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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对我而言，出这样一本书有一定的难度，哪怕是印成书稿的形式。我不得不接受这样的挑战，还好，在离开学校之前我完成了任务，不算光荣但很艰巨。
初写《心行》是在二零零五年夏天，仅是晃眼间现在就该说是几年前的事儿了，短短几年里我经历了几件大事，在此就没有必要再提出来，它们都直接或间接给我写作上“施加”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这期间我的思想反复不断，想过放弃，也强迫自己放弃过一段时间，但都没有做到彻彻底底；当然也想过继续，但落笔时往往把一些简单的文字扭曲，使得自己也难以分辨。也许我就是属于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了；这种人注定要比别人付出得多一点，也会更“伤心”一些。但愿自己以后别成为这样的男人，我时常在僻静的角落为自己祈祷，可这实在是一个不好的“兆头”。最终我选择拿起，既然要写就写好，既然要写就坚持着写下去，目标算是实现了。
写《心行》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想为过去的二十多个春夏寻一个归宿，它们需要被记录，我也应该把它们收藏好。有想法的人肯定不会说自己每天都闲，无事可做，他们都在忙碌，只是忙碌的方式和展现出来的方式不同而已，他们都想记录更多的东西在脑子里，同样，他们也想着自己被记录，我趋向于前者。
书稿初步完成是在二零零七年八月，还有印象的就是那时我还在汶川为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东奔西转，虽有身心上的疲惫但那种感觉尝来很有味。还记得每天下班的时间很晚，第二天又要早早起来，但越是在那样的生活节奏中越觉得自己有些东西想说出来，有些文字需要被留在纸上。每天下班后的第一件事应该就是取出笔和稿本写东西。记得有天夜里是在书桌前睡了一晚上，第二天便咳着嗽去上班，害怕店长说自己的精神状态不好，又刻意表现出一副“还不错”的表情，痛苦自知。此后一有时间我就投入到《心行》上，对其反复加以修缮。
这接下来的应该算是一件大事了，不知是自己幸运还是《心行》幸运，二零零八年汶川特大地震在我们身边*时，《心行》正在寝室里呆着，地震前十几分钟我还在给他挑“毛病”。最后我是冒着生命危险，顺利的把他从寝室里抢救了出来。庆幸，安然无恙，他只是受了惊吓。多年的心血算是挽回来了，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我们都顺利的渡过了难关，该感谢谁呢？我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只是可惜了那台高价低配置的电脑被我丢在了操场上，感谢它让我节省了更多时间。以前写的东西全在几个稿本里，有了那台电脑后一切都变得简单起来，只是亏了眼睛。现在有些时候我甚至后悔自己当时丢电脑的想法，这话要是说出来肯定有人想说我几句，命都保不住了还管那玩意儿。我既然把它搬到了操场上，为什么就不能坚持着让它一直陪着我？还有许多问题只能在以后慢慢作答。
好了，在此先将笔放一放。《心行》—有你有我，我们一路同行，一起走过这几年别样的行程。
迈步篇
我真正意义上养成爱在文字上下工夫的习惯是在初中阶段。尽管在上小学时就写过不少日记，几乎是每天一篇，但那都是在小学班主任陈老师的严格要求下完成。当年人小胆小活得被动，要是这话被我一起长大的一些兄弟姐妹听到了，他们一定会举双手赞成，说不定还会努力的拍掌，我是说得没有错，当年陈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有好大变化，活得多“主动”，自己到底活成了什么模样我是看在眼里装在心里。为了敷衍陈老师的“安排”我有时能把三四天后的日记全部预写出来，但不能预告出来，尤其是在假期里，我宁愿晚上熬夜到凌晨一二点过也要编一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出来，就跟在夜里做梦一样，那种感觉轻飘飘的。事后我却不爱按照日记里面的事去做而是做些和它毫不相干的事。