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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献给贝茨和凯特前言（1）
在某种意义上，本书是我回顾1970年代历史的《逍遥骑士和愤怒的公牛》一书的续篇。在这个绚烂多彩、洋溢着蓬勃生机的10年，我们迎来了那些受过电影学院训练的小子们发起并参与的所谓新好莱坞运动。他们历经毒品、欧洲电影、反战运动的影响，穷尽岌岌可危的制片厂体制的所有资源，试图拍摄出20世纪后半叶美国最优秀的电影。新好莱坞运动勉强持续了10年左右或者更短，却留下一笔丰富的遗产。这场运动并非某种精神和美学传承者的松散荟萃，它只是独立制片电影现象的一种并不严格的统称。
“独立电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正直”、“想像力”、“自我表现”、“奉献精神”等高尚的概念，同时也会让人想起年轻的电影工作者苦苦奋斗的情景。他们倾献出信用卡上的全部储蓄用来支付演员和剧组的开销，后者不惜以低薪或者完全无偿地投入大量时间来为独立电影服务，他们深信自己在从事一项有价值的事业。正如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所说：“独立制片导演不是为了赚钱才去拍电影。他们即便倾家荡产也要去尝试一番，而自己原本就没有多少积蓄可供挥霍。为此，他们向父母借钱甚至去偷钱，不惜将来举债度日。至于拍出的电影，好也罢坏也罢，毕竟是自己的作品。”
虽然上述说法多少指出了这个沿用已久的概念的核心意思，但远未表达出它的全部真正内涵。独立电影界的生活同时也充满了龌龊、残忍和浅薄。曾经流行过这样一种说法：如果好莱坞像黑手党，独立电影界就像俄罗斯的暴徒。不管哪个世界都是坏人罩住好人，只不过好莱坞做得手段精巧而已——办完事后还会给你的助手送去一篮水果，而独立电影界却会赏你和你的老婆孩子一记重拳。在大制片厂，你被拘束在一只镀金的鸟笼里，在独立电影界，你被搁置在一个更阴暗、更肮脏、更促狭的洞穴中。虽然谈不上处于存亡攸关的境地，但也鲜有疼爱和关怀，食品和水就更谈不上供应裕如了，而相互倾轧自始至终都很惨烈。在情况相对严峻的日子里，耗子们（说得好听点，姑且称之为老鼠吧）就会互相噬咬。大家谁也无处可逃，所以既没有缓冲的余地，同时也孤立无援。人们的所作所为比在好莱坞还恶劣，却逃脱了惩罚。
前言写《逍遥骑士和愤怒的公牛》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从经过重重伪装并被拔高、反复提及乃至欣然当作事实接受的回忆录中最厚实的地方开出一条道路来。相似的情景在1990年代又要重现了，不过敌人换成了九头怪蛇：谎言、恐吓和历史视角的阙如。媒体报道的表面现象与幕后实际发生的真实情况之间的错位，好莱坞堪与华盛顿媲美，如果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话。因为电影业甚至包括低一档的独立电影界最大的迷惑性都出自娱乐报道，它犹如一张毯子，能把任何不时露出苗头、离经叛道的创意捂死，那些话题缺乏哪怕偶尔能激起政治记者激情的吸引力。好莱坞人有自己的内部生活圈子，常常联手封锁内情的泄露。当他们发生冲突的时候，如果某位记者有幸捕捉到经历了一场激战而愤愤不平的演员，也许会捅出那么一点真相。然而，无论在拍摄现场和剪辑室里发生过多么残酷的一幕，等电影公映的时候，有关各方都会达成某种默契：散布龌龊的消息对谁都没好处，尤其无助于眼前最关键的电影保护工作。那些也许在数周前还给对手放血的主角们，面带刚刚摆平的微笑出现在电视上，现场回答埃里森·安科（Allison Anchor）的访谈，口气像健壮的运动员般谦虚而又模棱两可地说：“我有时把它看作是一场游戏”，或者“我的对手也挺有实力的”。如果影片搞砸了，根本不会有人在乎在拍摄过程中浸透了多少鲜血。如果影片反响不错——荣获奥斯卡提名，获得高票房收入，他们又会变成多情的鹦鹉。不管怎么样，真相的获得犹如昙花一现，很快又会变成旧闻，被下一部即将发行的大片的宣传造势活动扫荡在一边。
依然献给贝茨和凯特前言（2）
