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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温氏兄弟导演武器宝库里唯一的技巧。据一位总在现场的人回忆道：“鲍勃在视频监视器后面一坐就是两个小时，经过一番放松，精神焕发后就出来整你。接着哈维又去放松一番，然后又叫嚷一番。这很像轮流指导。有一天，他们竟然把沃德弄得歇斯底里地哭起来。他们联合起来整她，冲她叫嚷。她说：‘不是一个导演冲我喊叫，而是两个。’”
据西尔弗说：“有过这种遭遇的不光玛丽·沃德一个人。我在剪辑室里也看到有人被整哭过。那两个家伙太专制、控制欲太强了。他们会因为头一天他们交代过的事情冲你发火，第二天又说他们根本就没交代过。有些事情这一刻做得很棒，下一刻就又很糟糕。我已经习以为常。许多人在拍片期间连性格都改变了。那简直像一场战争，让人神经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在最初那段时间，我想，碰上这两个家伙真是倒霉，两人的脾气太暴躁了，根本无法通融。当他们盯上你要整你的时候，那样子好像你对他们构成多大威胁，这种时候你只想撒手一走了之。‘好吧，也许是我无能。’他们让你生活得痛苦不堪。”最后，西尔弗只好辞职。“我的工作职责是‘控制欺诈行为’。但无人能胜任这项工作。”
由于温氏兄弟既是制片又是导演，没有人敢说“不”字。当时也被列入制片人名单的布鲁尔回忆道：“对他们来说，倾听别人的意见真是太难了。‘但是，如果你执意如此，花你自己的钱好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预算。’他们常常这样说，‘我不在乎，我不在乎从其他地方拿钱来！’但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资金来源。”西尔弗继续说：“谁也不知道预算是什么。其实根本就没有预算。完全是一团糟。即便到今天也说不上那部电影最终花了多少钱。如果说投入了800万，我一点也不惊奇。数周时间就开销几百万。”
影片投资公司派戴维·科达（David Korda）到片场以示警告，科达是导过1939年版的《四根羽毛》（The Four Feather）的导演祖尔丹·科达（Zoltan Korda）的儿子，乃著名的英国电影世家子弟。其间，J&M公司派前联美公司主管克里斯·曼凯维茨（Chris Mankiewicz）到这列逃亡列车的轨道前方拦截。曼凯维茨跟科达一样生于电影世家。他父亲是乔·曼凯维茨（Joe Mankiewicz，即约瑟夫·曼凯维茨［Joseph L。 Mankiewicz］——中文版编者注），执导过经典影片《关于伊芙的一切》（All About Eve，又译《慧星美人》——中文版编者注），而他的叔父赫尔曼·J（Herman J）则担任过《公民凯恩》（Citizen Kane）的编剧。“那是在迪克西维尔的一个见面会上，”曼凯维茨回忆道，“两个人中充当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的哈维，这个喜欢咆哮和尖叫的家伙与鲍勃，这位顽固不化的家伙，谁也不知道该如何拍这部影片，但谁也不肯承认这一点。从这两个粗鄙的、来自布法罗的野蛮人身上看不出任何导演的才华。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干。倒是那种极端缓慢的生产速度和惊人的犹豫不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部剧本完全经不起推敲的影片，是一笔可怕、乏味的搞笑买卖。温氏兄弟要导弗兰克·卡普拉式喜剧，完全没门。我认为他们属于假冒内行的骗子。我不相信谁会给这种人投钱来拍电影。在那个年代，作为客户他们算是很残忍的了。每次哈维碰上我都要戏弄一番。再也没有什么比一场温斯坦式的嘲弄更让人愤怒不堪的了。他非常无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很像迈克·泰森（Mike Tyson），仿佛他就等着比赛的铃声响起好进行一番搏斗一般，大家都会凝神屏息，心想他会把对手捏得粉碎。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这样牲口般强硬的人。”
美国制造 1989（16）
