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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写歌对你来说难吗？
陈绮贞：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很无聊，很多时候会想，哇，已经2个月没写歌了。写一个又特别烂，只好去翻冰箱。那种灵光一闪的瞬间，还是很少。
● 八卦的后面，是爱情
3月的下午，北京的“豪运”酒吧，那是北京地下摇滚的最频繁的演出场所之一，陈绮贞一身素净，小西服，白衬衣，牛仔裤，露着一点点蛮腰，亭亭玉立，态度亲切可人，声音温婉动人。她随身带着她的GIBSON吉他——那是第一次发片就带着的吉他。台下除了观众，还有些在北京做音乐的人，如虞洋（原来的“铁风筝”主唱）、###（前“水木年华”组合）、姜昕，连摇滚乐队“废墟”的主唱周云山也闪现了一下，抱着观摩同行的心情。一个年轻男孩子代表热情的粉丝们上台给她送礼物，叫她“陈老师”，还拥抱着她，久不放手。接着是，媒体记者一拥而上，她都认认真真回答了。当记者问她是否为工作感到疲惫时，她却笑容甜美，说，她很喜欢别人提问她，每次都会促使她反省，收获很大。她又说，就算现在工作有些累，可是想到4月份，就会去日本横滨看自己最喜欢的乐队U2的演唱会了，票已经买好了，她感到很高兴。
那天，陈绮贞以其亲切以及清澈的歌喉，和一把吉他的清纯和简单，博得大家心生爱怜与好感。据说歌手梁静茹赞美自己同行说：“绮贞一人在台上弹着吉他，只觉得她身后要长出一对白色翅膀才对。”
多么完美的巧合，她的制作人、吉他手钟成虎，正好是她的男朋友。他赞美她，说她音乐中的“温柔和强劲”能让他心甘情愿地“粉碎”。多浪漫呀，台湾人就是敢说。
爱情是什么呢？是生活伴侣，也是工作搭档。一个女歌手，加上一个吉他手兼制作人，还有比这更完美的结合吗？正如刘卓辉之对刚出道的艾敬、金武林之对正当时的丁薇，以及钟成虎之对出道近10年、刚刚独立制作的陈绮贞。八卦的后面，是爱情，是合作，是对音乐的怜惜与共同理解。有什么比音乐更脆弱？有什么比爱情更强大？日渐萧条的唱片工业，有什么比一个内行人的帮助更为关键？风起云涌，名利自是名利，歌手所要的，只是才华与命运的契合。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1）
“草根”身份的沈志华的一些史学观点备受争议，但他冷战史方面的造诣却少有出其右者。面对来自“正规军”的责难，沈志华苦笑道：“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深恶痛绝，那就是在摧残知识分子，就是一架行政机器。”
“我很少谈论公共话题的。”访问一开始，历史学家沈志华就给自己定了性。
“你看我这个经历，我不想再招惹谁了，也不是什么怕，我现在事太多了。”
他借助苏联外交档案，澄清了很多共和国历史上的悬案。比如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决策，苏联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的介入，等等。这些研究和现有的认识出入很大，招来某些同行或者上面大人物的侧目自不用说，还有人在网上骂他“汉奸”。
“这些人根本没有看过我的书。不可理喻，我也不理他们。”而对站在对立阵线的那些同行们，他则有特殊的心情：“其实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恨我，但是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社科院有一批人，他们老想批判你，但是时代不同了，现在也只有到处封你，不给你发文章。”
他其实喜欢争论，“但是他们不会。我觉得这些人不愿意下这个工夫。我倒真的希望他来批判我，那样子他就真的是去做学问了，不只是去喊口号。喊口号批我是没有用的，我说的就是事实，你不能说没有这件事，你要说没有这件事，那你拿档案来跟我说。我只做事实的描述。”
他最近牵头大陆学者主编了一套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马上就要出了。第一卷，是他的老朋友杨奎松，第二卷是笔名，“好几个人不敢用真名。因为有些人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不是在大学，大学里面相对还是宽松一点，但是在国家机关的，像党史研究室、社科院的，就有些担心了。”
