转。首先，这主要是罗拉的过错。罗拉是我的第一位钢琴教师。罗拉·尼森。这是一个滑稽可笑的名字，具有我们当时居住的那一地段的典型特点。它听起来就像一条臭咸鱼，或一只生了虫的窟窿眼儿。说真的，罗拉严格讲起来不算一位美人。她的模样有点儿像卡尔梅克人卡尔梅克人：居住在高加索东北部和中国新疆北部的蒙古人。——译者或奇努克人奇努克人：居住在美国西北部哥伦比亚河沿岸的印第安人。——译者，灰黄色的肤色，目光暴躁的眼睛。她长着一些小鼓包和粉刺，更不用说唇须了，然而，使我兴奋不已的是她浓密的毛发；她有美丽神奇的黑头发，她把头发在她蒙古人般的脑壳上弄成了上上下下的许多卷儿。她在颈背上把头发挽成了一个蛇形结。尽管她是一个认真的白痴，可她总是迟到，在她到达的时候，我总是因为手淫而软弱无力，但是，她刚一在凳子上坐到我旁边，我就又兴奋起来，一半是因为她腹下洒满了臭烘烘的香水。夏天她穿着宽松式袖口的衣服，我可以看到她胳膊底下一簇簇的腋毛。一看到这毛就叫我发狂。我想像她全身都长毛，甚至肚脐上也长。我想要做的事就是在毛发里翻滚，把我的牙齿埋到毛发里。如果毛发上还带有一点儿肉，我就能把罗拉的毛发当做美味来吃。总之，她是多毛的，这就是我所要说的。她毛多得就像一只猩猩一样，这使我的心思离开了音乐，转到了她的窟窿眼儿上。我他妈的一心想看她的窟窿眼儿，终于有一天我贿赂了她的小弟弟，让我偷看她洗澡。这比我想像的还要不可思议：她从肚脐到胯部长着一簇蓬松的毛，厚厚的一大簇，像是苏格兰高地人系在短裙前的毛皮袋，又浓又密的毛，简直是一小块手工织成的地毯。当她用粉扑向上面的时候，我想我快要昏过去了。下一次她来上课时，我裤子上的几个纽扣没有系。她似乎没有注意到任何不正常。再下一次，我把裤子上所有纽扣全解开。这一次她明白了。她说：“我想，你忘记了什么事，亨利。”我看着她，脸像胡萝卜一样红。我无所谓地问她什么？她一边用左手指着那玩意儿，一边假装看别的地方。她的手伸过来，伸得这么近，我忍不住抓住它，塞进了我的裤裆。她迅速站起来，脸色苍白，惊恐万状。我逼近她，伸手掏到她的裙子底下，够着了我从钥匙孔里看到的那块手工织成的地毯。突然，我扎扎实实地挨了一巴掌，然后又一巴掌。她揪住我的耳朵，把我带到屋角里，让我的脸朝着墙，对我说：“现在把你的裤子系好，你这个傻小子！”一会儿以后，我们回到钢琴旁——回到车尔尼和速度练习上。我再也分不清半音和降半音，但是我继续弹琴，因为我害怕她会把这件事告诉我母亲。幸好这并不是一件可以随便告诉别人母亲的事。 这件事尽管令人难堪，但是却标志着我们之间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变化。我原以为她下一次来的时候会对我很严厉，但是相反：她似乎是把自己好好打扮了一番，身上撒了更多的香水。她甚至有点儿高高兴兴的样子，这在她是非同寻常的，因为她是一个忧郁、孤独型的女人。我不敢再不系裤子扣了，但是我还是要勃起，而且一堂课都硬邦邦的。她一定对此很欣赏，因为她总是偷偷地斜眼朝那个方向看。当时我只有十五岁，而她很可能已经二十五或二十八了。我不知如何是好，除非是哪一天趁我母亲不在，故意把她撞翻在地。有一段时间，我真的在晚上她独自外出的时候盯她的梢。她有晚上外出作长途散步的习惯。我常常跟踪她，希望她会走到公墓附近的某个偏僻地方，我在那里好尝试使用某种鲁莽的手段。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她知道我在跟踪她，而且对此很欣赏。我想她是在等我截住她——我想那正是她想要的事情。于是，有一天夜里，我躺在铁轨附近的草中；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夜，人们像喘着气的狗一样满地乱躺。我压根儿没有想到罗拉——我只是在呆呆地出神，天气太热了，热得什么也不想。突然我看见一个女人沿着狭窄的煤渣路走来。我正伸开手足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