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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明再生的能力354
第四节 文明重建与创造355
1.西学深深卷入中国进程355
2.中国还没有站到世界科学前沿359
3.文明重组和创造362
注释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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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中国成长的烦恼/吴敬琏
这是一位严肃的思考者探索中国将如何面对成长的烦恼问题而写下的一组记录。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披阅历史,人们发现现代国家的成长正像人作为个体的成长一样,总会碰到青春期的困惑与烦恼。如何克服这种困扰而获得健康的成长,是每个国家需要面对,也是每个负责的公民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本书作者在书中指出,这本书要处理的核心命题,是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的力量增长;它包含两个方面,即(1)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2)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作者认为,后者更重要一些。对于后面这一重要问题,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国人深思的意见。例如他认为,在中国的发展期中,中国的青春期的敏感伴随着对力量的自我感知,造成了一种十分复杂的心理情景,在这样的时刻,尤其需要理性的呵护和关照,即不是陶醉于力量,而是把眼光从力量上移开,对力量作出反思。在我看来,这体现了本书作者对于经历了我国经济最近十来年快速发展后相当普遍地存在的骄矜浮躁心态提出的忠告。从这方面看,也许还要在作者提出两个问题前面加设一个〃如何恰当地估量自己的力量和弱点〃的问题,并且通过这种估量确定扬长避短、存利去弊的切实办法。前苏联的兴起和落败的经验告诉我们,高速度增长是不足恃的。如果只有数量扩张而不能确保增长质量,如果满足于经济规模的巨大,而没有能够协调社会矛盾和保持社会和谐的制度安排,就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虽然并不能说本书中作出的判断和推论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提出这些问题,由于可以促使人们对这些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本身就具有它的价值。
吴敬琏
2005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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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1)
2003年10月1日出版的《南风窗》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政论文章,〃财富增长与遏制中国〃,这篇文章是我为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印关系研讨会撰写的〃中国转型性增长与外交革命〃一文的摘要。一个秋雨潇潇的下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的师兄汪大海教授来到我的办公室,建议我将这一主题扩展成一本书。我接受了这个建议。应当说,对这个主题,我是有比较充分准备的。可是,一旦上了路,还是深感路途的遥远和艰辛。中间有几次,我甚至萌生了放弃的念头。但在大海兄和《南风窗》北京办事处主任何江涛等的督促下,我总算写完了全书。初稿完成时,又到了秋雨潇潇的季节。〃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望着窗外的杨柳在秋雨中飘零,不禁感慨系之。之后,我赴香港大学访学,初稿的修改工作停了下来,当我回到北京,正值雪压枯枝的暮冬。这几个月的停顿,使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使我获得了批评者的眼光……像通常对待一个陌生人写的东西那样的眼光。本书的校改就这样伴随着春天到来的脚步完成了。
最近20年,中国经历了力量快速增长的过程。如何看待这一过程以及如何评价这一新兴力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这些分歧并没有减少人们对中国的兴趣,相反地,中国越来越深入地进入了人们的〃问题意识〃之中。比如,围绕人民币汇率展开的旷日持久的辩论,中国纺织品引起的贸易争端,中国旺盛的能源需求导致的全球价格的上涨,欧盟对华军售在欧美之间造成的裂隙等等,都显示着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舆论的中心。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有一次向我谈起他认识的一位美国学者,这位学者说,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都发生在中国,而他所在的波士顿则成了世界的边缘。这句话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确实道出了当今一个重要的事实,不仅对于社会学是这样,对于国际关系学来说,同样如此。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力量增长最快,同时被西方看来也是最难以把握的国家。即使抛开意识形态不谈,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崛起,也会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形势的革命性变迁,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的重组势所难免。大国博弈中的〃中国因素〃,越来越成为一个重要变量。
本书在国际关系的框架中讨论中国力量的增长,这一主题包含两个方面,即(1)这一新兴力量对国际体系的意义和(2)中国自身如何驾驭这一力量,如何使用所获得的力量。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一些。考虑到我们国家一百多年来的转型历程,这个问题或许称得上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生死问题(我曾经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把国际关系学称为〃生死之学〃)。如果说在90年代,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问题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那么决定中国命运的下一个关键问题将是〃和平还是非和平〃。这让人想起哈姆雷特的〃生存还是毁灭,那是一个问题〃。不恰当地套用顾准先生的表述,则是〃娜拉出走后怎么办〃的问题:经济学考虑的是中国经济如何增长,考虑的是财富的创造和分配,而国际关系学考虑的则是中国增长着的力量如何使用、如何在国际权力体系中和平地生存与发展。这两个问题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市场化道路带来了力量的增长和社会结构的重新塑造,而这些又会外溢进国际体系中,从而使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有鲜明的国内特征。比如,力量在国内的不均衡分布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含义:新崛起的精英集团对自己力量的感知推动着中国崛起舆论的形成,而在市场化进程中利益相对或绝对受损的集团,虽然缺乏实际的力量,但经由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介,也在精神上认同力量的价值观。
