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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1）
温氏兄弟恐吓他们的员工，把《性、谎言和录像带》由艺术电影划归到综合类，与此同时，那位圣丹斯小子几乎让自己的学院屈尊走下凡尘，与悉尼·波拉克竞争史蒂文·索德伯格的下一部影片。
鲍勃跟我从来都是在低人一等的环境中长大的，如果说我们所做的电影有什么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局外人可以登堂入室并且改变世界。
——哈维·温斯坦
圣丹斯电影节结束后不久，米拉麦克斯参加《性、谎言和录像带》竞标期间，温氏兄弟还在继续寻找那种能够一炮打响的影片，他们需要这样的东西把自己推到业界的前沿位置。1988年，一家名叫米德兰·蒙塔古（Midland Montague）的英国银行在纽约的办事处就以350万美元买下米拉麦克斯45％的股份，其中250万是直接贷给公司的。米拉麦克斯在此基础上向蔡斯银行贷到1000万美元的备用款。公司也许因为发行埃洛尔·莫里斯（Errol Morris）引起轰动的纪录片《细蓝线》（The Thin Blue Line）而获得名气，当时这部影片还在上映中。莫里斯影片的主角兰德尔·亚当斯（Randall Adams）是得克萨斯州“司法公正”的受害者，很可能没有杀人，却被指控为杀人犯关在监狱里。结果，米拉麦克斯宣称，由于媒体围绕这个问题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在此压力下，这个人刚刚被释放。大家期望很高的《丑闻》（Scandal）已经安排在重要位置，跟由吉姆·谢里丹执导、丹尼尔·戴刘易斯（Daniel DayLewis）主演的《我的左脚》（My Left Foot）一样，预定在当年晚些时候公映。
温氏兄弟曾以40万美元买下埃洛尔·莫里斯的纪录片。从营销的角度来看，它有着跟米拉麦克斯的其他影片相似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了让人们坐进电影院，得把影片的真实性质掩藏起来。如果说《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不能当音乐片来卖——音乐片被认为是票房毒药——《细蓝线》则不能当纪录片来卖。必须不惜一切地回避“纪录”一词，应该作为“非虚构剧情片”来卖，不管它是什么意思，要强调司法公正和主持正义的新闻媒体的失败。“纪录片的观众有限而狭小。”记者克里斯蒂娜·康内利亚斯说，“卖点在于，他是一个侦破出一桩神秘案件的侦探，一个‘侦探导演’。”
哈维看了莫里斯接受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的采访后很反感。他给这位导演寄去一封冠之以“亲爱的埃洛尔”的信，写信日期为1988年8月13日。他在信中写道：“你很招人讨厌。”然后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问答体风格一路写下来，其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们来预演一番：
问：这部影片主要讲什么？
第2章愤怒的艺术家 1989答：调查一桩司法不公案件，比《榆树街的梦魇》更恐怖。这是一次通往城市贫民区的旅程。”哈维用自己的语言模仿莫里斯的口气顺着这条脉络一路写下来，他在结尾写道：“如果你想继续招人讨厌，我只好在纽约雇一个男演员让他声称自己就是埃洛尔·莫里斯。”
《细蓝线》于1988年8 月26日公映，总收入达120万美元，对于一部纪录片来说，这种票房在当时简直闻所未闻。
与此同时，温氏兄弟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朋友史蒂夫·伍利和尼克·鲍威尔策划出一个雄心勃勃、由哈维投资的电影名单。当时还在奥利安经典、后来于1993加入米拉麦克斯的唐娜·吉廖蒂（Donna Gigliotti）说：“哈维是好莱坞的局外人，所以他关注的都是别人的盲区，这是很聪明的。”《丑闻》是第一部。有人这样幽默地描述这部影片：它改编自一个有关“妓女、头衔、乳头”的真实事件，它在1960年代的英国产生轩然大波，并导致沃·约翰·普罗弗姆（War John Profumo）辞去大臣职务。