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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解决。在“###”的性质上，他依然坚持认为，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再争论了”。
由于陈云、王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华国锋也同意在“适当时机”解决邓小平的工作问题，于是，4月7日，汪东兴、李鑫奉命看望了邓小平，希望他就“###”表个态，承认“###是反革命事件”。但是，邓小平拒绝了，而且认为“两个凡是”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所以，邓小平表示：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是革命行动。〔55〕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因为按照“两个凡是”，不管毛泽东说的话或作出的决策是对还是错，都应该“维护”或“遵循”，这无疑把毛泽东错误的东西也一同继承下来了。所以，他在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6〕
三个月后，邓小平在谈到这封信时这样说过：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5月3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这封信和他在1976年10月10日写的那封信一起转发了。这实际上是让邓小平复出所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对“两个凡是”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把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邓小平认为，“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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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邓小平复出始末（6）
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邓小平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7月21日，邓小平在会上就他的复出问题讲了几句交心的话。他说：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年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58〕
邓小平在第三次被打倒后，并没有沉沦下去。粉碎“四人帮”之后，华国锋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让邓小平复出的呼声日渐高涨。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历史又一次赋予邓小平机会，“重燃他那不会熄灭的政治生命之火”。在沉寂了一年半之后，邓小平再次出现在中国政坛上。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华国锋被追认为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会议既肯定了华国锋是“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接班人，是我们的领袖、好统帅”，也肯定了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大得党心、军心、民心”。而且，还肯定华国锋为首的中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中央政治局为实现“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会议甚至认为，确认华国锋的领导地位，对于我们高举毛泽东的伟大旗帜，“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是最可靠的保证。”
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历史并没有因此而出现转折，原因是当时主要领导人提出并推行“两个凡是”，继续坚持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多次对“两个凡是”提出批评，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实际上是两条道路的选择，是继续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路，还是开辟一条新路？这是一次生死攸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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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1）
在招生条件中，有一条格外引人注目，即：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30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负责人在10月23日答记者问时特意重申了这一点。正是这一附加条件，为1966、1967、1968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机会，不少老三届的知青因此而激动得热泪盈眶。
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文化大革命”期间共有11届毕业生，人数达1000多万。当年报名参加高考的就有590万人，其中包括工人、农民、战士、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机关、学校工作人员。设在全国各地的考场就达上万个。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一下子印出这么多试卷，确实很困难。一时间，洛阳纸贵，纸张成了严重的大问题。中共中央只得批准动用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考试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25日结束，历时近一个月。有位记者这样写道：1977年的招生，给中央音乐学院的干部和教师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招生的消息发表不几天，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个考区就有一万七千人报名，出现了许多令人感动的情景。在上海，天刚透亮，考生就冒着初冬的寒冷排队等候报名，事先准备的一千五百张准考证两天就发完了，实际报考的人数突破了五千。在中央音乐学院，每天都有成百上千的人来报名，校园里笑语盈盈，盛况空前。在广州、成都两个考区，报名的人每天络绎不绝。为了表达无比喜悦的心情，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壮族、纳西族、锡伯族、鄂温克族、羌族、达斡尔族等少数民族的考生，还穿上节日盛装来到考场。他们是普通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商店营业员、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和文艺工作者。他们从云贵高原、松花江畔、海南椰林，东海渔村汇集到一起，接受祖国的挑选。他们流着激动的热泪说：“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哪有机会来报名应试啊！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了我们报考的权利”。
