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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十年，随着技术对我们个人行动进行越来越多的监视和跟踪，我们的隐私意识和对隐私权保护的期待肯定受到挑战，而且也将被改变。正如《华盛顿时报》社论说的那样：“工业化之后，大批人群涌向了乱七八糟的城市，只有短暂的一段时间，几百万分之一的无名感觉给人们以一种真正的隐私感。电子革命仅仅终止了工业化产生的暂时现象。”升阳电脑公司（Sun Microsystems）的首席执行官斯科特？麦克尼利（Scott McNealy）也曾说过：“总之，你没有隐私可言了。别难受了，忘了吧！”
避免形成一个圆型监狱式的社会
18世纪后半叶，英国社会改革家边沁（Jeremy Bentham）受到当时刑罚机构普遍存在的残酷条件和做法的警示，设计了一座新奇的监狱。这是一座环形建筑，有几层楼高，每一层都有一圈牢房，所有牢房都朝向环形中央，每间牢房的外墙都有一扇窗户。在环形建筑的中央矗立着一座瞭望台，囚犯看不到里面的看守，而看守却能对每个牢房的情况一览无遗，因为牢房的外窗把房间照地很亮。囚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监视，但他们知道自己可以随时被监视。边沁推断说，每个囚犯总认为自己正在被监视，所以他会遵守监狱的规定。正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1975年问世的作品《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中描述的那样，这样设计出的监狱的主要作用是“引出囚犯身上有意识的永久的可视状态，从而保证权力的自动实施。”
边沁把他的设计称为圆形牢房。今天，有人担心边沁给囚犯设计的东西正是所有消费者和公众所面临的命运——被监视，但看不到监视的人。人们的担心是有证据的。例如，2003年，布什政府保护了1400万份文件免遭解密，这个数字自2001年以来增加了39％。根据《信息自由法案》，1997—2003年间，要求获取联邦材料的请求增加了3倍，达到了320万个，而处理这些要求的联邦资源却没有增加。当我们重新思考隐私和透明问题在未来十年的状况时，如果要把社会主要建立在单方向的、从上至下的监视和监督之上，这个想*令多数人大为反感。这确实与追求自由、自治、尊严和尊重等基本的人类要求相矛盾。
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透明的趋势进行规定和约束，我们也许能够减少被侵犯和不断受到监视的感觉。例如，欧盟对公司如何使用和传播所搜集的信息进行了严格规定，类似规定在世界其他地方也不断出现。不过，如果获取信息和监视行为不仅“从上而下”也要“从下而上”——换句话说，如果对透明也实行*化，那么，这个前景是比较光明的。 。 想看书来
透明性（7）
双向解决方案
现在，公众能够运用的透明技术是很多的——我们也有使用这些技术的倾向，有人为此感到乐观，也有人为此感到忧虑，这都是有原因的。2003年美国做的一份调查显示，14％的美国人同意获得一项服务，允许他们通过和互联网相连的摄像头对自家进行监视。用来监视保姆的“隐形保姆摄像头”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很多国家，父母们可以在互联网上观看孩子在幼儿园的玩耍情况。随着GPS越来越成为普通手机的普通功能，一些父母甚至用来跟踪十几岁孩子。在辛辛那提州，监视摄像头被安装在某些著名的犯罪多发区，监视他们的不是“老大哥（Big Brother）”，而是当地的居民。这些人在特殊的网站上登录，注册成为社区反犯罪小组的成员。一些天文爱好者创建了“天堂在上（He*ensAbove）”网站，他们使用倍数很大但买得起的望远镜，把卫星运行轨道和卫星拍到的城市面貌图像传到网上，只要你轻轻一点，就可浏览这些信息。谷歌现在提供的地图服务可以包括建筑物和社区的卫星图片；输入你的地址，敲一下按钮，一幅你的房子的鸟瞰图就会展现在眼前。
