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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创造过几种〃中国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没有保持长期的稳定性。这是中国真正的软肋。只有保持着长期稳定性的模式，只有在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冲击而仍然能够保持稳定性的体制，只有那些能够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的体制，才会被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而得到广泛承认和学习。
中国在体系内部发展
体系是一种公益。一个可持续的体系，意味着这个体系为大多数成员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公益，否则它行之不远。比如〃华盛顿共识〃，抛开对华盛顿三个字的反感，就不能不承认，〃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基础。中国是这一制度基础的创始成员国。 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就与这一制度框架有关。那些在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选择加入战后经济体系的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都获得了惊人的增长。虽然在绝对差距上，似乎仍然在扩大，但是，在增长率上，后者明显要高于前者。６０年代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等发展中国家是战后增长最快的国家。如果增长率的差距得以持续，在未来５０年内，两类国家间的绝对人均收入差距将根本不复存在。美国经济学家亨利·诺指出，只要在今后７０年中继续坚持战后自由经济体制，６０个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之间实际人均收入上的差距将会得以消除。１７世界银行的研究同时显示，９０个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间并没有取得明显的增长，即使增长也只有发达国家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一半，从购买力评价计算，甚至还有下降。其中的原因，在亨利·诺看来，是这些国家拒不加入战后国际经济体系。
中国的崛起是发生在这一体系内部的事件。中国２０多年来的总体战略原则，是进入而不是走出这一体系。拒斥这一体系的１９５０…１９７７年，中国占世界贸易比重从１．５％下降到０６％；而进入这一体系的１９７８…２００１年，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由第３２位上升到第６位，２００１年进出口总额为５０９８亿美元，已经接近英国。 加入这一体系缩小着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以日本为例：中国的出口１９５０年相当于日本的６７％，１９７８年相当于９９％，２００１年相当于６５７％。中国显然是这一经济体系的赢家。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充分证明了这一判断。
作为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赢家，中国没有理由拒斥自己从中得到了巨大利益的体系。只有失败者才选择另外的体系。中国需要对维护这一体系作出明确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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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苏共为什么瓦解
第八章 霸权兴衰的规律
一个样本：苏共为什么瓦解
正如我们所描述的，一个国家的历史，总是其曾经成功的证据。即使其失败的经历，也被纳入到最终胜利的总体模式下被理解。因此之故，一个成长中的国家，其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而一个衰落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历史至上主义者。建立起来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强行把历史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叙事体系中以证明自己是历史的选择，这种经常被认为是一个国家最辉煌成就的标志，实际上不过是衰退的征兆而已。这些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往往很脆弱，它们经不起哪怕是一场流行病的袭击，一小队〃野蛮人〃的进攻，一位领导人的死亡，甚至抗不过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曾经屡试不爽的办法，面对新的挑战，显得漏洞百出，左支右绌。原因是，一次成功的应战所取得的对人、对环境的控制，被胜利者不断予以强化，控制变得越来越绝对，越来越严密，以至于这个国家在国内建立起来了极权统治，并且形成了对周围的霸权。胜利变成了永久性的纪念碑，成了压在这个国家头上的重负。
于是僵化就出现了。僵化首先是制度的僵化。这种僵化，用经济学家的语言来说，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制度一旦形成，与制度没有冲突的活动就大量地开展起来，从而形成了制度的比较优势；由于比较优势的形成，创新性活动的成本变得很高，从而不太容易发生，因此，比较优势甚至转化为因垄断而来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进一步强化着制度结构。因此，制度性的僵化，总是与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联系着。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利益集团，作为〃分利联盟〃，形成了制度变革的阻力。在任何国家衰败、制度衰败的例子中，都可以见到分利集团所构成的〃反变革〃势力，它们的颟顸、贪婪、炫耀、奢侈甚至残暴，构成了制度瓦解的基本原因。
对分利集团如何带来制度僵化的最好描述之一，是前苏联著名的智囊人物格阿·阿尔巴托夫以见证者的身份撰写的回忆录《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这本回忆录的俄文书名是《耽误了的痊愈（１９５３－１９８５）……当代人的见证》，英文名字叫《制度……苏联政治中一位知情者的一生》。三个书名都是恰当的，但我个人觉得英文书名最为妥帖。因为作者描述的正是制度的僵化如何导致苏联的瓦解。