力量的世界观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帝国传统和帝国记忆的国家来说,是很有市场的。力量强大的时候,我们是天下共主,欣欣然,陶陶然;挨打的时候,我们则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试图用参透了的〃森林逻辑〃还击对手,国家间关系中平等的观念其实一直相当稀薄。人们总是说,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和文明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在国家间的竞争中,最终落败的国家,其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有时二者必居其一,有时则两者同在。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如何对待和使用自己新获得的力量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近百年来,中国最大的命题,借用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的话,就是如何通过〃历史三峡〃。检讨近代中国的历史,我相信,确实有一只〃看不见的手〃,世界历史逻辑之手,指挥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命运施加着巨大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历史,清晰地呈现出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国的观念形态与世界主要的意识形态一起涨落,中国各种政治运动和力量与世界几种主要的政治运动共同兴衰,中国最终的选择与世界形势施加于中国的制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关联。作为一种丧失了文化先进性和政治领导地位的国家,中国从世界其他主导性国家那里寻求〃问题〃和〃方案〃。中国20世纪的各种思潮、运动、选择,都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的。世界历史深深地镶嵌进中国历史之中,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逻辑力量,影响着中国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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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不可忽视的中国力量(2)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受着王朝治乱循环逻辑的支配。每一个朝代,最后都形成一个封闭的结构,只有强制性的力量才能打破这个结构。而这种打破封闭结构的力量,总是内外结合的,但是进入宋代以后,外部力量在打破封闭结构方面,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汉民族的民族主义、中国的经典思想,这一长期在东亚地区领先的文明,越来越找不到走出封闭循环的出口。中国的思想界和推进历史创新的动力,陷于枯竭,并且危机重重。虽然有些反西方论者坚持认为,中华文明的落败是偶然的,可是,对历史只要不抱虚无主义的态度,就不难发现,近代再次遭遇外界强制力量的冲击,实际上是宋代以来中国一再遇到的情景再现罢了。不同的是,这次冲击更为严重,以至于使中国重建封闭结构的机会也完全丧失了。中国历史于是便开始了革命性的转型,唐德刚先生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型〃,他预言这一过程将持续300余年。
治乱循环结构的打破,使中华民族在20世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整个20世纪,似乎只有一代人……也就是70年代后期以后出生的人……在其出生时,国家仍然处于和平状态,这些年轻人在完全没有战争和###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但他们能否在没有内外战争的状态下度过一生呢?这正是作者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对于参与创造中国崛起过程的人们来说,有责任思考事情的另一面,即和平地创造力量以及将力量用于缔造和平,将之视作更为伟大的事业。
清朝的孔尚任在《桃花扇》里说: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国家的兴衰正如家族的兴衰。
美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在研究西方霸权兴衰史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国家就像一个人,其生命也存在着一个周期,从稚童到生命力旺盛的青年时代,然后逐渐老去,直至生命终结。他把自己的这个观点,称作〃国家生命周期〃。他这样解释这个观点:在单个国家的生命周期中,发明速度、创新速度和生产率的下降,缘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如:三代效应,即没有愿意重复新工业或老工业周期的新人来替代第三代人;对承担风险的态度的转变;社会各阶层之间在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扩大,高额利润未被再投资于生产资本;行会、工会、公司、政府实行垄断;工人和投资旧技术的企业家抵制变革,等等。他从技术变革、生产率以及社会能力、价值观等角度,论证了他的这个观点。在论证这个观点的时候,他避开了一般周期理论家都提出的周期年限问题,比如康德拉季耶夫45-50年周期,乔舒亚·戈尔茨坦的50-55年的周期,库茨涅茨20-25年周期,莫德尔斯基100年霸权战争周期等。
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对中国历史周期的权威研究。不过,金德尔伯格国家生命周期模型的基本方面,看起来也适合中国历史的王朝循环。每个朝代都类似于一个生命有机体,从奠定基业开始达到鼎盛时期,然后逐渐衰落,中间一般经过短期的动荡,中兴,最后瓦解,被新的王朝取代。对兴衰的这个方面,历史上政治家们也有相当多的洞察。中共领导人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前,对此是有深刻认识的。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话时,非常自信地宣称,他找到了克服治乱循环铁律的办法:〃我们已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由盛到衰的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正确地看到,王朝兴衰的根源乃在于统治阶层的自我懈怠和腐化,而这是任何一个组织随着时间的流逝都要出现的僵化症候。他开出的药方也确实是正确的,那就是通过民主的办法,让政府时刻都处在人民的监督之下。
国家的兴衰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且还是一个国家间关系问题。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也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在一个特定时期,世界总是朝着形成一个等级秩序的方向运动。几个主要的大国彼此角力、联合,从而形成了力量的系统。在这一系统中,有的国家开始崛起,有的国家则走向了衰落。而该秩序的领导者的衰落和一个大国的崛起,总是严重地冲击着现状。主导国家集聚资源应对挑战者,并在这一过程中走向相对衰落,伴随其地位的降低,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