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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2（3）
他们把我押到学校操场，操场上已经集合了公社政府、学校、供销社、卫生站、收购站的职工，还有不少农民和学生。他们一见到我便挤过来围观，刘部长他们不由自主地迈开了正步。操场的一头是插着旗杆的三层水泥台，另一头并排放着两张课桌，我被押着走向课桌。有人说：干吗给反革命分子两张桌子！于是有两个学生便跑去抬走了一张。我费力地爬到桌上站定时，看见小马孤独而绝望地站在人群里。
张书记问我：赖彦明，转身看看，认得墙上的字吗？我转过身，看着自己用排笔写在围墙上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一排大字。张书记大声追问：认得吗？这时候其他人都凝声静气，我想他们是在等待我的回答，便说：认得。张书记问：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人群传出恍然大悟的喝的一声。听到这一声喝，我连忙重新仔细地瞅着这一排字，看了三遍，它们还是整整齐齐，气派十足，没有一笔一画是错了的。张书记用一种气愤得变形的声音说：那么，我代表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请你把你写的反革命言论念一遍。听他这么一说，我被吓住了。而背后传来粗暴而低沉的怒吼：念！念！念！我大汗淋漓，死盯着那几个字发呆，不明就里，而他们继续整齐而沉闷地喊道：念！念！念！念！
我知道这种声音，物理学上讲一千个人整齐迈步所发出的声音会让一座桥从内部彻底坍塌。我明显感到自己正在坍塌。坍塌感从我骨髓里直坠下去。这坍塌感穿过骨髓时带走了晃晃悠悠的眩晕，仿佛是对我被五节电池的强光照过后所感到的不适的一种解脱。毕竟它朝着确切的方向，我想，尽管它是绝望、不可遏止的下方，毕竟也是个方向。于是我定了定神，坠崖般地喊道：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他们应声朝我涌来，推翻了桌子，我狠狠地摔在地上。刘部长挥舞着手枪喊道：要文斗不要武斗。我跌倒在地上，我记得的那句话犹如附在我舌头上的咒语，我不停重复它：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毛泽东思想是……
我感到莫名其妙，然而更让我惊讶的是，批斗会一结束，就有一个公安两个身穿四兜干部服的人以及一个记录员坐在校党委办公室里等我。他们坐在四幅肖像图的下面，让我心神不定。因为头晕，我不太分得清画上的人和他们四人的表情，只觉得对面挤满了眼睛。他们宣布：“三二恶意攻击领袖案”审讯会现在开始。“三二案件”？我吓了一跳，后来才知道他们说的就是我的事。他们的意思是，我把“毛泽东思想是我们批判的武器”这几个字写上学校操场边的围墙上那天是三月二日，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三二案件”就在那时发生了。听起来好像三月二日是早就埋伏在时间里的单独事件，而专案组亦早就成立了专等这一天的到来。而这一天，我提着油漆桶和排笔，爬上桌子，写了那些字，于是“三二案件”就在这个地处横断山深处的小山村里轰轰烈烈地发生了。
老实说，群众激烈的情绪将我从桌上掀下来时我并不觉得疼，相反，我有一种被深深感染后的头晕流鼻涕的症状。也许时代变了，时代有可能在一刹那的群众激情中改变了方向，那时候任何东西都会出问题。所以我们说，紧跟形势是任何人都马虎不得的。那时候我们每周都有两次开会讨论形势，既是怕出岔子，也是因为孤独。我很诚恳地想：时代变了，但我没接到通知。
穿着警服的那位面容和蔼的人叫黄公安，他对我笑笑，问：你为什么要攻击毛泽东思想？我莫名其妙地说：我没有啊。他一下收起笑容，仿佛对我的厚颜无耻感到恶心——这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汗都急出来了。他沉默了一阵，说：赖彦明，我看你并不像一个无赖，铁证如山，你怎么这样呢？我摇摇头，表明我不是一个无赖，但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么多人一口咬定我攻击了毛泽东思想，我伤心极了。好吧，黄公安说，也许你是一个所谓的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那么，你凭什么要批判毛泽东思想？听他这样一说，我明白了，原来他理解我写的那句标语出了问题。