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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提到：“我国科学、教育、文化战线摧毁了‘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批判了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反动谬论，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开始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生动局面。”他还提出了“积极扩大招生人数，加快建设新的高校”的建议。
不久，###和计划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鉴于仍有一批成绩优秀的考生未能入学，根据中央指示，各地应采取积极措施，凡能挖掘潜力的高校，均可在众多上线考生中再扩招一批新生。
据当年的一位考生回忆，他有幸成为一名扩招生。他说，最初的结果正是这样，发录取通知书时，我们一帮朋友全部榜上无名。平心而言，当年我并不觉得十分意外。世界之大，天外有天，北京本是藏龙卧虎之地，断不缺少高人。何况那年作文的试题《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也与我路数不对，整天与兔皮羊皮厮混，毫无战绩可言，文章不免空洞。主题如此，落选于是不能算沉重打击……看起来，北大的校门已经对我关上了。谁知事情竟会出现转机。因系第一次恢复高校招生考试，积压的人数太多，许多成绩优秀的考生，只为年龄偏大而取消录取资格，不免愤愤不平。后来与我同时入校的一位同学，便设法打听出各门科目的分数，不断上访，据理力争。依靠他们的努力，北京市破例创行“扩大招生”办法，由各高校在落榜者中，再挑选一批合格者。我有幸加入这一行列，才终于在1978年3月初的一天，踏进我向往已久的北大校园。〔69〕
5月12日，###负责人就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再次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这位负责人说，由于广开了才路，恢复了被“四人帮”剥夺的广大青年报考大学的权利，为选拔优秀人才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去年全国共录取了万人，超额完成了招生任务。在万人中，属于扩大招生的有60，000多人。据他介绍，各地录取新生的质量普遍较高。据四川、甘肃、湖南、浙江、江苏、安徽、天津、河北、黑龙江等22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在录取的新生当中，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复员军人占80％，党团员占74％，工人、贫下中农、军人、干部、知识分子的子女占87％。这些新生的文化水平比较整齐，知识基础较好，为提高教育质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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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6）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邓小平强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可是，仍有一些考生因为家庭历史问题而无法录取。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长期受“左”的思想束缚。河南省郑州二中15岁的考生竺稼就是其中的一位。据他说，1977年学校推荐他参加了高考，被西安外语学院法语专业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他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为革命学好外语。怀着一腔热血，他告别了亲人和同学，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报道。谁知，刚跨进校门，他便得到消息：从德智体各方面衡量，你在西安外语学院学习不适合。当天，学校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让他返回郑州。“我茫然回到家中，难过极了。”但他很快就得知，自己被退回的主要原因与外祖父有关。他的外祖父很早以前被人民政府镇压了。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他连外祖父的面都没有见过，父母也从来没向他提起过。“如果这事也要影响到我的话，那我的命运岂不是在娘肚子里就决定了吗？一个死了二十七年的坏人，为什么要和我这十五岁的孩子联系在一起呢？我祖父是老汽车司机，历史清白，从小抚养我长大，为什么政审时不联系我的祖父，却要联系我根本不知道的外祖父？况且我的父母历史清白。根据党的政策，我母亲也不应背家庭出身的包袱，难道我这十五岁的第三代应该背吗？”〔70〕
愤懑不平的竺稼给有关部门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自己的情况。所幸的是，有关部门在查清事实后，很快做了处理。不久，竺稼被郑州大学英语系录取。
还有，安徽的一位考生也经历了类似的遭遇。4月24日，这位考生的家长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充满激情地写道：
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孩子能上大学！编辑同志：在这大雪覆地、寒风凛冽的夜半三更，我披衣伏案给你们写信。我的思绪像波涛一样翻滚，翻来覆去怎么也不能入睡。为什么？因为我的大孩子今天接到了高考录取通知书。不，绝不单纯是这层意思。更重要的是因为，党中央关于认真落实干部政策的一系列指示，在我身上具体落实了。
党中央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的特大喜讯传来了。我的大女儿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原班主任特地写信来要孩子抓紧复习，准备报考；好多朋友争相报信，鼓励孩子准备应试。我的孩子也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准备让祖国挑选。
文化课考试结束了，初选被录取了，体检也合格了，我们全家人该是多么高兴啊！可是，政审开始了，全家都为我的问题没有最后解决捏了一把汗。政审结束了，但没有一点音讯。过了一段时间，听说又来搞我的外调。这时我的心啊，真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我爱人说：“完了，又叫你的问题给‘卡’住了。”我翻阅《人民日报》上一篇篇关于落实干部政策的文章，把《干部工作者应有的品质和作风》那篇文章，读了一遍又一遍，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暗暗地想：“党报上的句句话，都说到咱们心眼里去了，可是下面会不会这样做呢！”我焦急！我担心。昨天晚上，我们全家度过了一个难以忍受的漫漫长夜。
今天一早，我爱人去市招生办公室查询。招生办公室的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我的爱人，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孩子文化考试成绩优秀，我们又进行了认真负责的政审，发现你爱人过去犯过错误，后来单位党组织又作了平反结论，但是至今上级党委未批。大学党委和省招生办公室又责成我们重新了解。我们找了你爱人单位党组织，了解了你爱人的全部历史和一贯表现，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致使你爱人的问题长期拖下来，未能解决。后来我们又打长途电话请学校来人详细汇报了情况。经学校录取和省招生办公室批准，你的孩子已被录取到中国科技大学微波技术专业。从你孩子的身上可以看出共产党政策的正确。你们得感谢共产党，要不是打倒了“四人帮”，恐怕你们连做梦也想不到吧！我爱人激动得泪如泉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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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7）
