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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也倒了快两年了，但“他们的思想流毒还在，他们的阴魂并没有散，它不仅附在‘四人帮’的帮派人物身上，也附在我们某些同志身上，否则，我们就用不着开这个会讨论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开这个会，就是要驱散林彪、“四人帮”的阴魂。如果有人问，你们写这些文章干什么？“我看是做驱散阴魂的工作，这是个艰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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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7）
为什么有些人反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周扬回答说，因为这些人办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又不肯承认，不肯按照实际情况来改正错误。“实践和他们的主观意见相违反，他们不愿放弃自己的主观意见，却硬要反对实践这个客观标准。”〔68〕
周扬在讲话中还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科学禁区的问题。他认为，给科学设置禁区，就等于承认某些客观事物的领域是科学所不能触及、不能探索的，就是扼杀科学，宣布科学的死亡，那就必然要引导到不可知论、怀疑论、神秘主义、迷信和宗教。所以，必须反对科学禁区。
据《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讨论的最大收获是进一步解放了思想，提高了认识，明确了责任，增强了信心。“不少同志在会上说出了过去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敢于批判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理论禁区。”与会者认识到，为了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我们必须开展一个思想解放运动。我们理论工作者，应该鼓起勇气，贯彻毛泽东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敢于拨乱反正，敢于冲破禁区，研究和探讨新时期提出的新问题，发挥理论的战斗作用。〔69〕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央宣传部负责人谈话，说：宣传部长不能犯错误，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第二天，邓小平又找胡耀邦谈话。他说，我原来没有注意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同胡耀邦的这次谈话，明确表示了对《理论动态》和真理标准讨论的支持。无论对胡耀邦本人，还是对《理论动态》组的成员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70〕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于7月22日、《光明日报》于7月24日分别发表了邢贲思的文章《哲学的启蒙和启蒙的哲学》和韩树英的文章《“一分为二”是普遍现象》。邢贲思在文章中说，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新蒙昧主义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毒害人们的心灵达十年之久，因此，“迫切需要一个思想大启蒙，精神大解放。”作者呼吁，“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运动”。需要在哲学理论上来一个正本清源的大清理，把林彪、“四人帮”强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上的斑斑锈迹荡涤净尽，还它一个光彩夺目的哲学的本来面貌，并且根据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实践，“使它不断有所丰富，有所发展。”韩树英认为，真理是一分为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既是绝对真理又是相对真理，因此，我们不仅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而且还要依据实践的发展和客观实际的需要，向前发展。
在双方争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的气魄对真理标准的讨论给予了极大的支持。8月13日，他找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的吴冷西谈话。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光明日报》5月10日发表的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放思想。他还说，文化、学术和思想理论战线正在开始执行“双百”方针，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置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71〕
6天之后，即8月19日，邓小平同文化部的负责人黄镇、刘复之谈话。当谈到理论问题时，邓小平说，理论问题主要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帽子可大啦。另一篇是关于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我看了，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现在刚刚讲了一下，就说是针对毛主席的，那怎么行呢？我说过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人反对。问题是从“两个凡是”来的。我们做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毛主席没有讲过的话多得很呢，我们不要下通知，划禁区。怪得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做政治工作问题，有人也反对，说这同华主席讲的“新时期”不一样，唱对台戏。有的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子里解脱出来。〔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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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键时刻，邓小平公开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8）