比如写今天我做了一件好事，日记里一定要尽量体现陈老师课堂上教育我们的要学会的助人为乐精神，这样才能讨陈老师的“喜欢”进而讨父母“喜欢”。第二天就写那人也奇迹般的做了一件好事居然和我做的是一样，于是我又开始怀疑那人是在“作弊”就在日记里向陈老师告状，第三天就写和那人打了一架，最后写到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同学之间应该像陈老师说的那样和睦相处互相帮助，第三天的日记就这样完成了，第四天的还会更精彩，我就这样写着“连续剧”般的日记。爸妈见我按时完成老师的作业很高兴（尤其是见我在书桌前动笔时），他们又是嘘寒问暖又是送水的有时还在自己身边陪着，真就像家里的“少爷”。大哥没有这样的“待遇”，可我当年还是常在他们面前喊不公平，说他们偏心，我做得是有些过分，还好没有人跟我一般见识。他们很少看我到底在写些什么，不看就好看了我肯定挨骂说不定还挨打。爸妈都上过学，所认的字也许还是村里最多的，父亲还会解初中的数学题呢，现在可能忘得都差不多了。当年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老人家的那双“法眼”。
同学之间是应该互相帮助，我信了陈老师的话，于是我把自己写日记的“妙方”告诉了青松。青松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加上幼儿园那一年我俩在一起呆了七年，初中时还在同一所中学混过两年，真正意义上的“老同学”。再后来他混进了社会的大课堂而我还在几十平方米的教室里呆着。之所以告诉他我写日记的方法是因为他经常为没有完成日记在班里被陈老师当众批评，这是陈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们不敢抗命。他听了我的好方法后“受益”了，我俩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其实当年我是想他和我一起放学回家，路上可以一起逗留，一起去捉秧田里的狡猾的黄鳝和泥鳅，然后放在另一户人家的田里面，体会一下“害人为乐”的感觉。后来青松给我说他的“写作手法”不同于我，他采取的是动画片式的“手法”，那样故事的情节会更长。我没有仿照他的做，我觉得还是“原创”的比较好。当年我们都为家里有电视机而自豪，更为每天能看上几十分钟的动画片且没有家长干涉而兴奋。还记得大力水手的菠菜，还记得他吃菠菜时的夸张表情……动画片式的手法确实比我那连续剧的法子秒，后来我不得不承认。
我们骗了父母骗了聪明的陈老师，我们高兴，逐渐感觉写日记不再是一项任务，而是一种“梦游”的状态。
当年写的日记内容十分单调，就写些当天吃的什么饭菜，在学校里上了哪些课，悄悄藏了同桌的文具以及我自编自导的好人好事，其它的所见所闻都被我抛在了笔外，像我和某某同学一起用弹弓打死了许大婆家一只鸭子或是悄悄拿父亲的打火机点燃了一大块干草坪，然后在火堆里又蹦又跳，这些我都尽量不提。直到现在我还保存着那些发黄被尘封了的日记本，翻看它们时都少不了还要露出几颗牙齿来。现在我知道自己当年为什么那样写，就是因为陈老师在每周三的下午要我们分成小组开展念日记的活动，有些事儿是不宜公开的，秘密，你也当过孩子，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当年陈老师这样做它的实际意义到底有多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到了那天下午，只要我一拿出日记本和他们聚在一起，有同学就会说我们又要“吃饭”了，只要有这话那肯定是我在念日记了，那时我把家里能吃的能喝的都写完了还写了不能吃但想吃吃了又不想再吃的东西。念日记时我读的声音特大，生怕陈老师听不见，还朦胧的感觉我读得越大陈老师就越高兴，表示我是完成了任务的，听了他老人家的话。目的只有一个，还是讨老师的“喜欢”。但有几次他是高兴的走到了我的面前一下变脸说，小声些，你读那么大干什么。然后就是大家齐刷刷的看着我，我的脸一下子就不争气变红了。我从来就是个大嗓子，曾下过一段工夫试着让自己小声点，像我遇见的某些女孩子说话时那样，可最终还是没有改过来。
