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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确实有利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利于选拔优秀人才。”清华大学在黑龙江录取7名新生，平均分数为317分，有5人的数学成绩是满分，2人为99分；在广西录取14名新生，平均分数高于300分，单科成绩数学平均80分，物理85分。北京大学在福建录取26名新生，文科、理科的最低成绩为290分，最高分为340分，平均每门课85分。“这就是说，经过政审和体检，如果德育、体育条件相同，文化考试成绩仍是择优录取的重要依据。”〔62〕
《中国新三级学人》的作者钟岩采访了时任北京市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考务组组长的利峰，谈了北京市当年的录取工作。作者提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可以说是个划时代的观念，不论出身、年龄、地位，只看分数。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就是从这儿迈出了不大却很关键的一步。当时录取真的一下子就杜绝了“后门”了吗？
利峰十分肯定地回答说：真没有人“走后门”，够分才能上学，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是考务组长，党的干部，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毕业后就在北平党的城市工作部的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邪的歪的我不会，就是市委领导发话，说得对我执行，说得不对我也敢顶。这种想法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坚持原则，坚持规则，各所大学的招生工作人员都这样互相感染，互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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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3）
钟岩问道：听说前党中央总书记的儿子因为分数不够也没有被录取？
利峰说：确有此事。另外，当时刚卸任的北京市市长的女儿只差几分，1977年没录取，1978年再考，才进了一所医学院。有人提过几句，是不是照顾一下？但是那位领导以及秘书 没有提。我们多数人认为他们这种做法是对的，不论当官还是当老百姓，待遇应该是一样的。我可以告诉你，那时候的人很自觉，没有人递条子，有问题顶多向市委反映反映。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像贺龙、朱德等同志的后代，也要参加考试够分才能入学，分数不够除非国家教委正式下文。我印象中总共就照顾了四个人。“依靠自己的奋斗站起来”，成为当时很流行的一种价值观念。譬如，刘少奇当时还没有平反，但他的四个子女都在同一年里考上了大学，其中一个女儿一下子考上了北大物理系。听说在###的年月里，即使教室里只剩下一个人，她也还是坚持读书，所以她得到了报偿。有个老同志两个孩子也考得很好，当时我们还做了许多工作，反对把父亲的问题算到子女身上。同时，对那些够了分数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我们也排除阻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愿望。比如，有个考生的母亲天天来招生办坐着，就因为孩子的父亲是右派而不能录取，这位母亲说：“我们当右派受挫折都没有像儿子够分数而不录取这么难过！”还有一个孩子得了小儿麻痹症，还有的学校不愿招女生。怎么办？我们就去找白介夫副市长，为这些孩子呼吁。白介夫亲自召开市属院校会议，要求录取！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马上向各校送档案。
钟岩说，人们都清楚，当时是百废待兴，高考制度还不完善，可是全社会都洋溢着公正、平等的人文空气，人们太痛恨封建的血统论和特权思想了，因此自发地追求平等。
利峰表示赞同，她说，一方面我们这个单位没说，就是我们自身也不例外，我的女儿当时没考上大学，后来是凭自身的努力，自学拿到文凭的。从另一方面看，77级的考生素质真是好，根本没有人“走后门”、托人情，就是靠自己硬邦邦的成绩，让人没话说。〔63〕
###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他说，各级招生委员会，按照新的招生办法，严格地进行了统一考试，并根据录取新生的最低分数线进行初选，提出了参加政审、体检的名单。他举了浙江省的例子，说这个省的群众反映本次政审、体检名单有两个硬碰硬：一是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干部子女选上是硬碰硬，没有选上也不搞特殊化。嘉兴地区有些领导干部和招生办公室主任，他们的子女这次考试成绩在最低分数线以下，初选没有选上，他们都表示要严格按政策办事。所以，群众反映说：“领导干部这样坚持原则，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为我们作出了榜样。”二是根据考试成绩提出名单，硬碰硬。吴兴县北里公社这次参加高考的共有19人，两个公社干部的子女参加高考，都没有选上。相反，普通群众的子女参加高考，都选上了。群众反映说：“现在只要符合国家要求就能选上，哪怕一家选两个也可以，这样才能真正把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64〕
重视考生分数，会不会被说成是“分数挂帅”？###负责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青年学生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这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在政治、身体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重视考生的文化水平，录取分数高的，也不是什么“分数挂帅”。相反，正是坚持了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65〕
不可否认，在录取过程中也有个别干部和招生人员利用职权，营私舞弊。山东省莘县古城公社教育组组长、考点负责人李明河，其子女分别参加了大学本科和中专的文化考试。考试之前，李明河利用职权密谋策划，对部分教师、监考人员和考点服务人员作了交代。考试开始后，他以巡视为名进入考场拿走试题，交给事先安排好的教师，让其为自己的子女做题，然后由李明河本人及考点服务员送入考场。李明河之子的政治、语文、数学试卷，其女的全部试卷，都是由他指定的教师代做的。该县大多数考生和教师，对李明河的行为表示极为不满。考试结束后，群众纷纷写信揭发。中共莘县县委及时做了处理， 对李明河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职务的处分。
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4）
无独有偶。山东故城县县委书记马连宝，他的女儿是该县郑口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事先没有参加学校的选拔考试，不符合报考条件。但是，马连宝为了让其女儿上大学，从报名、考试到初选，进行了一系列的营私舞弊活动。
马连宝带头违法乱纪，使故城县高考遭到严重破坏。郑口考点是全县最大的考点，共设有15个考场，有740名考生参加考试。在考试之前，考点负责人串通一些人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舞弊活动。考场办公室、教师宿舍，甚至连考场附近的马棚，都成了场外答题的场所，厕所、医务室则成了试题与答案的交换点。