● 学历史，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
沈志华学历史，完全是基于年轻时代的屡屡受挫。“40岁前我就没有顺过。”前途一片看好，却莫名其妙地从部队复员；明明是高分，却上不了清华。他不甘心，肯定是哪里出了问题，他想搞明白社会主义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们家6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就我不是。小时候我们都想当科学家，那会儿有一本书叫《科学家谈21世纪》，就是谈现在，对我影响特别大。后来我上了男四中，也是奔着清华去的。”
“文革”爆发了。“我比较幸运，1968年2月就当兵了，是航空兵，修飞机。”他在部队干得很好，在别人忙着背毛选、搞政治的时候，他去钻研业务。19岁就成了机械师，有资格和专家一起参加发动机会诊。“我们师长对我太器重了，拍着我肩膀，‘小伙子你就是中国航空兵的未来啊。’”
“一直干下去，现在少说也是个少将、中将什么的。”但他的将军梦很快就破灭了，因为被人诬告，他卷进了一个子虚乌有的反革命集团。复员，回北京当了工人。他很快就重新振奋起来，继续学。
“一年以后，正好赶上1973年考试，原来都不考试的，1973年周恩来说要改革教育，说上大学不考试不行。我考得很好，四门，在电力系统考生里门门第一，清华大学非我莫属啊。后来出了个张铁生，交白卷，就变了。不但没有录取，还批判我，说你为什么考这么好，这里有问题。说明你不安心当工人，不安心做一个无产阶级，非要往臭知识分子那圈子里面钻，走白专道路。 。。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2）
“给我气的，真是气疯了。我觉得这个社会太不公道了，一把火就把数理化的书全烧了，不学了，学这个玩意没有用，我就研究政治、研究社会科学，我真的很想搞明白共产主义到底怎么回事，想自己来研究。”
他从读马列著作开始，因为想看看老祖宗到底是怎么说的。“但是因为你要读这些书，是需要了解历史的，特别是马克思的书。”历史可以作为工具，帮助他理解马列原著。“1975年的时候，可能是中央军委下了指示，让军队学现代知识，所以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的军事著作，像丘吉尔24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戴高乐回忆录》等等，我都看了。”
那好像开了一扇天窗。“读这些历史书的时候，就给了我一个印象，这历史怎么跟我原来学的都不一样啊。”这疑问越来越大，他又看了很多所谓的“灰皮书”。“当时能看的就是‘灰皮书’，是内部发行的，因为我父亲能买很多那方面的书。”和很多同时代过来人的记忆一样，这些原本作批判用、内部发行的西方著作都成了思想启蒙的火种。
到了1978年，招工考进社科院时，他的思考已经有点头绪了。他写了一篇文章，“想解释一个问题，就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文革’，为什么共产党的政策总是要‘左倾’，总是要超越现实。”
他的结论是，中国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没有达到那个条件。“当时在社会上传得非常厉害，几个杂志上转载。”这直接影响到他当年考取社科院研究生，他的通知书生生给扣下了。
文章也被当时实际主持社科院工作的副院长邓力群看到了。
沈志华直接找到邓力群，请他出面。“我去了他家，我们聊得挺投机的。我讲了我的经历，讲了我为什么思考这个问题。后来他觉得我是挺不错的小伙子。”结果第二天，通知书就到了。
● 监狱是个做学问的好地方
社科院的3年，沈志华学得很刻苦，发表了8篇论文，俨然一个青年明星学者了。但是，毕业临答辩还有十几天的时候，一场劫难降临了。“夜里10点多，家里来了大批警察，直接就给铐走了。我还正在床上和孩子玩呢！”
事情的起因，今天显得十足荒唐。“有一段中美关系紧张，这期间美国在纽约飞机场抓了一个中国人，说他盗窃美国经济情报。而我们这边在北京抓了一个美国间谍，然后又抓了他周围一批认识的人，我就在里面，罪证是我曾向他提供过国家机密——给他看过几份社科院办的内部杂志。这也算得上国家机密？这个东西图书馆都有啊。”
