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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几年里果然表现得像一个前场的神，他竖起球衫领子，进球之后顾盼自雄，成了体育史上的一位经典赢家。虽然我不是曼联队的支持者，却对这个故事心向往之。多年以来我一直在等待有个谁来问我，你认为自己配得上这个世界吗？我就会回答说，孙子，你错啦，真正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是否配得上我。可惜妾心如水呀，良人不来——就没人搭理这茬儿。
如果你认为这么说太过傲慢，那么我想你忽视了这个世界可以有多么糟糕。比如说你知道，从黑龙江到四川，每隔一段时间就有那么几个地方的领导决定掀起一场打狗运动，于是文件一发，城管队员们就手持大棒，把狗们的天灵盖敲得粉碎。读到这些新闻时你会想些什么呢？
至少我会想，这个世界配不上一条狗。程颢说，看见毛茸茸的鸡雏，就看见了仁，可是有人看见什么都看不见仁。这个“看不见”实在是可怕。汉娜·阿伦特说过残忍是与什么联系在一起的。她举了纳粹战犯艾克曼的例子，说在某些世界里更广泛地存在着一种“平庸无奇的恶”，有些作恶者之所以作恶，并不是因为他们本性邪恶或者有*癖，或者他们有什么特殊之处，恰恰相反，他们之所以做出令人发指的恶行正是因为他们平庸无奇，脑袋空空如也。
我们常常误以为残忍的根源在于仇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平庸。在高一上学的第一天，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被叫去参加公审大会，被审判的有二十多人，一多半人的罪行是杀人。其中一个男人的岳父家有4口人，都被他倒栽葱仍进了水缸溺毙。如今对比想想，美国人那些关于凶杀的名著，比如《冷血》和《刽子手之歌》，跟这个比算什么呀？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可以提醒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从何而来——如今令我们沾沾自喜的现代文明的绿洲，其实还建立在爱的荒漠之上。如果拿一只试管解析一下此间的冷漠有多少，自私又有多少，你就会恍然大悟为什么如今会有人超速驾驶一辆名车，把行人撞死在斑马线上。
踢过球的人都知道，人的眼睛其实跟蜻蜓的差不多，更能注意到活动的目标而不是静止的，因此你倾向于传球给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的队友，却不是一早就聪明地站在空当里的那位。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总是相信“时代变了”的陈词滥调，因为你更容易注意到变化的部分。
作家徐星讲过一个故事，“*”时期他目睹过一次枪决，枪响之后，一个验尸官负责检查被行刑者是否“死透”，他的办法是拿着一根铁棍，挨个儿枪眼儿捅一下。铁棍上有个环，从一具尸体走向另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就把它套在手指上绕圈儿玩，吹着口哨。我的印象是这个人因为周围的人震惊而感到得意。我倒并不震惊，这只不过是又一个关于麻木不仁的的故事而已。
这往往就是那些令人恐惧的事情的起点：平庸无奇、麻木不仁和乏味。有时候我到一些地方去，不得已跟一些自认为有点儿权势的人坐到一个酒桌上，他们总会端起一杯酒说：“来吧，加大力度！”这意思就是该干杯了。我发誓没有任何事会比这个更令我厌憎。我烦得屁股都要爆炸了。他们的话语方式是如此程式化，幽默感是如此贫乏，主人翁的姿态是如此自在，其背后潜藏的灵魂是如此平庸和自鸣得意，让我意识到，这正是我不得不应付的令人惊惧的生活真相的缩影。
你知道，一个配不上你的世界的最简单标志就是一些配不上你的人总想跟你共饮一杯啤酒。
我像讨厌尿一样讨厌啤酒。我也讨厌一个既无梦想也无悲悯的世界。这可以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关于如何形塑一个国家，形塑我们的生活。这也可以是一个玩世不恭的话题。有人会说，就你们这些愤青啰嗦，这个世界配不上你们，你们死去呀！这正是我之所愿。我保证我不会永远活着。而且拿我自己来说，躯壳里就藏着一个小达摩，随时准备找个洞藏起来。我只是在一个像木星那么巨大而沉静的地方同情着那些没有洞可去却沾沾自喜的家伙们的人间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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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家能做点儿什么