由于县委书记马连宝明目张胆地破坏招生制度，带头营私舞弊，在当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经调查，故城县委有七名常委为其子女或亲属报考大中专学校进行了非法活动。另外，全县还有20名科、局级干部，以及部分县直机关干部，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舞弊行为。
这两起高考舞弊事件，引起###的高度重视。###在转发山东省招生委员会关于对李明河在招生文化考试中严重违法乱纪的通报时表示，各省、市、自治区在招生工作中发现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走后门”等问题，都应像山东省招生委员会那样，在党委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认真查实，严肃处理，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违法乱纪、营私舞弊，以及搞“走后门”等破坏招生制度的人，不管是谁，都要根据情节，给予必要的处分，直至开除党籍，依法惩处，决不应该姑息。对于坚持原则，同违法乱纪、营私舞弊行为作斗争的群众、干部和教师，要大力给予支持和表扬，并且要加以保护。
经中共河北省委批准，衡水地委对马连宝等人做了严肃处理，决定给予马连宝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给予主管文教工作的县委常委、县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张砚生，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他犯有营私舞弊错误的干部，也分别给予了处分。衡水地委还为此召开了全地区县以上干部大会。河北省招生办公室也作出决定，故城县郑口考点于1月下旬重新进行考试。
2月20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党纪国法岂容践踏》的评论员文章，指出：这次对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是党中央为了克服“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教育质量下降的严重恶果，贯彻择优录取的原则，堵塞“走后门”等漏洞，达到广开才路，提高新生质量和整个教学质量，适应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一项重要决策，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每一个共产党员、党的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都应当坚决支持，模范地贯彻执行新的招生办法。”可是，故城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马连宝则反其道而行之。在他的眼里，什么保证新生的质量，什么择优录取的原则，什么党纪国法，什么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历史任务，全都不值一顾，只要他手中有了权，便可以任意行使，执法犯法，为所欲为。在他的带动和授意下，经过精心密谋策划的舞弊活动大量出现，诸如改考号，变座位，设“助考”，偷试题，送答案，把整个考场闹得乌烟瘴气，使招生工作遭到严重的破坏，情节十分恶劣。“这种营私舞弊的行为如不坚决制止，改革招生制度的目的便不可能达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就成为一句空话。”文章把此事看做是影响党风的大事，认为故城的这起违法事件，“使我们看到整顿党的作风的迫切性。”文章最后指出，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已进入录取新生的最后阶段，参加这项光荣任务的干部和教师，要善始善终，圆满地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神圣任务。在招生工作的各个环节上发生的任何舞弊行为，都要认真对待，严肃处理。对有舞弊行为或“走后门”上来的学生，查清属实，要取消其录取资格；已经录取入校的，要坚决退回原单位。〔66〕
尽管招生工作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令人欣慰的是，通过这次考试，各地发现了大批优秀人才。中国科技大学录取了20名十三、四岁的新生，他们成了科大第一批少年班的学生。中央音乐学院计划招生130人，结果从17000名考生中一下子就挑选出300多人。用这个学院教师的话说：这些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舍不得淘汰的考生，“水平超过了录取标准的音乐人才”。结果只得要求增加录取名额。1月30日、2月3日，中央音乐学院还举办了1977年考生汇报演出音乐会。在北京外语学院的口试中，英语口试得满分的有9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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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5）
从考试成绩来看，1966、1967、1968年三届毕业生考得普遍比较好。当时的作文题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题目充满着浓厚的时代特征。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三篇具有代表性的高考作文，即：《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考生是北京市密云县知青刘学红；《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利辛县上海知青刘建新；《紧跟华主席 永唱〈东方红〉》，考生是安徽省全椒县蒙古族青年罗元和。这三位考生都是“老三届”毕业生。从这三篇作文的内容来看，考生写的都是上山下乡亲身经历和遇到的事情。尽管内容是颂扬华国锋，但就其语言措词来说，写得相当生动。在那种“读书无用论”的环境下，能有这样的文笔确实不易。有人这样评价说：“青年中确实大有人才，涌现了一批内容健康、构思新颖、文笔优美的优秀作文。”《人民日报》在发表这三篇文章时还特意加了编者按说：
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行将结束。我们高兴地看到，实行招生制度的改革，广开才路，择优录取，为选拔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开拓了广阔的道路。通过这次考试，各个学科都发现了不少优秀的人才，充分显示了新的招生制度的优越性。尽管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但是许多青年为革命刻苦学习，仍然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里发表的三位考生的作文答卷就是有力的证明。〔67〕
利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颇为感慨地说：这些“老三届”考得真好，所以，当时北京市委书记林乎加决定1978年扩招，建立分校。这一下子又扩招了16000人，比原计划超过了一倍。我们当时的感觉是，年轻人在变，整个国家都在变，在变好，人气向上，朝着理想的方向走。〔68〕
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到：“我国科学、教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