由于人们在工作中越来越习惯使用透明工具，他们也将越来越善于要求公司和政府表现出透明的姿态。实际上，早就有证据表明这个趋势已经开始双向发展了。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要求公司公开他们的一些活动，而且要求越来越多，对于那些不主动提交的信息通常由信用度极高的非政府组织（NGO）利用他们的监视系统予以曝光。有越来越多的独立组织在监视跨国公司和政府的行为，并把他们的行为予以公开。例如，把造成当地污染的企业资料制成可供查询的数据库，而且还提供邮政区号和热线，把抗议言论传给那些企业和当地的政治人物。网站把政治献金的情况予以公开，并把它们转换成地理代码，这样，通过场所甚至建筑物来辨别献金者。例如，纽约市共和党高级献金者是百老汇大街85号，也就是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所在地。有些透明的事例源于“人民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推动了“人民的力量”，它们实际上是由企业发起的。越来越多的网上零售店把商品反馈和评论作为自己提供的一部分服务内容（例如“epinions”网），从而把公司广告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权力进行了平衡。
透明技术除了越来越多地被机构应用之外，还以其他不同方式被普通公众使用。关于 “谁来监督监视人？”这个古老的问题，罗德尼？金（Rodney King）被警察殴打的录像非常清楚地给出了答案——我们。WITNESS（目击者）是由音乐人彼得？盖布瑞尔（Peter Gabriel）发起的非营利性组织，利用“视频和技术为*而战”，他们把摄像机发给全世界的*活动家，以便他们能够把践踏*的情况记录下来。现在，这个组织的网站存有大量影像资料，甚至包括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虐囚”的恐怖镜头。尽管这些镜头是由作恶者自己拍摄的，但照片毫不费力地在全世界传播，而且速度非常快，使得美国在很多穆斯林国家的声誉和地位遭受了严重打击。
“从下至上”的透明政策带来了积极效果，表现在：因为公司和公共机构知道自己的行为在受监督和记录，出于社会和公民的责任，他们尽量在批评出来之前自己纠正错误。譬如，2004年秋，默克（Merck）公司决定把销量巨大的止痛药Vioxx从市场上撤回，因为有越来越多但不确实的证据表明这种药可能增加患心脏病的危险，默克公司在监管部门尚未要求、公众尚未施压之前抢先采取了行动。在这个世界上，不做正确的事情会越来越轻易地被发现，并遭到惩罚，默克公司“在做正确的事情”。
不过，社会日益清晰透明的趋势在未来十年会让人们越发不安。已经有迹象表明了人们的这种担忧。现在，越来越多的手机安装了数码相机或摄像机，这是在以全新的方式挑战我们的隐私。提供手机拍摄的黄色照片的网站大量涌现；不仅仅名人能在公共场所被“逮”住，镜头后面的也不仅仅是专门*名人的摄影师。我们不久将会买到非常廉价的微型像机，大概有邮票大小，能够放置在任何地方，可以无线地把图像传给电脑——这毫无疑问又会掀起新一轮挑战隐私的浪潮。
放眼未来，现有的约束条件似乎不太可能解决我们被随处监视的问题。被获取的资料和图像越多，被别人利用的可能性越大，我们就越发现自己是在和好奇心极强的、水晶般透明的现实世界作斗争。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我们了解了这么多，能够解决这么多问题，能够抓住这么多新机遇，然而，我们的技术却让我们无处藏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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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1）
真理还没等穿上衣服，谎言已经满街跑了。
——丘吉尔
产生清晰透明的东西也能为混沌创造条件——为极度的曲解和误判创造条件。换句话说，我们的信息量在不断扩大，搜集信息的手段在不断更新，这使事情变得更加清晰的同时也造成了混乱。
我们每天在以林林总总的方式遭到信息的轰炸，这些信息不仅来自于新闻媒体，也来自演艺界人士、广告商，同时也来自于我们自己以及彼此之间的经历。在“资讯超载”的背景下，要想在噪音之中找到所需的信号难度非常大。我们吸收的很多信息往往没有多少价值，而“有用的”信息单凭它的信息量就把我们给淹没了。这种无尽的信息流让我们接触了很重要的资料和问题，但超出了我们能够合理掌握的范畴。结果，我们不得不采取 “认知分类”的方式去选择看起来重要的信息，而把剩下的内容抛弃。于是，“窄播”媒体的出现赋予了我们这样的能力，即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能够越来越准确地选择自己的过滤器和信息来源。资讯超载进而也会给我们提出了相反的同等问题，即支持我们现有的偏见的同类信息太多。