有一回记者采访“花花太岁”丹尼斯·罗德曼，大意说，你瞅瞅你长得跟被卡车碾过几百遍似的，凭什么那个抢到最多篮板球的人就是你呢？他回答说：“因为我拼命想抢到那个该死的球！”看到这话我就想，嘿，这才叫真正的成功秘诀呀。由此我想起，小时候有天晚上家里高朋满座，我姥爷隔着人群，远远地呼喊我：“大鹏哎——”我回应：“哎——”他问：“你怎么长得这么难看呐？”要是我读过了罗德曼的格言，就会回答他，长得难看怎么了，只要我野心勃勃，拼命想抢到点儿什么，那么即便当不上花花太岁也能当上个中产阶级！可是我那会儿哪懂得这个呀，于是以一种浪漫主义者特有的傻冒口吻呼喊说：“兴许长大了就好看啦——”
如今我揽镜自照，终于知道了人生没有“兴许”。不知道这世界上是不是真的存在着童话中的那种邪恶的力量，反正在漫漫岁月当中，我就像没被公主吻过的青蛙一样一点儿都没变样儿。另外我还发现自己既不会抢篮板球，也不想抢篮板球，更糟糕的是我压根就什么都不想抢。
这世界上总有一些人会是罗德曼的反面，性情上更接近于梦想家而不是行动家，我不幸亦忝列其间。有时候我会有一些很下流的想法，幻想有什么天大的好事儿落到自己头上，比方说突然有一天我就买了一艘游轮，我就把我的朋友都叫上：“穿上棉猴儿，咱上北极逮企鹅去！”另外一些时候，我则会有一点儿上流的想法，比方说我们这个国家能不能更好一点儿呢？
人类生活的奇妙之处之一就在于，空无的幻想与实际的行动可以同等珍贵。除掉一些最极端的个案之外，一般来说，梦想家们可以做一件很基础的事情，就是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
在我看来，古往今来的伟大小说家们都干了同一件事，就是甄别这人世间何为SB。《红楼梦》指出了家长制度和实用主义的结合是个龌龊东西，《第二十二条军规》说出了战争中的崇高精神是个愚蠢的玩意，更现代一些的小说不愿意有太明显的批判色彩，可是在甄别SB方面更胜前人，很多作品可以一揽子至少指出了一百多种人性的污点。有时候新闻记者也干类似的事儿。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完全没有想象能力的人也许会说：我管理的这个世界多好啊，小说家添什么乱，都给我死去！可是事实却是，尔曹身与名俱裂，小说家们还不朽着呢。
与新闻记者的入世倾向相对应，小说家们总是幻想家。读这些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作家们以一种美好的尺度苛责着一切，而书中那可谴责的世界与你我置身其间的这一个并无分别。
我们这个世界在我看来实在不怎么样，人们在世故方面比较早熟，在廉耻方面则比较晚熟，十几岁的孩子就精明得不行，可是活到老了可能还不要脸。按博弈论的说法，这是“纳什均衡”，孩子出生时都是乖宝宝，可是在成长道路上，别人都操蛋，他不操蛋的话就没活路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从理论上说，这就是令我们这里好多人痛心疾首的“国民性”的直接由来。
可是，疾不可为也？其实只要改变一下社会的奖励机制就行了。一个社会总是奖励坑蒙拐骗偷怎么行呢？这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其实蛮壮丽的，古人讲“齐家治国平天下”，你要做这个就相当于“治国”了。不过治国也没什么可羞愧的，这个国是我的，我治一治也是当然之事。
梦想家们也可以做一些更高级的事情，不仅用更美好的世界的标准来监督现世，还创造美好的世界。比方说可以像海明威一样，描述雪白的群山，讲述一场冬天的冷雨，省思失败与死亡，后世的读者读到了，就会心驰神往，如沐君子之风。如果什么能耐都没有，也还可以做一点儿更朴素的事情，那就是独善其身，至少不像别人那么热衷于丢人现眼。起码你可以缩成一团，做自己的白日梦，没事儿待在家里照照镜子。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可真是又一个可以告慰我姥爷的冷酷又滑稽的故事：你等不到自己变好看，却能等到别人变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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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波将金村游历
