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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虹飞：那你觉得《尘埃落定》这么畅销，跟大众对西藏的题材感兴趣有没有关系？
阿 来：没有关系。我最怕陷入“题材决定论”，之前50年代有多少人写西藏？跟我差不多时候的也有，包括马原他们，但公众对他们其实并不感兴趣。
我之所以写西藏也很偶然，因为我是一个西藏人。至于大众为什么关注题材，因为他没有掌握阐述、评判小说的办法，只好说是因为题材。我做出版商时，杂志每年做调查，回收几万份问卷，受众谈的跟我想的离得很远，后来我突然想到，受众他不掌握那种话语，另外他也愿意把自己的理由说得崇高一点。至于我的小说，有些人说喜欢有些人说不喜欢，因为他们不懂啊，但他们又要表达。
吴虹飞：你说到形式，我的一个突出感觉是《尘埃落定》的语言是挺特殊的。
阿 来：语言是一个小说的基本要素，要写一个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小说，不能靠中国人的方式，因为中国小说当下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不看重形式。形式当然包括语言了，更多我们希望不一样的是题材，那怎么可能！既然是个艺术品，内在外在都要不一样，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衣裳穿得跟人家一样，但我里头是不一样的，这个要脱了衣服给人家看嘛！当然这个比喻不够恰当，小说的形式和题材的关系远远比一个人跟他的衣服的关系更紧密，密不可分。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4）
吴虹飞：你有“要跟人家不太一样”的想法，那你有没有特别明显的叛逆期？
阿 来：我们少年时代没有，因为那时候整个社会不允许，现在之所以有“叛逆期”这个说法，也是社会允许，小孩表现出一种反叛。但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我们可能终生都在叛逆期。
我们不会认同这个社会不管是政治的主流还是商业的主流，会赞同一些，更多是不赞同的。这种不赞同是内在的，我们不会跳出来写博客啊，或者对媒体发出什么特别的声音，我们把这个叛逆藏得很深，这个叛逆是通过我们的作品一步一步显现出来的。
所以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所谓的“80后”什么的比起来，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叛逆程度是他们多少倍啊。他们只是逞口齿之快，为了一种利益在扮演，但是我们的传统理念就是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而且我们的叛逆是在反思这个社会，是对社会的批判，而不是表面上跟周围格格不入，这个东西体现它只有一种途径，就是我的作品。
吴虹飞：你在很多场合表达了这种边缘感，但实际上，《尘埃落定》得了茅盾文学奖，最主流的也是当时唯一比较官方的奖。
阿 来：我也很奇怪。我之前写了十几年诗歌、小说，根本没人理我，到现在，可能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很多二三流作家的关注也超过对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东西，总的眼光是向外的，他们更愿意谈谈巴黎的左岸啊什么的，虽然我也去过那里喝过咖啡，但是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他们在中国，也只会谈几个城市，不会谈农村。我写《尘埃落定》，更多是想实现自己，压根没想过要得奖，即使《尘埃落定》得奖、畅销，但我真是想，以后我的写作大概也不会有那么多关注。比如我现在写的《空山》，客观地讲，跟它同时代的，我不说它是最好的，就是同等水平的那些作品，它得到的关注是最少的。这里头既有中国文坛喜欢拉一些小圈子的关系，也有城市里的东西，他们可以谈，但是到我们这个东西他们连谈的能力都没有，他们的知识结构就是巴黎左岸。
吴虹飞：你在作品中更多地关注乡村，那你怎么看待目前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
阿 来：在《尘埃落定》里，乡村是一个正常的崩溃过程，其实真正的瓦解在后面，就是文化的瓦解。在西藏，藏族文化正在瓦解，整个中国的乡村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西藏问题尤为严重，因为它整个的文化都建立在乡村的基础上，
我们有两个角度来评判城市和乡村，如果用纯粹文化的观点，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我们把人类文明史6000年放在3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甚至从猿变人的200万年中，我们跟6000年前的人的文化是没有高下的。但是现在我们一切都用政治、经济、或者生产力的方式来谈，那么肯定是乡村落后。生产的中心、政治的中心、法律的中心都是在城市，而我们在还没有想出新的乡村文明建设之前把旧的乡村文明摧毁了，乡村人明显没有出路，更无助。
吴虹飞：也就是说你看到了毁灭的力量，却没有看到建设。
阿 来：我们在城市还是看到一些建设的东西，但是在乡村，至少在中国的80％的乡村还是看不到，现在提倡城镇化，那你能把所有的乡村都城镇化吗？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5）
吴虹飞：那你在《尘埃落定》和《空山》中所写的乡村，跟现实中的乡村有多大的关系？
阿 来：《尘埃落定》没有太多真正的乡村，它主要是写一种权力；《空山》是直接写乡村的，它是完全真正写实的，他可能为了写实损失了小说的一些可能性。但是我觉得不同的故事需要不同的讲法，我想找到写实与自然结合的最好的一种方式。
吴虹飞：在你过去的这段时间里，你是作为作家收入比较高还是作为一个出版商的收入比较高呢？
阿 来：小说吧。我每年有国内国外比较固定的版权费用，比例跟别的作家比稍高一些，但是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现在每个月两千多块钱，刚够我养车。不过还好，基本上不是只靠薪水，光靠薪水怎么过日子嘛。
我现在的生活水准，反正有房子住、有车开，我估计在成都就是中等偏上的消费水平，也没刻意追求，就是在物质上让自己舒适一点了。
吴虹飞：你对饥饿还有印象吗？
阿 来：有。我觉得不害怕，我自己大不了再回到那时候，无所谓。
可能我们那个时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这个事情把大家弄得……但是我们从那时候过来的人都是精神上对自己要求，物质上能达到今天这么丰裕的状态，超乎自己想象。因为中国社会会告诉你，如果你一直从事精神上的劳动，那你是不会过上好日子的，我们从开始写作就有这个准备，不然我就干别的去了。
吴虹飞：那你现在还会谈理想吗，文学理想？