“印象中哈维对电影也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他对电影的历史或者自己推崇的电影什么也说不上来。”曼凯维茨接着说，“可以想像得出，他在科达或曼凯维茨家人旁边永远不会问：‘给我讲点你爸爸或叔叔的事情吧。’我认为他对戴维·科达家族或者我们家的背景一无所知。我从小就认识许多伟大的编剧。他们身上散发出一种诗人或者作家的气质，有一种艺术情怀。你永远无法把哈维跟缪斯联系在一起。不管他是去拍电影、做面包或者生产枪械零部件，在他眼中这一切都不过是一种商品，是为了满足一种雄心勃勃的感觉。他也不过借此找口饭吃或者想发一笔横财而已。”
影片的拍摄工作一拖再拖，计划封镜的日期已经过了几天、几周，直到48天以后，电影投资公司要求在1984年11月10日封镜。据马丁·刘易斯说，温氏兄弟知道电影拍得不好：“他们想拍得更好一些。但他们把工夫都下在音响上了。他们发动了天主教区和犹太人区的热心者来帮忙。他们找到了汤森，皮特·汤森！从他那里搞到一首Life to Life的歌曲。他们还搞到菲·科琳斯的一首歌，虽然是从专辑里挑出来的，但那首歌本身并不坏。这两个家伙还不满足。他们还想讨好更老的人群，于是又找到了彼得·弗兰普顿（Peter Frampton）。他们还想讨好非裔美国人，于是又找到斯莱兹姐妹组合（Sister Sledge）。他们覆盖了人类所知的几乎他妈所有的人群统计样本。他们献出歌曲，完全是因为受到无情的魅惑、强迫和哄骗。‘就请帮我们一个忙吧，我们拍了一部电影，需要你帮一把。’他们在这方面的创造性本领远在做导演之上，但你不得不佩服这点。如果对方不肯答应，他们是不会走的。他们就像终结者，绝不轻易罢休。”
哈维把罗伯特·纽曼和他在布法罗时代的伙伴吉姆·多伊尔（Jim Doyle）留在纽约照看生意。但是；少了温氏兄弟的悉心关照，工作干得很艰难，尤其由于剪辑工作一直拖到第二年，《见者有份》又在消耗生命资源，更不用提现金了。布鲁尔说：“《见者有份》绝对削弱了米拉麦克斯的财力，使它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当时的形势极其严峻可怕。”刘易斯字斟句酌地补充说：“他们一心想把《见者有份》做成功的激情跟这部影片的质量完全不成比例，比他们跟我的关系还要紧张得多。我没有感觉到灼热，而是一种伤害。当你打算举办一个聚会，每个人都邀请到了，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就绪，这时，你会坐下来说：‘可以了，只能如此了。’但温氏兄弟却不会就此罢休。他们不会停下来。如果要取得成功，那必须是大获成功才行。他们一直在追逐那种成功。”
也许是其音轨的缘故，环球公司在弗兰克·普赖斯（Frank Price）王朝日渐式微的日子里捡起这部影片，然后又随便地将其扔掉。普赖斯的继任汤姆·波拉克（Tom Pollock）说：“它的命运就像哈维处理的其他许许多多影片一样。”刘易斯接着说：“恐怕只有傻瓜才会说这部影片有多了不起，环球愚弄了我们一把。我们要再拍一部。于是就有了《见者有份2》。然而他们却说：‘我们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我们得寻找适合自己的路子。’他们的特长在于，他们懂电影，对电影满怀激情，可以把电影推向市场。他们一直走那条路线。”
哈维和鲍勃回到米拉麦克斯，但公司已经面目皆非。米拉麦克斯为《见者有份》付出惨痛的代价。正如为温氏兄弟剪预告片的埃德·格拉斯（Ed Glass）所说：“那部影片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般打个不停，拍摄、剪辑、补拍新戏、又重新剪辑。经历数不清的咆哮和叫骂后温氏兄弟互相打得不可开交。它几乎伤害了每个接触过这部影片的人。”最后，公司原班人马逐渐凋散。据多伊尔回忆：“影片发行后过了几天或者几周，大家一个接一个离去。哈维和鲍勃对这部影片的失败十分恼火和失望。毕竟他们也曾经为之付出过辛勤劳作，但是那段时间确实太恐怖了。”从高中时就跟哈维相识的布鲁尔走了。刘易斯也走了。多伊尔接着说：“纽曼也决定不再介入，他也走了。我经常听到他们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鲍勃这样说，哈维那样干，我真受不了，吉米，我想走了。’现在只剩下我了。其他人也愤愤不平。于是我说：‘我也不想干了。’”米拉麦克斯飞速上升的第一阶段就这样谢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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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者有份》溃败后，温氏兄弟又开始发动这驾马车。