大量的人才汇集到一起，为学校选拔高水平的学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声乐系计划招几十人，报名人数达到五千；计划招四、五人的琵琶专业和十几个人的小提琴专业，报名的考生达1000多人；作曲系计划招收10名学生，报考人数达到1400多。素质好，有音乐才能，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成批地涌现出来，预示着音乐事业蓬勃发展的光辉前景。
中央音乐学院革委会主任赵同志，兴奋地告诉记者说：中央音乐学院创办快三十年了，像这次报考人数之多，考生质量之高是从来没有过的。老师们兴奋地把这次招生比喻为音乐人才的大检阅、大盛会，称赞这是中国音乐教育史上的奇迹。〔56〕
北京市的高考于12月10日至12日进行，有近16万人参加了这场考试。北京市参加监考的一位教师颇为感慨地说：今天的考场，就是生动具体的课堂。“华主席、邓副主席这么一抓，很多学生变成了另一个人。我原来想，青年们被‘四人帮’毒害了这么多年，个别人考试答不上来，可能捣乱。没有想到，考场秩序会这样好，考生态度会这样端正。学生真的变样了。有些过去被‘四人帮’一伙骂得抬不起头来的老教师，今天看到学生这样遵守纪律，尊重老师，严肃认真地对待考试，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说：看到下一代这种好的表现，确实感到我国的青年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57〕
《北京日报》的一位记者写了一篇《考场见闻》的报道，这样描写了考试的情景：每一个考场都洋溢着节日般的气氛，既庄严，又欢快。各个考场所在学校的师生们，为了支持这次高考，前几天即整顿校容，把校舍内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教室安排得整整齐齐。一九○中学校门扎着彩色牌坊，红旗迎风招展，热烈欢迎新考生。二中大门迎面，书写着大字标语：“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党！”教学大厅里庄严醒目地书写了叶副主席的《攻关》诗。许多考场里都写着鼓励考生的标语：“早出人才，早作贡献”，“刻苦学习，又红又专”，等等。成千上万的考生朝气蓬勃地来到指定的考场。他们自觉地遵守考场纪律，服从工作人员指挥，考场秩序井然。一五○中学设有35个考场，1400多人参加考试。答卷期间，整个楼里竟像没有人一样，听不到一点声音。在六十五中的一个考场里，考理化时，有位考生基本不会答题，但仍静静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了两个小时，等到最后和大家一起交卷。他想的是不要因为自己过早交卷而影响别人。
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2）
考场上，监考人员与考生亲密无间，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以学生为敌”的考试状况。有的考生忘了带三角板、圆规，监考人员主动帮助解决。有的考生生病，工作人员主动送水送药……〔58〕
还有一位诗人写了这样一诗：
当、当、当，考试的钟声响了，
多么动听，多么悠扬，
像春风掀动一池清水，
欢腾的人群涌进考场。
鬓发斑白的老师高兴地打开试卷，
为什么，眼里却闪动着激动的泪光，
莫非这是一幅建设的蓝图，
你看到祖国江山似锦，前景辉煌？
意气风发的小青年庄重地接过试卷，
为什么，青春的热血烧红脸庞，
莫非这是一份出征的通告，
你想到重任在肩，无上荣光？
也许，你们在想，这不是什么考试，而是祖国在选才点将，
笔杆虽轻，却注满八亿人民的力量，
试卷虽小，却凝聚整个阶级的希望。〔59〕
全国高考结束的当天，新华社发表了一则电讯，称：今年的高校招生考试，震动了全国，在我国各条战线，各行各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通过考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学习积极性，形成了空前未有的为革命刻苦学习的热潮。各地中小学都普遍采取措施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勤奋学习的生动事迹大量涌现。许多工厂工人、商店职工、机关干部、学校教师和农村青年，业余自学的空气更浓了，收听广播讲座的青年非常踊跃。有个工厂文化班的学员过去只有30多人，最近猛增到300多人。广大考生普遍反映，“这次高考，提高了思想认识，增长了知识，更坚定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加紧学习的决心，收获很大，考不上心里也高兴。许多青年工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和学生，考完以后，回去就制定了自学计划，更加有计划地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60〕
考试结束之后，考生又是怎样想的呢？上海的一位报考英语专业的青年这样说：“如录取，我决心进一步学好英语和其他外国语，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事更多的外文翻译工作。即使不录取，我也安心在原来的生产岗位上，加倍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北京的一位六六届高中毕业的中学教师表示：参加这次高考，对他的学习是很好的鞭策；即使考不上大学，今后也要发扬这一段刻苦学习的劲头，学习更多的知识，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61〕
1978年1月，高考录取工作开始。鉴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高校招生“走后门”的现象十分严重，这次新生录取能否真正做到择优录取，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1月28日，###的一位负责人就高考录取工作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对录取工作表示相当满意，认为“总的情况是好的，说明新的招生制度，确实有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平均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