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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实用主义的问题，胡耀邦进一步解释说：国锋同志在对待毛泽东同志的问题上，是拣他的需要，只顾眼前，不顾后果，只考虑个人得失，不考虑党和国家的安危。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这很不好。〔38〕
胡耀邦说的一点没错，事实也确实如此。华国锋在修建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上就没有按照“两个凡是”去办。毛泽东在世的时候，听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为他修整故居，便写信给中南局书记陶铸：“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39〕“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单位竖起了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得知后，责令中央政治局出面“加以制止”。提倡领导者死后要实行火化，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同意的，而且还签了字。可是，毛泽东刚去世，华国锋就决定修建毛主席纪念堂。在这个问题上，华国锋却把“两个凡是”丢在一边，其中的原因，只能用“实用主义”来解释。
4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是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最伟大的贡献”。5月1日，为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华国锋发表了题为《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的长篇文章。他在文章中解释了什么叫继续革命，他说：贯穿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把社会主义革命继续进行下去。”他认为，毛泽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命运的重大问题，“创立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华国锋甚至断定，毛泽东是“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而且，这也是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条清楚的、明确的、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他还说：“毛主席要我们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一步步地做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40〕华国锋这样说，无疑为他提出“抓纲治国”的思想找到了依据。
3。 “两个凡是”出台（6）
七天之后，即5月9日，华国锋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发表讲话，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重要内容，就是“毛主席创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甚至提出，在今后23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领导全国人民，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遵循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41〕
直到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依然没有转过弯来，还在倡导“两个凡是”。8月12日，他在政治报告中对“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和“毛主席的指示”做了极为充分的阐述，继续肯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作为它的指导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华国锋强调说，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国家，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道路。”他认为，“这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国“亿万群众进行胜利战斗的光辉旗帜。”他把“四人帮”的罪行归结为“全面篡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这样一来，同江青这伙人的斗争，就变成了“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无疑是说，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越深入，就越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这次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动员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是有历史贡献的。它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却又是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宣布的。因此，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真正实现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困境中摆脱出来，开辟新道路、开创新局面的转折。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依然重申了毛泽东说过的话：“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他甚至表示：“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他还声称：“‘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在讲到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时，华国锋又一次强调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指出，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在进入这个时期的关键时刻，党中央作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他进而解释说，这个战略决策有一个中心点，“就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彻底肃清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巩固和发展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胜利成果，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对外工作的各个领域，全面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坚决维护”“毛主席作出的决策”，必须“始终不渝地遵循”“毛主席的指示”。为此，华国锋要求从这次代表大会之后，“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
华国锋或许没有想到，“两个凡是”后来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自己为此作过检讨，也因此而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
4。邓小平复出始末（1）
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经问过邓小平：“最痛苦的是什么？”邓小平回答说，他一生当中最痛苦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邓小平一生“三起三落”，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就有两次被打倒。一次被下放到江西，一次被禁锢起来，冒着被暗害的危险。而他的复出又是同“###”联系在一起，这成了当时两个敏感的话题。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是因为毛泽东不愿意看到他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1973年周恩来病重，邓小平从江西“牛棚”里回到北京，开始代替周恩来分管国务院的工作。他在主持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期间，于1975年开始对各方面进行整顿。这种整顿实际上是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以来各种“左”的错误做法。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允许的。在此期间，毛远新经常在毛泽东跟前搬弄是非。他在1975年9月曾告诉毛泽东，现在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他还对毛泽东说，邓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
恰好在这个时候，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等几个人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转交了两封信，这使毛泽东感到不悦。他由此认为，刘冰等人写信的动机不纯，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他把这件事同毛远新汇报的情况联系起来，断定有人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希望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他让邓小平主持通过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些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的人作这个决议，就可以堵住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异议的人的嘴，使他们不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想给邓小平一次机会，让他改变观点。但是，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他还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随之而来的是，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被停止了。
1976年2月，华国锋代理国务院总理职务，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时，全国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华国锋分批向党内高级干部传达了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邓小平。他说，邓小平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甚至认为邓小平“代表资产阶级”。尽管如此，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批评还是留了一定的余地，说：“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42〕
华国锋在传达毛泽东“重要指示”时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经毛泽东审阅过。华国锋还强调说：要在学习毛泽东“重要指示”的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他希望高级干部在这个问题上要“转过弯来”。随后，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华国锋的讲话向全党作了传达。
毛泽东虽然对邓小平作出了不正确的处理。但是，他对邓小平“保留党籍”的意见，也反映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处理仍留有余地、甚至寄予某种希望的心态。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邓小平两次被打倒，但毛泽东两次都把邓小平的问题当做内部矛盾，对邓小平的处理都留有余地。其中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看中了邓小平的才华。而且邓小平的性格又很像毛泽东，就是在原则问题上不肯让步。所以，毛泽东很欣赏邓小平。他不只一次地在公开场合下评论过邓小平。在中共八大召开前夕，为了推选邓小平当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当着70多名中央委员的面评价邓小平：“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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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复出始末（2）
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一次评价邓小平：“他呢，有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
还有一点，就是邓小平在20世纪30年代曾作为“毛派”的头子第一次被打倒。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件事时还说，邓小平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他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没有屈服于苏修。
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多次评价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很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他的品格。毛泽东也预感到，他去世后，中国政坛上会有一场较量，这场斗争很可能是在华国锋同江青这几个人之间展开，“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他当然不愿看到这种局面的发生。华国锋的资力毕竟太浅，能否驾驭局势，这正是毛泽东所担心的问题。他临终前，两次见叶剑英，似乎想表达什么。叶剑英也在猜测，毛泽东是不是“还有什么嘱咐？”可能出于同样的考虑，毛泽东“以一种特殊方式”把邓小平保留下来了。
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中这样写道：“毛泽东作出了打倒邓小平的决定。在决定打倒邓小平的同时，他再一次把邓小平保护了起来，免遭‘四人帮’的毒手，并决定再一次保留邓小平的党籍。也许，毛泽东自知，他的‘大限’已经不远，他是在最后的时刻，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刻意地保留下了邓小平。以毛泽东八十多年的人生阅历和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经验，他完全知道，他身后的中国，非但不会是一个‘太平盛世’，还必有大的政治恶斗。他也应该料到，那场斗争，将在华国锋等人和‘四人帮’之间进行。这些斗争将有如何结局，实在是世事难料……”但是，仅凭着这个也许，毛泽东作出了保留邓小平党籍的决定。在未来不可预知的岁月中，邓小平，以他极其独特的品格和极强的政治生命力，绝不会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