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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我们没有为自己留取分成。事实上我还是不懂如何通过制片来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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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2）
虽然瓦尚说她投拍《毒药》的冲动“不是出于某种个人动机的驱使——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男同性恋的因素”，但它确实吸引来大批同性恋观众。“我当时就很理智，很清楚存在着一个尚未有人涉足的市场。那些绝对不喜欢看实验电影的人也来看这部片子，仅仅是因为听说其中有男性做爱的内容。他们大多数是这样想的：就冲着那两秒钟的男孩子做爱的镜头，我看完了整部影片！”
如果海恩斯真的想刻意冒犯什么的话，那么这次他是成功了。全国教育协会由于给他提供资金支持而惹上了政治麻烦。“在给《毒药》颁发具有巨大荣誉的独立精神奖颁奖典礼上，罗杰·埃伯特（Roger Ebert）见到了托德，”瓦尚回忆道，“当托德说，我是托德·海恩斯，而罗杰却说，托德·海恩斯是谁？托德说，我导过《毒药》。罗杰坚定地把手抽了回去。”
新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一半，米拉麦克斯还没有从低潮的痛苦中走出来。如果说1990年行情不看好，1991年则更加糟糕。凭借1989年汹涌而至的美元以及蔡斯银行的巨额贷款，温氏兄弟疯狂地购进影片，然后大规模发行。1991年收入最高的影片当属麦当娜的《真实或勇敢》（Truth or Dare），高达1500万美元。米拉麦克斯的前经理埃蒙·鲍尔斯回忆道：“《真实或勇敢》发行后不久，公司连续发行了13部影片，有些发行范围很广，但都遭到惨败。你根本做不到蒙受如此重大损失却又安然无恙。”
一部接一部出笼影片的就像一只只从米拉麦克斯的挡风板上掠过的臭虫。那一年，米拉麦克斯发行了大约40部影片，是一个大制片公司发行量的两倍。施密特说：“从1990年到1991年间，我们不停冲刺，试图扩张公司规模，然而形势却变得越来越艰难，因为赚大钱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只能在磕磕绊绊中前进。”
温氏兄弟开始感到绝望，琢磨着成立一个分公司，打算叫帝门公司。当新线公司的系列片《榆树街上的梦魇》大把赚钱的时候，温氏兄弟只好羡慕地看着。新线的模式其实就是用类型片赚的钱来养活艺术片。温氏兄弟眼看着自己的公司在分崩离析，这种模式对他们越来越具有启发意义。广告片赚的钱更多，因为他们无需雇用明星，而且制片成本低廉，不一定要与参与者分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始作俑者似乎是鲍勃·沙亚（Bob Shaye）新成立的由多伊奇曼负责经营的佳线分公司，而这被温氏兄弟，至少被鲍勃认为是一种直接的个人冒犯。事实上多伊奇曼第一次亮相是在1991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电影博物馆为德·尼罗举办的庆祝会上。多伊奇曼一眼就看到了大厅对面的哈维，他满面笑容地走过去跟哈维握手。哈维也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祝贺你！很开心！”站在一旁的鲍勃也握了握他的手，但在握手的时候他悄声说：“我们真想埋了你。”这时他的脸变成了紫色，开始尖声说：“你居然敢回到艺术电影界！我知道你开那个公司是想跟我们一比高下，我们不仅会灭了你，还会打入新线的业务，灭了你们的生意。我们也会做恐怖电影和儿童电影的。”鲍勃对哈维说：“让我们跟对手们争个高下出来吧。”（多伊奇曼一直很欣赏帝门公司。）
随着生存环境的日渐困顿，有些导演发现越来越不好从米拉麦克斯收账了。凯耶尔·拉斯姆森为了拿到米拉麦克斯早在1989年就发行的影片《动物行为》赚的钱甚至不惜诉讼。“这部影片给米拉麦克斯公司赚了钱，我觉得他们付给我的钱不对劲，”他说，“再清楚不过了，他们欠了我的钱，那部片子只放映了两个星期，可是为了拿到钱我们却花了3年时间。那些年让人心里一直很不痛快。”按照米拉麦克斯公司的说法，这部影片完全是一场灾难性的失败，美国国内的收入甚至只有5万美元。哈维回忆道：“在付出一笔可观的诉讼费后，而且，如果官司继续打下去必然要掏大笔其他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我们想，能够私下把事情摆平最好不过了，最后我们讲和了。但不允许出现任何财务上的失范。”