比如作者谈到，苏共中央政治局〃很少提出最重要的、根本性的经济问题〃，而只关心下属部门之间细小的相互抱怨，把已经十分严峻的经济问题，缩小为一个财经纪律问题。１９７３年发生的石油危机给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经济带来了严重困难，但在苏联却呈现出非常乐观的局面，原因是，石油的高价格使苏联本来十分严峻的经济困难，通过石油出口而掩盖了起来。作者说，这次石油危机的真正牺牲者是〃我们〃，因为〃主要由于石油财富突然从天上落到了我们我们手里，于是我们就冻结了把经济改革推向前进的尝试，并取消了研究科技革命问题的中央全会〃。突然降临的石油财富，使苏联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得以继续维持，使制度改革的问题，变得不合时宜了。作者写道：〃如果能够以交钥匙的方式在国外订购整个整个的工厂，还用得着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吗？如果能够轻易地在美国、加拿大、西欧国家购买到几千吨谷物，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小数量的肉类、奶类和其他产品，还寻找从根本上解决食品问题的办法吗？〃。实际上，并不是石油阻碍了政治局发现经济问题，而是石油强化了他们对苏联经济一片大好的判断，而所谓的问题，只是财经纪律问题。把经济改革和科技革命推出政治局议程的，不是石油，而是制度的僵化。
阿尔巴托夫指出，掌握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一小组人〃不再适合〃为共同利益而管理国家事务并解决出现的问题〃，〃他们把政治生活局限在非常小的范围内，这个政治上层建筑根本不适合于发现和分析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各种不同社会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和要求，它也不适合于动员社会智能潜力去解决所发生的问题。情况确实是这样，因为决策者的主要任务和压倒一切的愿望不是努力去解决问题，而是消极地抵制变动，不惜任何代价维持现状。这个任务压倒了一切。领导人要求国家机关、党组织、科学文化界、大众传媒做的就是这些，特别是在７０年代中后期。这些机关、团体和媒体帮助掩盖日益加剧的困难和问题，用稳定、进步的假象偷换日益复杂化的现实，保密的领域则扩大了。每当发生一次领导上所不喜欢的争论之后，就出现了新的'禁区'。例如发表了有关贝加尔湖的文章之后，生态问题就是如此，它简直就成为保密问题了。书刊检查加强了。不仅如此，编辑人员自己和编辑部、创作者协会、部委和其他行政部门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情，自己担负起了书刊检查员的角色。〃
在前苏联瓦解前的上世纪７０年代，政治体系不是把改革作为其目标，相反，它的使命是〃防止变动，维持现状，保护停滞〃。阿尔巴托夫写道：〃结果在这个时期造就了完全固定的政治风格……极端谨慎的、慢吞吞的、目的不在于解决问题而在于不破坏原有的平衡的风格。社会问题和###、生态威胁、教育和保健状况的恶化、很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贫困状态……所有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存在了，而用来代替这些问题的讨论的则是类似关于'新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这类肤浅的宣传八股。〃
制度的生命周期
当然，前苏联因制度的僵化最终导致崩溃，在历史上不是孤例，它几乎就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作为经典的保留节目，一再上演。根据生命周期的假设，制度都要老化，崛起时进取的价值观，都要被守成的价值观取代。这正如一位荷兰人在总结荷兰失去海洋的时候说的那样：摄政王不是商人，他们不去海上冒险，而是从房产和有价证券中获取收益，并因此失去了海洋。生产的英雄被消费的英雄取代。这种道理为所有的统治者所了解，因此，谋求统治长期化的力量总是一再呼吁变革。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个王朝几乎都在王朝的中间阶段经历一个所谓的中兴，一位果敢的领导人总是借助某些严重挑战提供的机会，对制度作出变革，他试图重新对制度作出安排。这样的改革，都会对制度产生一定程度的震动，也总是能够聚集起来强大的改革力量。而之后的领导者，虽然也总是一再被提醒进行改革，但是已经相互适应了的制度，很难再产生强大的自我改革的动力了。正如汤因比所说的，〃凡是在第一次挑战面前胜利地进行了应战的，到了第二次挑战出现时，反而变得无能为力〃。比如，清朝虽然成功地应对了〃太平天国〃的挑战，但却无法应对规模上要比太平天国小得多的来自日本的挑战。其中的原因就是，王朝中间取得的胜利强化了本应改革的制度，使制度变得更加僵硬，也更加脆弱。
历史上，所有的霸权总是开始于一系列制度创新。人们往往看到的是，国家间的竞争是力的角逐，胜利者的胜利，是因为胜利者有着更强大的力量。而实际上在力量的背后是制度的竞赛。制度生产力量，制度也生产对力量的控制。失败者的失败，不是因为制度生产不了足够的力量，就是制度生产不了控制。力量强大固然不错，但如果没有对力量的控制，再强大的力量也还是不够强大；力量虽然弱小，但是如果能够控制，弱小的力量就会寻求与自己的力量相一致的目标，从而也可以避免失败。
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
第九章 地缘大锤
中国崛起：一个新的地缘枢轴
近２０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走向统一，是欧亚大陆出现的另一重大的地缘现实。中国的崛起和统一，类似欧洲的统一。但是其意义甚至要比欧洲统一更具革命性。原因是，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具的地缘政治大国。中国的地缘特征类似于放大了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相互竞争的欧洲体系。在其周围分布着若干全球大国，这些全球大国分别作为全球地缘板块组成了〃世界力〃，他们推挤着形成全球地缘格局，而中国则是名副其实的中心。在中国的北部，是巨大的俄国板块，长期以来，俄国板块都是世界力最重要的一部分，其方向背靠寒冷的北极，向西、南、东三个方向作用。在中国西南部，则是印度板块，作为南亚次大陆的大国，印度缺乏战略屏障，它必须向四个方向用力，它类似一个十字路口。 在中国东部，则是日本板块，这一板块有着一个几乎是天然的运动方向，即向西。
在中国南部，则分布着众多的国家，近代皆沦为西方的殖民地。二战后，这一地区的国家，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军事盟友。目前，东南亚国家大多同美国板块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因此，中国的地缘特征处在世界力场的中心位置。〃中央之国〃的概念，从地缘上讲，是名副其实的。它构成了地缘枢轴。
早在２０世纪初，著名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就说过，在数世纪里，来自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力量像大锤一样敲击着该大陆的边缘地带，即欧洲、中东、中国和印度。麦金德和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亚诺斯描述过１５００年前欧洲人对这副大锤的恐惧和忧虑。甚至直到近代，欧洲的思想家、政治家还为所谓的〃黄祸〃伤脑筋，而由于前苏联的崛起，欧洲对心脏地带的恐惧一直持续到１９９１年。对于那些相信地缘政冶学说的人士来说，这副大锤是永久的梦魇。
对欧亚大陆地缘特性的传统描述，越来越适用于中国。中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当中国陷于内乱的时期，中国是列强争夺的焦点。〃蚕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