4月26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高考政审必须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评论员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长期以来，“四人帮”利用血统论刮起了一股父母有问题，儿女受连累的妖风。父母出身不好，或父母亲属有某些政治问题的青年，即使本人表现再好，也难以升学、就业、入党、入团和服兵役，等等。“四人帮”的这种罪恶行径，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政策，使大批青年受到不白之冤，打击了他们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文章说，明确规定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这是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各地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规定，落实党的阶级政策，使一大批优秀青年得到了深造的机会。影响所及，极大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安徽省芜湖地区陈炳南同志的来信，生动具体地说明了这一点。”
但是，由于“四人帮”的流毒没有肃清，有些单位、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心有余悸，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父母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子女和家属的指示。他们对考生的政治审查，不是主要看考生本人的政治表现，而是主要看家庭、看亲属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不去认真调查分析这些人和事对考生本人有无联系和影响，就武断地作出不能入学的结论，这种片面的、不负责任的做法，是极端有害的，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落实。竺稼同学来信反映的问题就是一个例子，“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重视。”
文章强调：“父母的历史或现实政治问题，子女是不能承担责任的。父母的问题应当与子女区别开来，家庭出身应与本人表现区别开来，政审主要应看本人的政治表现。那种不认真审查考生本人的表现，只要看到父母或社会关系中有的人有问题，就一概不予录取，这是违背无产阶级政策的。”现在报考的青年，大多数在20岁左右，是在全国解放后出生的，是在党的教育下长大的。即便是地富子女的子女，也是孙子辈的人了，是靠他们父母的劳动收入生活的。这样的社会存在，对这些青年的思想必定产生深刻的影响。“谁如果忽视了这个基本事实，谁就不能理解党的政策，就不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现在这些青年，绝大多数是拥护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所以，“高考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现的政策，是完全符合这一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也有利于这些青年世界观的确立。不论在招生工作中，或是在其他方面，都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这一阶级政策。”〔71〕
总的来说，1977年高校招生制度的重大改革，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在全国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被称为“拨乱反正的第一声号角”。一个“考”字，在当时犹如一声号令，使社会风气发生了根本转变。通过考试，发现了长期被埋没的大批优秀人才，调动了年轻人的学习积极性，确立了一个公平的竞争机制，由此推动了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遭到“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随之得到恢复和发扬。
不可否认，1977年招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这是主流。但是，招生制度改革毕竟刚刚开始，加之时间紧，又缺少经验，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在招生录取过程中，不适当地强调了所谓的阶级路线，即在条件基本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及其子女。据24个省、市、自治区的统计，1977年招收的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占录取新生总数的％。“事实上，各省、市、自治区都注意了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入学。从学校来说，中国科技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七百三十八人，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学生来自劳动人民家庭；上海交通大学，去年招收新生一千零五十八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只占百分之零点六。”事实充分说明，“新的招生制度切切实实保证了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正确地体现了党的阶级路线。工人、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子女升学率保持了绝对的优势。”〔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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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高考（8）
上述这些情况的出现，表明当时的招生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到“左”的困扰，拨乱反正，依然是任重道远。
5。 一部小说引起巨大反响，文艺领域开始“解冻”（1）
1977年11月，正当教育界酝酿批判“两个估计”的时候，《人民文学》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据说，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为了繁荣短篇小说创作，促进短篇小说创作跟上当前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参加座谈会的有张光年、刘白羽、周立波、沙汀、王朝闻、马烽、李准、张天民、王愿坚、张庆田、茹志鹃、韦君宜、林雨、赵燕翼、萧育轩、叶文玲、邹志安等，还有部分业余作家和文学评论工作者，共20多人。由于“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破坏和干扰，已经多年没有召开这样的会议了。所以，与会者欢聚一堂，畅所欲言，座谈会开得生动活泼。
会议提出要“彻底砸烂‘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与会者揭露说，“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打着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的幌子，鼓吹“三突出”、“三陪衬”、“多侧面”、“立体化”以及英雄人物排号、英雄人物必须高、大、全等一整套形而上学的“创作原则”，搞乱了文艺界的思想，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的文艺事业。在“四人帮”把持文坛期间，中国文艺园地，出现了“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以致“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荒凉局面。现在，“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他们在文艺创作和文艺评论方面所散布的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