这年9月，邓小平视察了东北三省和天津市，一路上反复讲实事求是的问题。9月16日，邓小平听取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汇报工作。他在谈到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时说，怎么高举？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过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很多问题就解决不了。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现代化。“如果毛泽东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在谈到真理标准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主席经常讲的。可是，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争论，“可见思想僵化”。他认为，根本问题就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73〕
自邓小平6月2日讲话之后，特别是他在东北三省谈话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纷纷发表讲话，表示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1）
如果说，《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当事人没有一点压力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正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当真理标准问题争论得十分激烈的时候，胡耀邦甚至萌发了“冷却一下”的想法。据说，6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胡耀邦，这场争论是中央党校挑起来的，华主席已经不满意了，继续争论下去要造成党的分裂，《理论动态》不能再发表可能引起争论的文章了。事后，胡耀邦向吴江、阮铭表示了“冷却一下”的想法。〔74〕
胡耀邦真的想“冷却一下”吗？据沈宝祥回忆，他在当时听说，胡耀邦确实产生过“冷却一下”的想法。孟凡也有类似的回忆，他说，那是6月下旬，他去中央组织部向胡耀邦汇报各方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反应，当他谈到赞成的人和反对的人都出乎意外的强烈，形势发展越来越向赞成讨论的方面转化、但阻力也不少时，胡耀邦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争论不可避免。我也听到一些不同意见，有的同志曾向我建议停止争论。不同意见要听，要分析，但形势发展是不以个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75〕
就在这时，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位负责人，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了质疑，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76〕在这种情况下，胡耀邦也感到一定的压力，产生了“冷却一下”的想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不仅如此，杨西光承受的压力也是明显的。王强华在他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不仅引起了新闻界、思想理论界的重视，而且惊动了中央领导人。一时间，“砍旗”、“丢刀子”、“犯了方向性错误”等大帽子劈头盖脸而来。这篇文章的发表，确如杨西光所说，没有向上级请示报告，听说当时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因此被指责“没把住关”，而且规定《光明日报》今后发表这样的文章要报告。可能是由于出现了上述情况，杨西光在一个时期内神色比较严肃，大家心理多少也有些紧张。有一次下班之后，杨西光在办公室里喃喃自语，大不了把“乌纱帽”丢了，没什么了不起！当时，我已感觉到问题的严重和他所承受的沉重压力。大家的这种心情，直到后来，特别是听了邓小平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后，才算真正松了下来。〔77〕
作为当事人，吴江也“感到周围空气沉重”。但问题毕竟是由他们的文章引起的，如果对于这种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意味着“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如此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所以，他考虑再三，不同意“冷却”，打算写一篇文章从正面给予回答，“据理驳斥”，并等待适当时机以适当方式发表。〔78〕这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
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提出批评，因此，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吴江事先并没有告诉胡耀邦。不过，初稿写出来后，吴江还是送给了胡耀邦。可是，胡耀邦没有主张立即发表这篇文章，而是让他的秘书转告吴江：“等三个月以后再说”。〔79〕
后来，吴江在谈到这件事时说，他理解胡耀邦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他觉得此事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为了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吴江也就没有把文章的最后定稿送给胡耀邦审阅，至于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耀邦请示。
文章最后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因为，《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之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不能发表此类文章。那时，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刚开过，《解放军报》还刊登了邓小平的讲话，而这个讲话又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所以，吴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于是，他决定求助于《解放军报》。碰巧的是，此时他正好同《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就抱试一试的态度，写了一封信，连同文章一起送给了姚远方。
4。 罗瑞卿表示：如果打板子的话，我愿意领受40大板（2）
吴江还特别提到一件事，当他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给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他此举的目的是想寻求罗瑞卿的支持，但没有想到罗瑞卿如此认真，不仅表示支持，还通过编辑部转告吴江，提出两点修改意见。〔80〕
关于这篇文章送《解放军报》发表的原因，沈宝祥也有一个说法。据他说，胡耀邦的秘书梁金泉曾告诉他，胡耀邦收到吴江送来的文章后，觉得不好办，在当时的情况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承受不了那种压力，《理论动态》也不好发表。后来，胡耀邦就让吴江去找罗瑞卿。胡耀邦还解释说，罗瑞卿在党内威信高，文章拿到《解放军报》发表，分量就不一样了。于是，胡耀邦把文章装进信封里，让梁金泉送给罗瑞卿。〔81〕
至于《光明日报》为什么也没有发表吴江的文章，王强华在他的回忆文章里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本来，杨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