《楚门的世界》是部有趣的电影，那个主角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置身于一个巨大的片场之中，一举一动都被无数摄影机跟随，而身边围绕的所有人其实都是演员。这哥们渐渐发觉了真相，准备离开这个虚假的世界，于是一走就走到了海天分界处——原来那也是布景。后来此人终于跑掉了。我自己也有相似的有趣经历，不过从来没能跑掉。小时候，有一天，我想：父母好像并不怎么爱我，那么他们会不会根本就是假扮的呢？书上可没说父母应该把孩子锁到装煤球的仓库里嘛！当时烈日炎炎，我独自走在街上，突然想，如果我眼见的所有人都是假扮的，怎么办呢？我爸可能是假的，我妈可能是假的，姥姥也可能是假的，路边那个正盯着我看的警察叔叔则分明是个恶霸，然后问题就来了：他们丫这么居心叵测，到底想干什么呢？
由此你可以了解，在吾等生活过的那个中国古代，当小孩是一件殊为不易之事。你简直要面对无穷多的凶恶的对手。其时我身高不过三尺，头上无盔，身上无甲，左手一个铁圈儿，右手一根冰棍，加上一双塑料凉鞋也不过4件武器，在那条野蛮而无爱的街道上，谁也打不过呀！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也是一种幸运，至少我从小就了解到，倘若世界是假的，那还真不好混。
世界的确可能是假的，因为有的人只有在虚假中才会如鱼得水。18世纪的俄罗斯就曾有过一个经典的虚假世界，其建造者是著名的波将金公爵。这位公爵不仅是战功卓著的陆军元帅，而且是俄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情夫，聪颖过人，七窍玲珑，用我爷爷的话讲，“十个猴儿都不换”。有一年女皇沿第聂伯河巡视，为了邀功起见，波将金公爵干了一件颇有创意的事情：下令把自己治下的南方贫困肮脏的村子，装扮成一片繁荣的模范村庄。这种事在我们看来不算什么，可外国人没什么见识，后来就把各种弄虚作假的样板工程统统称为“波将金村”。
好国家都没什么太精彩的故事，历史终结，生活平淡，只好无事生非，比如美国媒体就曾经为了一个从古巴偷渡来的男孩埃连的前途而大动干戈，在我们看来，这算什么新闻？不够好的国家却充溢着恶搞的天分。怎么恶搞呢？造假是基本的一条。我看恶搞生活的基本范式就应该是这样的：我穿着一双“阿迪王”，拿着一只“HIPHONE”，畅游了一个又一个“波将金村”。
这类事我们熟。冬天的树不够绿，那就喷点儿绿漆。全国各大学“创卫”，几十万师生就都出去扫大街。《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还跟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领导去灾区老乡家里做客，还炒了一个回锅肉，那电视画面够温暖的，可是私底下问问，这家一共9口人，谁跟谁都不认识。
老布什总统曾在中美建交前夕担任驻华联络室主任，有一回陪基辛格参观苏州，他们在马路上既看不见车辆，也看不见行人，等到了目的地，在一座园林里，却看见一群群幸福的儿童在游戏、欢歌和舞蹈。老布什在*中就说，我看出来了，这是个“波将金村”。他儿子小布什也当了总统，又打阿富汗又打伊拉克的，宣称这一切都符合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可是媒体很不高兴，说你这都是政绩工程，跟狗屎GDP差不离，说得天花乱坠也是个“波将金村”。
按照逻辑推演，在一个虚假的世界背后必然有个机制，或者动力场，或者任何可以解释其根由之物。为什么我小时候害怕虚假的世界，如今还要害怕？这里面必然有点儿什么是出了毛病的。
其实我们的生活比《楚门的世界》更有趣。比如说，在电影里你可找不到比“周老虎事件”更精彩的故事。一个能够开一届成功的奥运会的现代国家被一个农民和一张年画搞得七荤八素，这可太神了。可是我也没见哪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在这件事上有特别的雄心，比如把它写成一本书，虽然这本书里会凝聚着时代的秘密。问题是，在中国，几乎每个故事都凝聚着时代的秘密。我们的秘密泛滥成灾，年复一年，人们就钝感了。在过去，当年轻一代感到迷惘时，崔健唱道：“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可是如今一看，我们只是从村头走到村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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