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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还批评说，由于“四人帮”残酷迫害文艺工作者，使得许多群众熟悉的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与现实隔膜了，“笔也生了，多少年无法创作。”现在，“老作家解放了，思想也应该解放，要重振旗鼓，挥笔上阵。老作家不但自己要写，还应当做浇花的工作，扶植青年作者，使他们健康成长。”中年作家既有创作经验，精力也充沛，正是创作的兴旺时期，更应该奋力创作。作家们表示，当前的文艺创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要尽快组成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浩浩荡荡的文艺大军，开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写出更多更好的、迅速反映我们伟大时代的优秀短篇小说，鼓舞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73〕
几天之后，即11月19日，《人民日报》以《让文学创作迅速跟上抓纲治国大好形势》为题报道了座谈会的情况。这次座谈会虽然不是直接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但它对清理“四人帮”在文艺界的影响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随着教育界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它开始于一次座谈会。11月21日，《人民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控诉和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滔天罪行。茅盾、刘白羽、张光年、贺敬之、谢冰心、吕骥、蔡若虹、李季、冯牧、李春光参加了座谈会。
此时，文艺界正式开始了对“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与会者指出，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是“四人帮”强加在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政治镣铐。所以，“我们要抓住‘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反动实质，把它作为文艺界揭批‘四人帮’运动第三战役的中心问题，批深批透。”〔74〕
11月25日，《人民日报》以《坚决推倒、彻底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为题报道了这次座谈会的情况，还加了编者按说：“四人帮”举着“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否定十七年革命文艺的成就，并从文艺界打开“突破口”，扩展到各条战线，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伟大成就。
但是，编者按不适当地肯定了毛泽东1963年12月和1964年6月关于文艺界的两个批示，而且认为“毛主席的红线一直照耀着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进程”。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2）
当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茅盾在座谈会上的发言。茅盾在发言中肯定了“《人民日报》编辑部这个座谈会非常及时，非常必要。”他说，教育界的同志们已经开过这样的座谈会，愤怒声讨“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受“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以及由此而来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毒害，“也是极其深重的”。所以，我们也迫切需要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上的流毒。
茅盾还说，“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大肆污蔑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文艺战线，称之为“黑线专政”，这是“狂妄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领域中所取得的辉煌成果”。对此，他举例说，这17年中，就长篇小说而言，有《暴风骤雨》、《创业史》、《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等等，至于短篇小说、诗歌、话剧、歌剧、电影、音乐、美术、舞蹈、曲艺，那名目就更多了。可是，令人气愤的是，“四人帮”把许多香花统统打入冷宫，而把他们为了篡党夺权而炮制的帮派文艺，强加于广大读者和观众，这“怎能不天怒人怨，人人侧目！这是事实，‘四人帮’的罪恶，是赖不了的。”
“四人帮”粉碎后，文艺虽然获得解放。但“四人帮”的流毒，依然不容低估。当前任务就是“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战无不胜的思想武器，坚决推倒‘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肃清‘四人帮’在文艺界的种种流毒，同时也必须为广大的观众和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而要完成这些任务，首先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换言之，也就是要做到题材的多样化，以及体裁和风格方面的多样化。茅盾认为，题材的多种多样，会引发多种多样的体裁，也会引发多种多样的风格。而一个具有多方面生活经验、富于创造性的作家，有可能运用各种题材，并且也具有个人独特的风格。他相信，在粉碎“四人帮”强加于人的精神枷锁之后，“我们的百花园里必将出现万紫千红的景象。而这正是‘双百’方针得到贯彻的必然结果。”
茅盾在发言中还批评说，“四人帮”的又一荒谬理论，就是关于作品中的人物描写的脸谱化的创作方法。“按照他们的说法，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主角、正面人物）必须是高、大、全的。也就是说，这个英雄人物，必须是始终正确、高出于一切陪衬人物（这些陪衬人物也是作品中的正面人物）之上，比所有这些陪衬人物都伟大。换言之，即这个英雄人物不能犯错误，甚至也不能有片刻的犹豫不决。否则，就损伤了这个英雄形象。这是十足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的”。“四人帮”所要写的“高”和“大”，“已经是给公式化、概念化大开绿灯；更要全，那就只能画脸谱，不是人物性格的描写。”
同样，“四人帮”搞的那套“脸谱主义”，对作品中的反面人物，“那就滥用得更加出奇了”。反面人物不仅面目灰溜溜，甚至衣服也是灰色的，“以至他一出场，连小孩都立刻知道这是个坏蛋。这不是在教育读者怎样辨别好人或坏人，而是在腐蚀读者本来还有的辨别能力。”
所以，茅盾表示，要繁荣创作，就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进一步从理论上肃清“四人帮”在各方面的流毒，“彻底粉碎他们强加于文艺工作者乃至广大读者的精神枷锁，则是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首先必要的步骤。与此同时，供应广大读者以优秀作品，则又是粉碎精神枷锁、肃清‘四人帮’流毒的必要而且有效的保证。”〔75〕