关押受审的时候，单间囚室隔壁就住着蒯大富，“文革”时清华大学造反派的头头，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两个人还时不时地对着墙壁敲击做暗号，因为闷。“当时能见个活人，就觉得亲。”
最后判刑，泄漏国家重大机密罪，两年徒刑。
本来公安系统的家里人打算凭借关系办个取保候审什么的，但谁知撞上1983年的“严打”。“监狱只进不出，一个不许出来，上面下的指示，谁都不敢违抗。我1984年5月22号从监狱放出来，那是‘严打’以后全国第一个被释放的人。”
“‘严打’那会，一个小房子要挤几十个人。我们那会儿睡觉，一个挨一个，排着队睡。翻身也要一起，往一个方面翻。你总不能脸朝脸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沈志华：“草根”出身的历史学家（3）
后来条件好了，他转到劳改农场正式服刑。“然后就开始想写书了。一开始没有纸笔，我就用牙膏皮，写在《列宁选集》的边上。那会儿的牙膏跟现在不一样，都是铅皮的，能在纸上留下黑色的划痕，我这个还是看《列宁传》看的，列宁被关押的时候就是拿牙膏皮写字。我做那个硕士论文虽然写了3万多字，实际上材料非常丰富。我要用的书，都是家里给我送进来的。那会人家盛传北京第二监狱的图书馆就在沈志华床铺底下，我铺底下全是书。”
他在监狱里面还开了一个世界史的课堂，给大家讲世界史。“那帮人也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能白听，你得给我做卡片，结果我们那个牢房所有的人都给我抄卡片。我在书上做好标记，他们就摘抄。”
监狱里，自然是鱼龙混杂。“那个时候小偷流氓认识一堆，跟我都不错，大家觉得我挺仗义的。我刚开始的时候，也特别受人欺负，监狱里头都是那样，他就欺负新来的。我那个世界史班一开，气氛大不一样，整个二监狱的桥牌全是我教出来的，包括那个监狱干部。大家还是尊重读书人的，后来真的不错，有人给你倒洗澡水，叫沈老师什么的。有人这么叫，因为我给他们上课。”
“监狱生活对于我来讲，他们都说是度日如年，我倒是觉得过得蛮快的。因为监狱是一个很好的环境，信息非常闭塞，没有任何事情干扰你，你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的就是你眼前的这个事，我想的就是我这本书。所以你看，我不到一年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后来出版了，叫《历史的启示》，关于20年代苏联的新经济政策。1987年，华夏出版社出的，用的化名志华，不敢写姓，因为害怕被追查。
● 中国第一号黄金贩子
熬过了两年的监狱生活，1984年5月，沈志华出狱。“最痛苦的就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在监狱里头，虽然不把你当人看，但是大家都是同等的。出来就不一样了，人家都是正常人，你找工作没人要你，楼道里的人见了你都斜眼看你。我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一旦进了监狱，这一辈子就沦落了，因为你出来以后，完全是社会最下层的人。没人关注你、没人信任你，也不给你工作。所以为什么本来一件小事，比如说小偷小摸进了监狱，出来以后，就陷得越来越深，一个是跟这些人聚到一起了，犯罪团伙，再一个就是社会本身不给他出路。”
他说，如果没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那就简直无法生活了。“那会儿改革开放，北京还没有搞得特别好，但气氛已经有了，所以也还是有一定机会的，比如说自己做点小买卖。那会儿我弟弟让我卖水果，弄了一车梨，我推到大栅栏去，半天我就回家了，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口吆喝啊。”
北京实在待不下去了，就想到了南下。“那会儿广州走得比较前。1985年春节的时候，他们让我去深圳看看，深圳那会儿英雄不问出路啊，都是外地来的，谁知道谁？不像北京，都有单位，这么着我就去了深圳。”
开始时跟着几个朋友一起做进出口贸易，他差点进了《南风窗》杂志。“1986年，我这个案子有了转机，当时法院都知道的，我这是典型的冤案。但岂料风向突变，又赶上了‘反自由化’，不仅案子没有平反，还被说成‘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