阿 来：有理想，但是我觉得你老谈它干什么。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照着这个理想做的，我说过一句话，就是如果有那样一个宗教的话，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我只是内在性格比较彪悍”
吴虹飞：那你作为一个藏族人，有宗教信仰吗？
阿 来：没有。
吴虹飞：这个在藏族里面是比较少的情况吧？
阿 来：对。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得到的知识把我们解放出来了。我们这种人可能有宗教感，但是不会去具体信仰，因为现在信仰宗教很麻烦，大部分信徒是不研读经典的，只崇拜古像、崇拜这些神。很多人在一个特别的氛围里头可能不能表达自己的怀疑，但是我觉得，宗教是依靠一套仪式、一个习惯而存在的。可能很多东西精神上我们能接受，但到现实中，宗教为了生存，很多东西就变通了。大部分老百姓没有文化，他们在一个金碧辉煌的场所，不断地看到高高的神像，中间还有他妈一拨神职人员脑满肠肥……我对这个东西置疑。
我觉得可能宗教说到底，最后还是一种宿命感，在那些不是特别狂妄自大、不是特别无知无畏的人身上，我相信这种宗教宿命感是有的，我可能比别人更强烈一些吧。我对宿命的理解是，生命这么短暂，十几岁什么都不知道，七八十岁以后知道也干不了了，也就这么三四十年，尽可能按照自己所想的，多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宿命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想法，因为大部分佛教讲宿命就算了。
吴虹飞：这种怀疑是在你小时候就出现了吗？
阿 来：我们的成长经历跟你们不一样，我们是60年代、70年代成长，这个时期整个宗教是被禁止的。但是我们读佛经、读圣经、读到释迦牟尼本身觉悟的过程，都是非常好的，很崇高。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宗教又恢复了，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建造偶像，建造越来越金碧辉煌的场所，然后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一旦披上了一件袍子，就变成了……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巨大的话语。掌握权力的人会滥用权力，不管是什么样的权力。这样我对它从强烈的兴趣，到突然发现在现实当中并不真正体现我们的精神世界，肯定会深刻的失望。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阿来：近乎传奇的个人史（6）
一个藏族人，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信仰，可能需要更多的勇气。这个社会从来就是少数遵从多数人制定的规则，我只是内在性格还是比较彪悍的。
我觉得我的宗教这个时候是文学，文学从机制上讲，我相信它跟宗教差别不大，任何东西，我们把它推到极致都是一种追寻世界本质的途径，而不是别的。
吴虹飞：你为什么对藏密不信任呢？
阿 来：也不是对藏密不信任。我觉得他们没有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宗教基本上是佛教传到藏系，大概是从公元七八世纪起，他们就控制西藏，在西藏没干什么好事情。应该说在六七世纪，西藏就很强大了，文化什么都很强了，而到上个世纪50年代，1000多年，这个社会没有任何进步。那么很显然是藏密的问题，他们控制西藏，进行文化垄断，不发展生产；第二个就是把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在自己这儿，西藏唯一可观的就是庙宇，老百姓民居建得像样的没有，而且内部没有进行过历史的研究。他掌握权力以后，文化的专制，权力的腐败，登峰造极。
我去很多地方，也问过###喇嘛这些问题，最后争论也比较激烈。他们没有办法正面回答我。密宗，它只是某一种瑜伽的功法，某一种修炼方式。要命的是，它一直政教合一，一直都掌握所有的社会权力。
吴虹飞：那么你觉得建国之后对西藏文化更多的是破坏还是解放？
阿 来：这个分两边说。如果纯粹是文化，它可能是一种破坏。但是如果我们完全站在民众的利益上，那就是一种解放。毕竟西藏的老百姓跟过去比，肯定是天上、地下，而且过去连认字的权力都没有，至少现在我们很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现在允许研究发展藏族自己的文化了，但是允许是一回事情，能不能发展是一回事情，这个文化怎么发展？很难发展。目前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教育水准，你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东西来。
吴虹飞：你的写作跟这些事情有关系吗？
阿 来：很多时候我们狭义的把官方所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心态，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最后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不是这种政治体制，就是那种政治体制，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而我们现代人可怜就可怜在，人类已经创造了那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来，我们现在就像在做选择题，只能在几个中间划钩。
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你会影响别人，第二你本身会有一个立场。年轻的时候特别希望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跟这一切、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没有关系，最后发现是不可能的。你不在这种道德里，就在那种道德里。
赵涛：“她将是中国最好的演员”（1）
与其说贾樟柯发现了赵涛，不如说他发现了女性的另一种真实的激情和美，这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沉默的美，平实但绝不伧俗。贾樟柯对于外部世界的理解是令人感动的，而赵涛犹如桥梁，有效地传达了它。他让她在电影面前重新开始了生活。
1999年9月底，山西大学师范学院22岁的女教师赵涛正在给学生们上例行的舞蹈课，一群不速之客拥到了她的教室，听说，他们是来选拔一个会跳舞的女孩做影片的演员。赵涛并没有感到吃惊，她让班上穿着练功服的女孩子一字排开，一个一个轮着跳舞。
中途她让她们停下，对她们说，要学会用感情来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她的话亦十分简短，而后她安静地退回原处。她不知道有一个人静静站在副导演陶军的后面，把这一切事无巨细地收在眼底。直到后来，女教师赵涛回忆起那一天的情形，她看到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