冒险事业1990—1992（13）
《我的左脚》在国内的总收入达到1470万美元，两年后，制片人埃诺尔·皮尔逊抱怨说，自己投资250万美元的影片至今没有拿到一文收入。“这让人有些沮丧。”他说，“这就像等待戈多的到来，我只希望戈多能来得快一点。”按照哈维的说法，他不欠皮尔逊一分钱，如果欠了钱，罪魁祸首是格兰纳达。
温氏兄弟有时买下影片后，还想把协议签得对自己更有利一些。马克·利普斯基说：“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无与伦比的谈判高手，再次协商的手段更胜一筹。为了签下一笔合同，他们什么话都说得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如果需要，他们甚至会说自己的生命完全系于拿到你的影片，一旦目的得逞就翻脸不认账了。在这点上他们也毫无良心的责备。”萨福德补充说：“聪明些的导演都了解这点，往往会在合同中加入这样一些条款，须在多少城市影院放映过此片，开销多少钱，某年某月。哈维也会欣然同意签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去照办。有时某部影片会被强行扣押，或者像垃圾一样被抛弃，你不能听信他的话。他甚至心里很清楚你不相信他，你还能怎么样呢？起诉他们？你只能冲他喊叫一通。老实待着吧。哈维的行为很像“公民凯恩”和Xanadu（即上都，元帝国的夏都所在地——中文版编者注）的统治者们，内心有一种猎取的快感，只想把手放在什么东西上，无论那是一个剧本，一部影片，还是一个导演。一旦到手，他就立刻没有兴趣了。”
博比·纽迈耶打算把《异性》（The Opposite Sex）卖给他们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从1989年开始，纽迈耶一直用他在《性、谎言和录像带》赚的钱经营Outlaw公司。很快，这笔钱就花光了，公司正面临破产的危险。他的第二部影片《异性》是在根据自己的经历写的一部电视剧的基础上改编而成，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浪漫喜剧，担纲主演的明星有科特尼·考克斯（Courtney Cox）、阿依·格罗斯（Arye Gross）和凯文·波拉克（Kevin Pollak）。影片总预算达250万美元，他只筹到15万美元，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求助朋友和家人弄到的。包括纽迈耶在内的演职人员的薪酬一概拖欠。影片拍完后，纽迈耶放映给包括米拉麦克斯在内的发行商们观看。自从《性、谎言和录像带》公映以后，纽迈耶就很少看见过哈维，但是回想起过去时，他仍然感到很亲切。哈维实践了他要做的一切，甚至走得更远。有一年夏天，纽迈耶和妻子戴比（Debbie）在玛莎葡萄园碰到过哈维和伊芙。这两对夫妇经常一起出去滑水冲浪，有时甚至是纽迈耶和伊芙去冲浪，而哈维坐在小船后边，穿着短裤和一件肥大的Izod牌衬衫，一支接一支地抽着True Blues牌香烟，大把地流着汗水，看他的样子似乎待在哪儿都比在这里强。纽迈耶兴致很高。“看着一个400磅的家伙坐在那条小船上真是好玩极了。”他说，“这种事情在一个大制片厂的头儿身上是不会发生的。他身上有某种非常真实和本色的东西。”
按照纽迈耶的说法，哈维答应以500万美元优先拿到《异性》的版权。在1991年，对于一部独立电影来说，这个价格已经很让人吃惊了。当纽迈耶出让影片的其他组成要素时又加了100万。纽迈耶说：“太好了。”这位制片人得意地向他的出资者们写了一封信，信上这样说：“收回了100万美元，是你们投资的40％。再过几个月，等从技术上完成影片制作、送米拉麦克斯审看的时候，大家会赚到更多的钱。”而且，所有参加过这部影片拍摄的人员都会全额拿到欠薪。他提交了影片。“在签协议时，制片人们一般可以拿到10％的购片费，提交影片的时候再拿到剩余的90％。”曾经给米拉麦克斯谈成过大笔生意的经纪人戴维·斯坦伯格说。如果落下什么东西的话，比如音乐许可权，“他们将收回全部90％的费用。这是合同的规定，虽然很苛刻，却有这项权利。”曾担任纽迈耶律师的琳达·里奇特说：“我们在合同里加入我们可能想到的各种保障性条款，但他们还是能找到办法钻我们的空子。