皇宫公司已经给这部影片投入了大约20万英镑，而且附带要求让迈克尔·卡顿琼斯执导，他是位一线导演，并与他们签订了“Pay or Play”（即不管该片拍不拍，报酬必须照付——中文版编者注）的协议。《丑闻》跟《上班女郎》一样充满了性和争议，片名也是米拉麦克斯式的。温氏兄弟投入235万美元。乔安妮·惠利基尔默（Joanne WhalleyKilmer）扮演电话女郎克里斯汀·基勒（Christine Keeler），布里奇特·方达（Bridget Fonda）扮演基勒的好朋友曼迪·莱斯戴维斯（Mandy RiceDavies）。这部影片从1988年6月开始投入生产。哈维身穿黑T恤和黑裤子，提着一只放满剧本手稿的塑料袋，他不想浪费每一刻工作时间，定期去伦敦监督工作进展。温氏兄弟对艾伦·帕克（Alan Parker）的X级影片《天使之心》（Angel Heart）所引发的狂热反响留下了深刻印象，哈维坚持让鲍威尔和伍利把《丑闻》当作X级影片送审。他不停地在卡顿琼斯耳边唠叨：“迈克尔，你给她说说，让她把衣服脱了吧。”同时，他又缠着伍利说：“史蒂夫，什么决定都是你做，我是你的执行制片人，我也要干些事情。我想参与影片的工作。”最后，伍利只好回答：“好吧，你既然想定夺一些事情，这个星期我正好想休息几天，你索性替我一下吧。”对于自己想得到的东西一定要小心。伍利心里明白，该到拍惠利·基尔默那瘦骨嶙峋的裸体戏的时候了。惠利跟丈夫瓦尔·基尔默（Val Kilmer）在电话里商量后断然拒绝。她说：“瓦尔不同意。”但是，早就预料到这一最终结果的哈维雇了一个替身。摄像机移动时惠利·基尔默只是站在一旁看着。后来，她又抱怨：“天呐，那个女孩的屁股太大了！我不能让她演我。”最后她还是亲###了这场戏的大部分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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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2）
《丑闻》于1988年夏天杀青，后期制作延续到秋季。哈维提出对影片重新剪辑以迎合美国观众的口味。他说：“我是一个出生于皇后区的孩子。如果我的成长道路可以选择，有一个做珠宝生意的爸爸和当秘书的妈妈，我可能会喜欢这些影片——特吕弗、费利尼、德·布罗卡（De Broca）、维斯孔蒂（Visconti）——为什么一个来自堪萨斯的小子就不能喜欢这些影片？为什么要搞得那么难呢？”哈维永远不会忘记在布法罗世纪剧院看《现在我的爱》（And Now My Love）的情景，这部影片是他最喜欢的一个导演克劳德·列奥奇（Claude Leouch）拍的。那些留着长发的观众不停地嘲笑和尖叫：“他妈的，这是什么电影，妈的……这么多字幕。”如果他想获得成功，必须把外国影片改造得适合美国观众。埃德·格拉斯说：“我们重剪了《丑闻》。哈维说：‘他妈的没有人知道普罗弗姆是谁，也没有人知道克里斯汀·基勒是谁。你对付的是美国人！你得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怎么回事。惠勒和卡顿琼斯认为他简直疯了。这两位电影作者的感觉就像在被迫吞咽毒药。他们不想剪掉任何一组镜头。但是哈维要把这部影片处理得适合更多的人群来欣赏。”
1988年11月，艾丽森·布兰特利陪哈维去伦敦看《我的左脚》。影片讲述一个人克服脑瘫疾病成为一名艺术家的故事。哈维坐在靠近过道的座位上，布兰特利坐在另一侧。当那个摇摇晃晃的小男孩用他的左脚夹着粉笔在地板上写下“妈妈”两个字时，他们都哭了。布兰特利说，哈维喜欢的许多电影都是关于受挫折者的故事。他要证明这种影片是很动人的。
哈维急切地想拿到这部影片，制片人是布兰特利以前的老板格兰纳达。“他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米拉麦克斯公司，即便听到的也全是不好的说法。”她说，“我是他们最理想的打头阵的人。我告诉格兰纳达：‘你真应该考虑见一次面。你可以不喜欢他俩的所作所为，但他们在工作方面还是很敬业的。”哈维知道，他得做些包装，显得自己在独立电影界很有实力的样子，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时髦的Savoy租了一间套房，邀请格兰纳达的影片调度部主任史蒂夫·莫里森（Steve Morrison）在那里见面。莫里森认为光凭丹尼尔·戴刘易斯，这部影片就能卖出去。哈维必须表明他对这部影片有多么着迷，同时还要让莫里森明白，可能会遇到营销难题，因为戴刘易斯一直是演浪漫戏的领头人物，谁也不习惯看到他像一部手风琴那样折曲着身体出场。当然，他还顺便承诺会让刘易斯拿个奥斯卡奖。“我要锁上门把你关起来等你签约后再放出来”成为哈维的一项专利。戴刘易斯扮演了一个残疾人的角色，并且不想让角色连累到他的影片，这个问题哈维只好准备以后再处理。莫里森最终被说服并同意300万美元卖出全球放映版权。