我心中踏实了许多，于是慢慢给他解释：我写的标语的意思并非要批判毛泽东思想，而是当我们进行批判时，毛泽东思想是用于批判的武器。这里面有个语法运用，我是语文老师，当然知道。黄公安似乎听进去了，他问我：你要批判什么？我摇摇头：并非我要批判什么，而是我们，我们批判一切有害于无产阶级大众利益的思想和行为。黄公安旁边那人看来再也忍不住了，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黄公安对他摆摆手，说：看到了吧，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多么狡猾的敌人。他转向我，接着说：是的，你善于隐藏，你的灵魂……他稍作停顿，意味深长地说：灵魂总是隐藏得很深的。他说：你有一个狡猾而用心险恶的灵魂，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话让我感到玄机无穷，当“灵魂”这个词出现的时候总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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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李哥 2（4）
黄公安这人面目和蔼，令我产生了幻觉，认为自己可以与他像朋友一样地交谈。谈的是灵魂这种玄妙问题，从学问的层面上讲，自有一种乐趣。但是黄公安转而问了我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等很简单的问题，就结束了此番审问。
第二次审讯在派出所的审讯室。这个正式的审讯室让我肃然起敬，因为对面墙上刷着八个加粗的黑体字：坦白从宽，抗绝从严。在这里我以崭新的心态再次回答了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问题。因为心情不同，我对这些问题回答得更加慎重。这里非常正式的严肃气氛，使感觉受到了某种尊重，便下决心好好配合他们认真研究我的灵魂。记录员似乎是尤其重要的，他坐在斜对着我的右方——连他的面无表情也与众不同，是一层厚重的苍白刷出来的面无表情。黄公安提问，我回答，然后皆停下来静听记录员沙沙地记录在案。记录员记录完毕，朝黄公安略一点头，黄公安便再次提问。关于姓名、籍贯、性别、年龄、成分、政治面貌、社会关系等问题，待记录员确定我的两次回答都一样后，将那张纸递到黄公安面前。黄公安一只手捏着那纸，一只手用拇指撑住前额，细细查看。
他看得如此仔细，以至于旁边的干部忍不住伸长脖子，也将脸往纸上凑。但是黄公安突然就看完了，旁边的干部吓了一跳，连忙坐正身体。黄公安问：你的姓名叫赖彦明，对吧？我说：是的。他说：你出生在一九四九年，一九四九年是多么重大的日子，而你竟然起了个这样的名字？我小心地表达我的疑惑：我的名字？它有问题吗？他摇摇头：从表面看倒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你看我们的名字。我叫黄爱国，他叫林建军，我们都有意义非凡的名字。你难道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么？我想了想说：名字是我妈起。我妈是贫农，没什么文化。黄公安没有理我，他转头对记录员说：一般情况下，审讯室里只要求犯人在“是”和“否”中选择，我们并没有破坏规矩。但我们现在审讯的是一个狡猾的反革命，一个须从灵魂深处获取罪证的复杂案件，所以要走点弯路。记录员脸色苍白地对他点点头，他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记下黄公安所说的话。后来他想出了主意，拿出另外一张纸记录了。黄公安再次俯向我，亲切地说：说贫农没有文化，这认识是错误的。哦，是的，我急出一身小汗，连忙说：我认罪。黄公安没理会我的惶恐，他说：就算你妈没有文化，但是你，你是个被伟大祖国培养起来的有知识有文化的新人，那么……他停了停，加重语气，似乎在提醒记录员注意：你为什么不改名？
记录员的钢笔飞快地摇动，他很兴奋，写完后瞪大眼睛望着我。我正要说话，他忍不住叫起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说：我妈给我起了这个名字，我理所当然就叫这个名字。问题就在这里，黄公安说，按照你的履历，你似乎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一代，而且你根正苗红，被伟大祖国从一个吃不饱穿不暖的穷孩子培养成为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民教师。你经历了翻天覆地的人生变化，竟然无动于衷，竟拿你说的理所当然不作丝毫改变？他竖起一个指头，指向我：你那理所当然的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