他们推出的第一举措是补充公司已经所剩无几的员工队伍。温氏兄弟已经穷得雇不起有经验的员工，他们只好聘用年轻、廉价、从大街上随便抓来或者刚出大学校门的毛孩子。温氏兄弟牢记刘易斯的教导，确保要笼络到一批媒体人士，至少达到公司人员规模的两倍。他们是闪电奇兵，是海军陆战队，是冲锋陷阵和引发舆论促销电影的首要力量。一旦打开热闹局面，广告费就会随之而来，先是从本地开始，如果电影流行起来，广告效应就会遍及全国。作为一线力量，他们的压力很大，而且必然会释缓那种压力。这些主要是女性的群体被称为“独怒者”（Furies）。
第二项措施是找到一个新的罗伯特·纽曼撑起发行部。在纽约城独立电影的最高展映地丹·塔尔博特（Dan Talbot）的林肯广场剧院的后排，在黑暗中，鲍勃来到宾厄姆·雷身边，问他是否有意干这份差事。雷拒绝了鲍勃，推荐了杰夫·利普斯基的小兄弟马克。马克对米拉麦克斯不太了解，只是知道这个公司由两个疯狂的兄弟经营着。他回忆道：“我给在生意中认识的每个人打电话，征求意见，我打电话的人里没有一个不说：‘你干什么都行，千万别给他们打工。’”但当鲍勃提出让他干这份差事时，他接受了。
没进去多久，利普斯基就发现米拉麦克斯已陷入绝望的峡谷。他回忆道：“我们出不起钱，哪怕连一家纽约的放映室都进不去。我就曾被一家影院这样拒绝过：‘带一张支票再来。’”负责后期制作的斯图尔特·伯金（Stuart Burkin）补充道：“如果你说在米拉麦克斯工作，人家就会关上门。当你想预定一个舞台，或者找个演员来配音，你只有对人家说：‘我们需要回去重新录制一下你的声音，但是我们出不起钱。’‘你是谁？米拉麦克斯？噢，哈维·温斯坦还欠着我的钱呢！’”而且，温氏兄弟对于企业经营一窍不通。“回电话简直就像一场噩梦。”利普斯基说，“温氏兄弟不让员工做应该做的工作。大多数人在做着同一件事，这些事被反复做来做去。他们如果肯花500美元修一门邮件管理课的话，收入一夜间就会成倍增长。”两年后，他们聘请马蒂·蔡德曼（Marty Zeidman）负责发行工作，也就是向电影院推销影片。他妻子曾经在那里短暂工作过，她发现，办公室一张桌子上堆满了没有拆封的信件，里面装满支票。据她回忆：“那些东西在那里一堆就是数月，甚至也没有人拆看邮件。”
同年，即1986年，米拉麦克斯招来伊芙·奇尔顿（Eve Chilton），这是一个来自老派盎格鲁…萨克逊白人新教徒（WASP，即美国的主流阶层——中文版编者注）家庭的金发女郎，在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的West Chop有一幢别墅。伊芙相当迷人，形象无可挑剔，脸颊一侧有一小块葡萄酒色的胎记，略微破坏了一点相貌。她当了哈维的新助手，哈维一下子就陷入情网。据利普斯基回忆：“大概有两个星期或者更长时间，我们一走进他的房间谈工作时就能看到桌上有一打的玫瑰，于是我们不得不当面对他说：‘你不能这样，这里是办公室，不是你的私人性爱乐园。’他很快就带上伊芙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或者某个欧洲营销会场，从那时起他们就形影不离了，犹如一道既强烈又迅捷的闪电。”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米拉麦克斯这个猪窝里，奇尔顿完全出污泥而不染，大家都很喜欢她，虽然她羞怯、安静、保守，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她。她并不利用与哈维的关系，这点大家很欣赏，但并不因此对他们的关系就没有批评之词。像伊芙这样漂亮的女人到底看上哈维这样一个男人什么呢？谁都感到不解。大家同样不解的是他为她魂不守舍。似乎脸上那个缺点使她更为人性化，让她更容易接近，给了哈维一种控制她的可能。大家背地里称这对夫妇为美女与野兽。
相信被哈维招来负责购片工作、从小就在北卡罗莱纳州长大的南方女孩艾丽森·布兰特利（Alison Brantley）能够理解。“我想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她遇到哈维的时候，后者正处于艰难奋斗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无名之辈。哈维身上的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