座谈会的消息和茅盾的文章见报后，中央分管宣传工作的一位副主席表示不满。他甚至责问《人民日报》：你们批了“教育黑线”论，怎么又批起“文艺黑线专政”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是毛泽东主席批准的，《文艺座谈会纪要》是毛泽东主席亲自修改过三次，怎么能推翻呢？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3）
但是，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并没有因为这位副主席的指责而停顿下来。紧接着，《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又邀请在北京的部队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揭露江青同林彪勾结制造“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阴谋。
进入12月份，文艺界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势头更为强劲，《人民日报》相继发表了贺敬之、丁玲、巴金在11月21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文艺界在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时候，也连带批判了刘少奇的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认为刘少奇干扰和破坏了文艺工作。在刘少奇还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尤其是在“两个凡是”没有被推倒的背景下，有这样的认识是难以避免的。
但是，不可否认，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批判，为文艺创作打开了新局面，文艺界终于迎来了“解冻”期，“伤痕”文学随即登上中国文坛。
就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后不久，该杂志第11期发表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篇“伤痕”小说。
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教师看了小说之后，颇为感慨。这位教师也是班主任，体会可能会更深刻一些。正如这位教师所说，或许是工作岗位相同的缘故，所以，“一看到《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里的小说《班主任》，就信手翻开了书页。”“你愿意结识一个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处吗？”这真是一个别开生面、富有吸引力的开头。读下去后才发现，“它与我猜想的决然不同，小说没有惊心动魄的矛盾冲突，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但是却引人深思，震人心弦。”
这位教师认为，小说的作者“把故事的背景安排在1977年春天，寓意深长。严冬摧残，祖国的幼苗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是，春回地暖，有园丁的辛勤培育，它们将会蓬勃地成长起来，为祖国更美好的春天增添色彩，这难道还有疑问吗？”〔76〕
刘心武当过15年的中学教师，后来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当编辑。《班主任》写于1977年夏，素材就来源于刘心武当教师的体验。据刘心武回忆，他在出版社当文艺编辑时接触过两部小说，其中一部是两位农民创作的《大路歌》，内容是写当地农村修路的故事。当时，“两报一刊”刚刚提出了“两个凡是”，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按照这个标准，小说《大路歌》必须有阶级敌人搞破坏才行，可是，稿子里没有这样的场面怎么办？于是，刘心武特意跑到那个村子，告诉那里的农民，如何这般地编出阶级敌人搞破坏的情节。可惜，任凭刘心武怎样解释，农民就是无法圆满地编出这样的故事来。结果，《大路歌》自然也就不能出版了。这件事给刘心武的触动很大，他由此产生了放弃胡编乱造、力求写真实生活的想法。
这年夏天，刘心武在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偷偷地创作起《班主任》。他为什么要写这篇小说，据刘心武说，这是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积存已久的腹诽，其中集中体现对‘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强烈不满。”〔77〕
写完之后，刘心武自己看了一遍，难免“心里直打鼓”，因为他明白，这是在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在发表欲的强烈支配下，他终于鼓起勇气，打算把稿子寄出去。没想到，在邮电局却遇到了麻烦。那位女工作人员把刘心武的大信封认真地检查了一番，发现里面还有一个小信封，便神情严肃地告诉刘心武，稿子里不能夹带信件，否则要收一元钱。刘心武一想，这可就划不来了，因为稿子当印刷品邮寄不过才几分钱。这位工作人员居然要一元钱！一气之下，刘心武索性不寄了。随后找了一个幽静的地方，拿出稿子，“再仔细看了一遍，竟被自己所写的文字感动。我最后决定，还是投出去吧，大不了发表不出来，还能把我怎么样？”〔78〕过了几天，他找了另外一家邮电所把稿子寄给了《人民文学》杂志社。最后，由张光年拍板，这篇小说才得以同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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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4）
《班主任》发表后，读者反映颇为强烈，尤其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之后，影响就更大了。那时，《人民文学》每发行到一处，那里的读者就会来信。从当时的反映来看，褒贬不一。像冯牧、陈荒煤、严文井这些著名作家，“很快站出来支持”。但是，“反对的意见也颇强烈”。有人批评说，谢惠敏这个人物歪曲了团干部和进步青年的形象。也有人表示不满，说《班主任》是问题小说。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会出现问题，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一片光明。有人甚至给有关部门写信，指责小说是“解冻文学”。
这时，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又在大力介绍《班主任》，称刘心武是中国“伤痕文学之父”。而在那个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当事人侧目”。因此，刘心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79〕
就连外国人也有同感，多年之后，有位日本朋友见到刘心武还关切地问道：“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了？”
应当承认，刘心武写这篇小说确实冒了很大的风险。20多年后，他回忆说：“当时，我确实有‘闯禁区’的意识。因为，如果我还是个中学教师，可能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