米拉麦克斯公司，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圣丹斯，跟独立电影界一样不乏这样的故事。为了写作本书而安排采访的许多导演（在职）和员工都不肯说出双方的真相。每年1月举办的圣丹斯电影节是独立电影界的一件大事。导演们会把他们的拍摄计划安排得恰到好处，让影片及时出笼，以便电影节主席杰夫·吉尔莫（Geoff Gilmore）在前一年秋季就能欣赏到。类似的电影节不止一家，比如特柳赖德（Telluride）和多伦多电影节等，但圣丹斯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展映独立电影的地方，是发现人和被人发现的最好去处。在那里可以有机会跟好莱坞的大腕套近乎，建立同行关系网。塔伦蒂诺谈到向电影节提交《落水狗》（Reservoir Dog）的情景时这样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样狂热过。我们一定要参加，一定要参加，一定要参加。我们像每个美国独立导演一样为之备受煎熬，最后变得越来越莽撞，脑子里朝思暮的只有这一件事。”如果作品遭到拒绝，你就重回便利店或社会工作学校去吧。并且，你一旦错过圣丹斯这个门槛，你就享受不到它的各种工作室提供的好处或者悉心关照了。罗伯特·雷德福（Robert Redford）作为这一机构的领袖的记录乏善可陈，但他似乎很少受到媒体的恶评，特别是在他开始裹上圣丹斯这面旗帜之后。有过一次例外，那是在1991年，笔者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发表在《首映》（Premiere）杂志。那个时候我还能采访得到雷德福，但是他却对那件事念念不忘，像个快要淹死的人般憋着一肚子的怨恨，拒绝配合我这本书的写作，而且还多多少少地为我跟在他手下工作的某些关键人物接触设置障碍。
还有温斯坦兄弟哈维和鲍勃经营的米拉麦克斯。他们英名卓著，同时也以办事无赖和无情闻名业界。确切地说，米拉麦克斯公司现在不是一家独立电影公司，但它曾经是，而且是非常晚近才踏进这个领域而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巨人。提到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人们往往会拿出一些常备的说法。比如：“他对电影充满激情。”或者：“他可能不好相处，但那纯粹是为了工作。”说这话人的眼珠会躲躲闪闪。尽管本书大量的引语都有明确的出处，但也有许多没有注明来源。在本书出版前，哈维同意保留那些没有注明来源的说法。哈维就喜欢在媒体上引述一些不说明来源的谈话，这意味着这个无赖还保留着最后一个庇护所，就像一把在夜色掩盖下挥舞的匕首。没错，在一个理想世界，资讯的公开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不用担心遭到打击报复。很不幸，我们没有生活在一个理想世界。
米拉麦克斯公司每年发行的影片是好几家制片厂生产总数的两倍，由于产出数量巨大，该公司是迄今为止纽约城聘用一线重要演员和二线人员最多的公司，它在洛杉矶还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员工们担心会因为讲了什么而丢掉饭碗，认为这样会自行断了将来再找工作的路子。导演们则害怕如果站在对温斯坦兄弟不利的立场，他们可能接不到下一部妮科尔·基德曼（Nicole Kidman）主演的炙手可热的影片，或者索性什么片子都没戏。编剧们则顾虑自己刚写成的剧本能否卖得出去。演员们担心他们可能在即将拍摄的拉塞·哈尔斯特罗姆（Lasse Hallstrom）的片子里捞不着那个被觊觎已久的角色。据导演詹姆斯·艾弗里（James Ivory）说：“大家都怕讲出去。导演、男演员、女演员以及其他所有最终可能会又一次落到他手中的人，那些即使有过可怕经历但还想跟他再拍一部电影的人，都不会讲出真相的。”科恩兄弟也许是当今最棒的独立电影导演搭档，最近投资制作一部叫《圣诞坏公公》（Bad Santa）的影片，该片由鲍勃·温斯坦（Bob Weinstein）的米拉麦克斯的分公司帝门（Dimension）公司负责监制，比利·鲍勃·桑顿（Billy Bob Thornton）主演，特里·兹维戈夫（Terry Zwigoff，《碎屑》［Crumb］、《魍魉世界》［Ghost World］）执导。