Qutlaw公司送来所有清单上列的要件，米拉麦克斯还是说：‘等我们看完所有的东西后才能确定是否都送全了，但我们现在没有时间查看全部包裹。’等他们看完了所有送来的东西，他们又会说：‘你们在音乐合同里没有提到这一点啊。’”纽迈耶补充说：“他们指出的理由往往非常可笑，有时，哈维会说：‘第8盘拷贝有个地方接缝松了，派个人过来修一下吧。剧本打印稿的第52页上有一个印刷错误。’”施密特说：“很大程度上这是他们的一种现金流通管理手段，一种拖延术，一直拖到有钱了再给你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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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4）
但是，纽迈耶对此心知肚明。他知道，这样做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不会付给你500万的”。他跟卖影片给米拉麦克斯公司的人谈起此事，据他回忆，大家众口一词说：“这是他们玩的把戏，他们不想付500万，只想付400万，去跟他们摆平吧。”是纽迈耶“发现”了索德伯格，给米拉麦克斯献上了《性、谎言和录像带》，这部影片使米拉麦克斯公司在业界崭露头角。换了别人可能会感激不已，但是哈维却没有。也许他心存感激，但必须在商言商。纽迈耶说，哈维不停地打电话——他还是想要这部影片，但是不想出500万——试图说服纽迈耶以更低的价格成交。但是，纽迈耶觉得协议必须算数，他拒绝了。后来他陷入长达4个月的失控状态，这期间他一次睡眠从来没有超过90分钟，而且又开始抽上烟了，最后发展到一天四包，体重增加了30磅。“在我32个投资人眼中——他们都是我和我家庭最好的朋友——我从一个会给他们带来巨大收益的金童变成一个与魔鬼做交易而不自知的大傻瓜。”他回忆道。
一天，纽迈耶跟一个朋友一起在贝弗利山庄宾馆的Polo Lounge餐厅吃午饭，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律师。这时哈维走了过来。根据纽迈耶的描述，他这位朋友的块头比哈维还要肥大，他抓住哈维，坚持要其待一会儿再走。哈维根本无意逗留，甚至连坐下都不情愿。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从不正视纽迈耶。他最终答应付470万美元。这时，纽迈耶已经在律师身上花了几万美元，赔上了一年的时间。他说，他同意让步，没有按照原来跟米拉麦克斯达成的谅解协议收取音乐版税，最后仍然少收了大约100万美元。
纽迈耶最后总结性地说：“我从1982年进入电影行业，已经做了十四五部影片。我早已看惯了形形色色的诈骗和操纵伎俩，但是，让人当着你的面慢条斯理地说：‘我想搞你一把，因为我有那个本事。’这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
哈维坚决否认曾经重新协商过合同，对纽迈耶的描述表示质疑。“纽迈耶最后以470万美元签约，米拉麦克斯全部付清了。这比我们原定的本片预算超出270万美元。米拉麦克斯公司同意用于美国境内剧院放映的印刷和广告费用的开支不超过200万美元。再说，米拉麦克斯收到的基本上是一部无法发行的影片，我们又花了50万美元用来重新加工制作。虽然，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部影片最终还是成为一个商业和创作灾难。米拉麦克斯花了400万美元，是我们在合同承诺里支持本片发行的资金的两倍。这部影片最后在美国的总收入只有70万美元，米拉麦克斯在这部影片上赔了几百万。”
在资金周转吃紧时期，哈维会变得易怒，经常突然发作起来。他招来戴维·林德以加强特里·霍温和马克·塔斯克领导的购片团队。霍温品位高雅，塔斯克是个同性恋，很时髦，胆子大得什么事都干得出。林德的主要工作是洽谈合同。在哈维心情不错的时候，他会亲切地称他们为自己的“三只瞎了眼的耗子”。可是，他心情不错的时候并不多。霍温从哈维办公室出来后，总是显得郁郁寡欢。
9月底，多伦多电影节过后紧接着又迎来了纽约电影节。开幕式之夜放映了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的《维罗尼卡的双重生活》（The Double Life of Veronique），此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温氏兄弟在62街和中央公园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