回到纽约后，哈维给员工们放映了《我的左脚》。当灯光亮起来后，一半观众在哭泣，另一半观众却说：“你疯了吗？一个爱尔兰酒鬼瘸子？丹尼尔·戴刘易斯可能会讨人喜欢，但他在这部影片里是坐在轮椅中，而且一直是跛着的。你认为这部影片会成功吗？”哈维认定它会引起轰动，至少在经过他“修改”之后。他在谈到《我的左脚》时说：“我已经试映过了，观众很喜欢，但有些东西他们不太理解。我取掉了一些难懂的爱尔兰口音，我没有用艾伦·帕克处理《十诫》的办法，那部电影我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了。什么罐子，这个那个的，我回去又重新做了一部分配音。把‘罐子’变成‘杯子’，不就是为了交流吗？如果是，我们就想办法来处理，又不损害那位残疾人表演的完整性。我们没有说：‘好吧，让丹尼尔像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那样又唱又跳。’谁也改变不了痛苦的结局。影片的本质仍然没有改变，却在堪萨斯城连续上映了32周。”
哈维敲遍了全城的门，想找一家大制片厂合伙分担成本。据他回忆：“我对人家说：‘我会十分感激你的帮助。’他们总是说：‘你简直疯了，居然想发行这样一部影片。’在那个年代，一个像米拉麦克斯这样的独立电影发行公司想要跟大制片厂搭上话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跟环球公司或者派拉蒙公司讲的时候，人家一个周末就赚4000万，你说：‘我花了14甚至16个星期的时间才让《征服者佩尔》赚了200万。’他们会觉得你是傻瓜。”来自米高梅公司、1990年代中期曾任发行部副总裁的杰克·福利（Jack Foley）说，“这是迷漫在大制片厂中的顽固、无能、傲慢、低效的思想作风的最好说明。他们认为‘我比你有实力，我的那玩意儿比你的大’。”但是，在哈维看来，他们迟早会遇上一个挡住他们去路的大家伙。他说：“我恼火透顶，那种愤怒更加增强了我对这部影片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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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的艺术家 1989（3）
1989年春天，美国电影协会把《丑闻》定性为X级影片，无异于扇了这部影片一个耳光，协会还要求删去两秒钟最为放纵的性爱镜头。X级影片不利于商业营销，因为很多报纸都不愿意刊登这种影片的广告。而且，那些固定做家庭重磅炸弹影片的录像零售商也不愿意订这种带子。但是，这只不过是官方与哈维互相勾结利用而已，因为等到他屈服的时候，这场战斗已经产生了可观的免费宣传效果。从《秘密警察的另一场舞会》以来，哈维的策略就一成不变：以X级影片送审，制造出尽可能多的舆论噪音，然后又以R级来发行。据伍利说，他这次用这种办法来替换被剪去的镜头：让克里斯汀忧伤地盯着一个赤裸的黑人男子，代替原来做爱的场景。
那一年，温氏兄弟谁也没有在公园城亮相。去做祈祷？抑或滑雪？这些都与他们的形象不符。但是，电影节结束后，米拉麦克斯想同时搞到《性、谎言和录像带》以及《真实的罗曼史》（True Romance）。温氏兄弟在纽约第7大道和第49大街马格诺（Magno）放映了索德伯格的影片。他们很喜欢这部片子。如果说这部影片中有什么东西他们看懂了的话，那就是欺诈。
那时，米拉麦克斯的规模还很小，足以让它避免形成大多数公司那样的等级秩序。所谓的等级区别就是温氏兄弟和别人的区别。每个员工，无论是什么头衔——这样那样的副总裁——本质上都是助手，随处可见他们在糊信封、接电话，或者做会议记录。头衔仅仅是一种自我陶醉的糖果，仅仅意味着体面的薪水。同样，温氏兄弟把他们的孩子扔进深深的池水，任由他们潜下去或者游上来。助理甚至实习生也逐渐被邀请参加影片观摩，发表对温氏兄弟准备购买的影片的看法。对有些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