如果我没听错的活，他加了个“到底”来强调那个“理所当然”。我觉得惊奇，因为我第一次听见有人这样来强调“理所当然”。我惊奇着，因而露出傻样。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们，而他们亦目不转睛地将我望着，等我的回答。我觉得记录员都紧张得快要出汗了。但是我的确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只能默默无言地傻看着他们，或者拿眼四处瞅瞅。
玄机无穷的审讯一结束，我就觉得无聊，像站在个没底的地方一样。我躺下，通过门上的栅栏看外面被分成一条条的阳光和其他东西。阳光在栅栏里很亮，亮得只看见阳光而看不见其他。发现这一点，我就盯着阳光使劲地想，想了很久发现它们还在那里，影影绰绰的：院子、院子对面一楼和二楼四道黑而静的门，还有一辆很少见的吉普车。
杀李哥 2（5）
我猜想我很快就要坐那辆吉普车了，它在九道沟的河沟一定会跑得很棒。那时候没有公路，所以只有这种吉普车能够沿着河沟开到九道沟来。我望着吉普车想了好一阵，又看出视线里还有一个人的影子勾着头打瞌睡。那是成都来的女知青。看起来女知青很喜欢世界上有反革命，那样她就不寂寞了。那样她纯洁的青春就不寂寞了。
我记得我每次醒来之前都伴随着粗暴而剧烈的声响，好像我的睡眠是由一道生锈的铁门锁着需要暴力才能打开一样。正因如此，我每次醒来都因受到震撼而晕眩。这次我看见小马站在面前，边拿出饭盒边说：他们抄家了。乘女知青看着别处，她很快地说：他们要我交代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吃了一惊：这关灵魂什么事？小马愣了愣，后来她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说：他们什么都没说，他们还用得着说吗？接着，她很快说：我成分不好。害了你！我说：哦，哦，没的事。她继续说：我成分不好，我害了你。她低声哭泣起来。我烦躁地说：我的灵魂和结婚没关系，和你的成分也没关系！小马感到迷惑不解，止住了哭，想了想我的话，以为我不爱她了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又想起点什么来：哦，你是想保护我才这样说，你还是爱我的。
正如结婚和灵魂没什么关系一样，我的灵魂同样与小马的成分没有关系。我的灵魂对我来说是个意外的、飞来的横祸，只知道这灵魂是专案组手里的一个罪证，至于是什么样的罪证呢，对此我一无所知。因为急于了解自己的灵魂，我迫切地等待审讯，但他们总让我惊奇。我记得他们问：为什么要混入党组织？我说我渴望进入先进行列。他们说：挺能伪装的。他们问我：混入党组织干了些什么坏事？我说开会写语录写社论标题。他们便大吼：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后来的几天，既没有批斗也没有审判，像被遗忘了一般，这让我很担心。无聊透了的我发现对面二楼上的三道门从未打开过，也许那种黑和静就是永还不能打开的意思。小马准时送饭来，她把狗肉全省给了我吃。吃了狗肉，我很想要她，她走后我又想要成都女知青。后来的几天，我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想法，同样的看见，而他们也许遗忘了我，也许在我不知道的地方观察、揣摸着我，却迟迟不作判决。
后来，他们突然在某个夜晚，将我往吉普车上押。他们先用五节电池的手电筒光照定我，好像这样我就无处遁形了一样，然后再由一个人拿手铐铐住我的一只手腕。这个人爬上车，在车上拖动手铐拉我上去。我无意反抗，但他们认为恰恰相反，所以那人用了很大的力气扯动手铐。这种手铐一动便紧缩，灵敏而冷酷的机械力量刀一样切入我的腕骨，我疼得全身发僵。同时有人用枪管猛戳我的后腰，我惊跳起来，头重重磕在车厢上。当我终于全身被汗水浸得冰冷冷坐在车厢右侧的凳子上时，身上的狐臭味浓浓地散发出来。这狐臭味使我心灰意冷，什么话都不想说。
拿手铐的人将另一个环扣在车厢顶部的铁棍上，挨着我坐下。再上来的两人坐在对面，膝盖上放着枪，其中一个是那女知青。于是，吉普车就在山村夜里，发出很大的隆隆声奔跑起来了。手铐异乎寻常地敏感，甚至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