发生了几次难堪的争吵后，鲍勃解雇了兹维戈夫，请另一个导演重新拍了一遍结尾。（兹维戈夫随后又回来执导该片。）科恩兄弟中的某一位或者两人多次很不客气地声明：“我们从业来一直避免跟米拉麦克斯公司打交道，原因就在这里。”科恩兄弟跟媒体打交道就像一个在牙医钳钻下的病人，但这次他们异乎寻常地保持沉默，即便是为了他们自己。他愿意澄清这一声明吗？“无可奉告”，伊桑·科恩（Ethan Coen）说。他对《圣诞坏公公》竣工后有什么评论吗？“没有。”他会等影片发行后再发表意见吗？“不。”有人问：“跟乔尔谈话有什么意义吗？”“没有。”虽然很多人都在私下诋毁温氏兄弟，但鲜有导演会像斯派克·李（Spike Lee）那样说：“我会说实话的，我可不怕那狗娘养的胖东西，他没那本事把我从业界排挤出去。”
依然献给贝茨和凯特前言（3）
温氏兄弟对那些诋毁他们的人会立刻诉诸公堂或者以之相威胁。每当一个重要员工离开公司，或者当兄弟俩平息了一桩讼案时，在离任或者进入公司签订合同时会跟圣丹斯一样常常附有限制性条款，不许人们对外泄出内情。如果温斯坦兄弟觉察到某篇批评文章即将出笼，或者听到有人破了不作证的游戏规则，米拉麦克斯的评论家们就会像一群蝗虫般从桌上飞起来，据说在情况能够控制之前还会动用威胁手段。他们还尤其擅长把坏消息说成好消息。有人问，《对话》（Talk）杂志是不是办失败了？公司损失2700万美元？回答是这只会让哈维“回到他的本行上去”。那么《纽约黑帮》（Gangs of New York）是否赔了血本？米拉麦克斯不可能受损，公布的预算只有1500万美元。米高梅害怕投入泡了汤，与米拉麦克斯合拍《冷山》（Cold Mountain）时突然撤资，给这个日子艰难的重要的小公司留下一个9000万美元的烫手山芋？他们会解释说不会有问题的，成了唯一老板后米拉麦克斯赚的钱可能会更多。作为电影业的里兹·古布曼（Lizzie Grubman），哈维活像一名喝醉酒的司机，开着车越过道路护栏，撞伤路边的行人后又发疯似的掉过身回到车流中，向近在咫尺穿越马路的人咆哮着把车刹住，这时他会冲过去抓住前方的那个孩子，而且高高地举起来让大家看，炫耀他挽救了一个生命。
但是，温斯坦兄弟是很聪明的，他们不会一味借助大棒的威力。他们还会亮出胡萝卜，偶尔让得宠的编剧乘着米拉麦克斯的喷气式飞机四处周游，用精心准备的聚会俘获人心，还会邀请新闻记者提前观看影片博取舆论的声援。10年来，温氏兄弟日益精于利用媒体为他们的生意开道。1991年，我在《首映》杂志工作时，奉命写一篇关于该兄弟的调查性文章，当时他们的很多反常做法已经臭名昭著。我还没有来得及打出一个电话，米拉麦克斯就威胁要撤回杂志广告从而动摇了出版商的决定。我记得接下来哈维给《首映》写专栏文章，由我来做他的发稿编辑。强力曝光？早就被抛到脑后了。
我在写这本书期间——完全处于周密监控之下，可谓既愉快又艰难，我想——接到一个电话，邀请我去格林尼治村375号三楼米拉麦克斯的办公室跟温氏兄弟见个面。哈维显得很不高兴，我说无意刺探他的私生活——1990年代毕竟与1970年代不同了，毒品、性和摇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充当创作的刺激品或者职业的大敌——但是他从四处打电话通风报信来投其所好的情报员嘴里得到消息，说我正在四处嗅探别人的隐私。
米拉麦克斯公司那几间办公室透出一股让人焦灼不安的氛围。那里会集了不少既聪明又善良的人，比如宣传协调部的副主管马修·希尔茨克（Mathew Hiltzik）；有些人与米拉麦克斯已有多年交往，比如营销专家阿瑟·曼森（Arthur Manson），他的形象迥异常人，长着一头浓密的白发，在业界颇受爱戴；在公司已经待了15年的资深员工欧文·赖特（Irwin Reiter）谦逊的微笑和开朗的表情顷刻间消解了你和他之间的壁垒。我不禁认为这里的员工可能没有传说的那样糟糕。但是，有那么一些人可就不同了，他们从桌子上方仰起脑袋久久地盯着你，眼神恍惚不定，哑然地等待着什么，就像扔到大海的瓶子里装着的信息。这里让我想起那部老电影《致命时刻》（The Desperate Hou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