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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迟浩田等人奉命控制了《人民日报》社。迟浩田向报社负责人鲁瑛宣布了三条纪律：过去管《人民日报》社的那几个人，从现在起不能再领导《人民日报》了；我们受中央委托到《人民日报》社工作，在宣传、版面上要请示我们，不得擅自做主；你要服从中央的命令，听从中央的指挥，不能搞小动作，不能泄露机密。
在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被拘押的当天晚上，华国锋在玉泉山9号楼叶剑英住处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汪东兴、李先念、陈锡联、苏振华、纪登奎、吴德、倪志福、陈永贵、吴桂贤参加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们大多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叶剑英的警卫员马西金回忆说，22点30分，开会的人到齐了。先来的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和另一位还坐在后排沙发上，我请他们到前排来坐。纪登奎说：“你的座位不够，还有四个人没有来呀！”我说：“人到齐了，请到前边来吧。”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是没有到前边来。这时，汪东兴同志说话了，他说：“马头说得对，人到齐了，你们都到前边来坐。”这样，他们才坐到前排的座位上。我立即去请叶帅和华国锋同志。〔23〕
华国锋在会上开门见山地说：“今晚把大家请到这里来，是要向大家通报一个重要事情：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和姚文元乘毛主席逝世之机，秘密勾结，疯狂活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了及时粉碎这个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反革命集团，10月6日晚8时，党中央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在讲话中还谈到了对江青这几个人实行隔离审查的意义，他说：“这次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使我们党避免了一次大灾难，使我们的事业避免了一次大倒退。”〔24〕
随后，叶剑英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提到了中央政治局做的两件大事。他说：1976年10月6日至7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很有意义的日子。“我们中央政治局办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从组织上打垮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第二件大事，一致通过了华国锋同志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定。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大事。”
叶剑英在讲话中还谈到了毛泽东的“两着棋”和临终“嘱托”。第一着棋是指1974年、1975年毛泽东多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当着在京的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毫不客气地说江青有野心，批评他们不要搞“四人帮”。毛泽东还多次对叶剑英说：“四人帮”的问题一定要解决，“不然要出大乱子。”毛泽东临终前，拉着叶剑英的手叮嘱说：“我死后江青可能要闹事，你要协助国锋同志制止他们。”叶剑英进而解释说：“我牢记着毛主席的教导，协助国锋同志进行了这场斗争。这就是说，我们解决江青这几个人的问题，不是中央政治局少数人的想法，也不是我们临时的决定，而是毛主席生前想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问题，我们是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叶剑英还列举了王洪文这四个人的几条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他们“结成宗派，想夺取最高领导权。”周恩来在世的时候，他们想打倒他。周恩来逝世后，他们“又要打倒新的国家领导人。”更有甚者，“他们已在准备三中全会的报告了。他们准备在三中全会上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王洪文可能没有把政变的龙袍做好，但是准备悬挂的标准相已照好了。”江青还跑到清华大学，大造反革命舆论，“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可见，“情况已经到了不破不立的紧急时候。”不破了“四人帮”，中央就不能立起来。不破了“四人帮”，我们这个党就很危险。在这个关键时刻，“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采取了非常果断的措施，揭露和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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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叶剑英决定“摊牌”，解决“四人帮”问题（5）
毛泽东的第二着棋，是指组织上的安排。周恩来病重以后，“四人帮”以为，按照原来的次序，政治局应该由王洪文主持，国务院应该有张春桥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给他们。”邓小平被推下台后，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选定华国锋作为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毛主席为什么要下这盘棋呢？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叶剑英评价说，毛主席的这两着棋非常英明，“为我们这次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25〕
会议一直开到第二天凌晨6点钟。经叶剑英提议，会议通过了华国锋担任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还决定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及修建毛泽东纪念堂。
紧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向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通报了“四人帮”的问题，以及对他们采取措施、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在通知中列举了“四人帮”的罪状以及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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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两个凡是”出台（1）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只是为实现历史转折提供了契机。但是，华国锋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没有抓住这个契机，反而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结果使“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这个局面维持了两年。
毛泽东选定华国锋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并不是因为华国锋有多大的能力。所以，毛泽东提议由55岁的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华国锋于1938年入党，1954年在毛泽东的家乡湖南省湘潭县担任县委书记，后任湘潭地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到湖南视察，对华国锋有所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见面机会的不断增多，毛泽东对华国锋的了解也多起来。1971年“林彪事件”后，华国锋和王洪文几乎同时调到中央工作。在1973年召开的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华国锋的这些经历，使毛泽东感觉到，华国锋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在省里和中央工作的经验。特别是他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表现得相当不错，而且处事慎重。所以，毛泽东认定，华国锋“忠厚少文”，“公道不蠢”。其实，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能力和才干不一定很满意。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表示：“人家说他水平低，我就选这个水平低的。”〔26〕毛泽东为了让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甚至建议叶剑英和李先念“休息”。因为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两个人比华国锋的威望都高，能力也比他强，如果这两个人在台上，华国锋的位子很可能就会被架空。〔27〕
由此看来，毛泽东看中的并不是华国锋的才干和能力。相比较而言，华国锋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人，因而可以维持当时的局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华国锋不会否定“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他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认为它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的，担心有人要翻“文化大革命”的案。随着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这种担心也就越来越强烈。1975年11月2日，他曾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毛泽东还向毛远新谈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有两个：“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内战。”〔28〕
据叶剑英后来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毛泽东曾召见华国锋等几个人谈话，讲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说：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29〕
“文化大革命”作为“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理论的实践，毛泽东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一再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他曾向毛远新解释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1976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的社论，把“怎样看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升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不仅如此，社论还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30〕
华国锋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他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既定的路线和方针，用他的话说，就是“绝不怀疑，绝不动摇，绝不含糊。”此外，华国锋作为“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理所当然地要维护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3。 “两个凡是”出台（2）
在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后的第三天，即10月8日，华国锋就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打招呼会议上宣布：批判“四人帮”一定要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对“文化大革命”要充分肯定，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不要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账，他们的核心问题是阴谋篡党夺权，解决“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几天后，他在西北组会议上向高级干部们表示：我们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把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这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贯彻执行得更好。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这是华国锋为自己确定的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的奋斗目标。可以说，这就是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为自己树立的第一个政治形象。他在讲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还是按照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基本正确，有所不足”，“要注意解决有所不足的方面”。
华国锋为什么强调不要算“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因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几个人在中央政治局结成“四人帮”，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如果算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账，就会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毛泽东之所以迟迟没有解决江青等人的问题，原因也就在这里。华国锋还特意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江青他们代表不了。他还提醒说，要教育干部注意“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不然的话，有人就会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我好苦啊，这下可把根子找到了”，要翻过来。所以，要注意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一定要注意。
10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一项重大决定，即：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这是一部按照“左”的观点编辑的著作，尽管收入的一些文章，反映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和比较正确的思想，但不少文章还是带有“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左”的观点。
毫无疑问，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本应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必要步骤，但是，华国锋表示了相反的看法。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明确指出：解决“四人帮”的问题，“这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由此可见，本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却变成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肯定。把本来就是“左”的产物却当做右的东西加以批判，这就维护了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在这种思维支配下，“四人帮”被说成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