当年，我喜欢唱歌。只要是我认为好听的不管是歌词里爱得死去活来还是爱得让人窒息我都爱在村里唱，去学堂的路上唱，睡觉之前在地坝里对着夜空悬挂着的繁星唱，有些时候把嗓子都吼嘶哑。比如唱一个戴又黑又大的眼镜的人唱的那首《纤夫的爱》好像还有个女的陪着他唱，当年我一个人能唱两个人的歌，因为在班里找不到一个也喜欢唱歌的女孩子，唱得还不像他们那么吃力，那种感觉爽到顶了。现在我变了，不爱唱了声音也小了。不管怎样，陈老师让我们写日记并念日记的日子是很美，我也通常对我身边的朋友说。
最令我气愤的就是那个叫李兰的小姑娘，她竟然悄悄的拿我日记本去抄，她真的够卑鄙，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听爷爷说我们两家还有一定的“亲情”关系，她既然这么做了当年也就没有打算把自己的“好方法”告诉除青松以外的第二个人。李兰的这一举动被我发现了，准确的说是我的玩伴加邻居天武告诉我的，那时我的成绩不差还在班里有些显眼，放了学便可以回家，像天武李兰他们是经常被陈老师留在教室里继续背书做作业，有时我吃了午饭来学校了他们都还在读背个不停，这个时候陈老师通常坐在讲台上批改作业。从小学读到高中，我对教室后排的位置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现在都还有点眷恋，从上小学一年级就“悟”出了陈老师编排位置的“规律”，那就是成绩好的上“前线”中等的守住中间位置，扮演“中卫”的角色，成绩掉尾的就给你足够的权利让你在后面的“大空间”里任意挑，小学二年级我的“地盘”是相当大的，青松的“地盘”还比我小点，后来被父亲“收拾”改“邪”归正了。这中间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当年我坐在最后一排；空间大；很自由；上课的时间就在后排和同桌的相互打拳头；他一拳的我一拳；这不凑巧的就是父亲从学校路过；透过窗户看到了。当天下午放学回家父亲就给我上了一个多小时的“政治课”；受益匪浅。还是说陈老师留学生的事，二年级里我被他留下过无数次，打不来算盘数错了高粱棒（上小学时的一种计数工具，材料就来源家里的农作物高粱）要留，连课文的最后一小段背不下来他都得留，为了惩罚我们他有时也不吃饭。他怕自己一走学生就跑掉，其实陈老师是很凶的即使他走了我们也是不敢溜。当年班里真还出了不少“留学生”，我可能算是这类学生中学习时间最长的之一。李兰抄了我的日记，自己的劳动果实被盗更重要的是我的“好方法”很容易就被暴露，我气愤了；于是我理直气壮的拉着李兰的手去找陈老师，想让陈老师好好的惩罚她顺便好好的表扬我一下，陈老师是这样说的她，我记得很清楚：那子川吃的啥子饭你就吃的啥饭吗？吃别人的东西哪里有味道，你想抄我就让你抄个够，从明天起你就天天给我抄！她终于被罚，我高兴，青松也高兴。那时我们每周有一节写日记的课，从那以后我写完日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本子递给李兰，那小女生不仅卑鄙脸皮还厚，每次她接过我的本子都还在笑，笑得让我有时不得不跟着她笑，都笑得一塌糊涂。她抄了不到一周，也去找陈老师了，原因就是她相信自己真正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比我好或者能把她在家吃的什么饭菜写得更有滋有味。到了四年级李兰留级了，又读了个三年级，按理说成绩就该好起来冲到最前线，可结果不是这样两学期下来我都没有见她在最前面坐着，不是坐在中间就是掉在尾巴上。那时的留级生我们管叫“老鲫鱼”，喊的人高兴听的人急。我也算是老鲫鱼吧，幼儿园就读了两年。
上小学时我个儿很矮，说青松矮我比他还矮，连家里人都叫我“矮冬瓜”尤其是父亲，老远就能听见他这么喊我。学堂里的同学给我取的绰号就多了，这样瓜那样瓜的什么瓜都有，有些瓜名很奇特现在市面上都还没有卖过。也许就因我个子矮，关于日记的事，李兰在我拉她去陈老师那批评后恨恨的推了我几下，我后退了不止四步，就在第四步时我摔倒在了地上；一块碎玻璃稳稳当当的钉在掌心上，欲哭无泪（想哭不敢哭，我说过那时我的胆子太小了），李兰的一句话很是让我感动，她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一篇日记，你总有个时候要求我的。我没把这事告诉陈老师，我担心她又遭殃其实也是怕她报复。那女生当年长得高高大大的；皮肤也不那么好；像个男孩子似的。“归正”后我成了陈老师眼里的红人，找个“撑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