越来越多的信息使清晰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它也产生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来支持差异很大甚至是截然相反的观点。当我们在努力了解世界时，对于“意义”，我们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做出更多的选择。无论我们评估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如何，也不论我们用来理解这些信息的手段和角度如何，我们最终都将根据主观因素包括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来理解“世界的意义”。因此，即便那些最博学、满怀善意的我们也会在理解和判断上犯错误。
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为不同的观点而产生，或者来源于不同的观点，这些证据将受到各种支持多种议程和信仰体系的解释来考验。在我们这个多面的世界里，没有单一的“真理”，也没有唯一的解释。如果问一位南非的贫民，什么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她可能会说，是保护制药企业的知识产权的专利权。“生化恐怖”对南太平洋岛民来说也许很快就会意味着全球气候变化造成的物种灭亡。在哥伦比亚的很多地方，毒品交易是“合法贸易”，也是全球经济的前沿。21世纪，关于现实存在着不同的版本，这些支持不同观点的说法交织在一起，无止无休，令人头晕目眩，而且影响很大，此外，由于有“证据”支持，这些关于现实的说法也越来越“透彻”。
阴谋理论无处不在
。。。G？K？切斯特顿（）曾经说过：“当人们不再相信上帝时，他们不是什么都不信，而是无所不信。”确实，日益强烈的不信任氛围能够荒谬地导致前所未有的轻信。世界环境也是这样，事情发生得似乎毫无道理。对于杂乱随意的事件，阴谋理论却能提供有条理的理解框架，这多么具有讽刺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获得信息和观点的能力和流量使得透明度和清晰度达到新的水平，而这也会造成对现实不同的而且常常是愚昧的解读。这种情况主要归因于互联网。菲力普？布莱特（Philip Plait）是位于所罗马（Sonoma）的加州国立大学的天文学家，他也是登月阴谋理论的主要揭穿者。他在接受《休斯敦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采访时解释了这种猜测继续蔓延的原因。他说：“我知道登月骗局的说法有很多年了，不过这件事很荒谬，而且微不足道，我并没有为此担心过。可是，阴谋理论在网上激起了怨忿，这个阴谋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曲解照片的，单就这件事来说，网络就是细菌培养皿”。
混沌（2）
他的分析当然是正确的，但不仅仅针对于登月阴谋理论而言。例如，关于事件，有很多各异的说法，多数都有“多媒体”资料——文件、图片、录像和录音带的支持。多数这些理论都认为美国和/或以色列政府不是发动了那场袭击，就是有意地不去阻止。有人声称，根本没有飞机袭击，全世界几十亿人看到的图像是复杂的全息摄影。另外一些人则认为，飞机不是民航航班，而是带有吊舱的特制飞机，里面装满了炸药，由远程遥控指挥。还有人说，炸药设备安在了双子塔的地基深处，双子塔的倒塌是其他倒塌的大楼造成的。另外有人说，所有这些理论都是政府特工散布的荒谬的、难以信服的假情报，目的是不让人们相信试图唤起他们注意力的“真实”情况——是美国政府发动了袭击或者授意发动了袭击，目的是为了保障未来的石油供应而让公众能对中东采取激进的干涉政策上形成舆论的统一口径。这些听起来似乎很荒谬的理论本应该得不到支持，然而每种说法都有高声为之呐喊的支持者。关于还有其他无数的阴谋理论，它们也一样有各自的支持者。在事件发生数月后，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86％的巴基斯坦人、74％的印尼人和43％的土耳其人说，他们不相信发动袭击的是*人。
即便是自然灾害也能马上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