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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也可以写得像一个天使那样。虽然语言风格完全不同，但他的作品还是让人起1970年代罗伯特·汤（Robert Towne）写的那些伟大剧本，把B级片的态度与怪异电影的典范——新浪潮的酷劲儿生生地混合起来。
在圣丹斯电影节上看到那些携带枪支的家伙是一种罪恶的快感，类似情节的影片在电影节上极为罕见。电影节的影片统筹人员在没完没了地探讨类型片是否也可以是艺术片时，《落水狗》漂亮地统一了这种两难。它完全是一部类型片，但同时又不是。它的写法本身就是为了适应低成本拍摄方式，情节的剪裁也跟预算相适应。《落水狗》是一种贫困美学的学习范例。一部关于打劫的影片却没有打劫的场面，仅仅保留了事件的前因与后果。《落水狗》完全是反故事的，全片主要由对话构成，没有多少场景变化。影片的创意很传统，但是拍法却不然，时间的切换也很奇特。它把文质彬彬和耸人听闻的谈吐顽皮地结合起来——黑帮分子像研究生一样争论着有关大众文化的精湛见解——这种结合引发出一种由暴力邪恶产生的极大快感。塔伦蒂诺的电影犹如在狂野边缘游走，他所依赖的真正源泉就是政治的不正确。影片中充斥着种种白种男性的大男子主义——新样百出的淫猥内容，像黑鬼、搞屁股这些禁忌的词汇，滥杀无辜的快感，戏剧化的场景安排（也是为了搞笑），带有施虐色彩、形式怪异、独具一格的暴力杀戮以及宽恕这种社会价值的明显缺失，还有他对游手好闲的主人公们漫不经心的放纵态度，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对又他们构成某种尖锐的指控。他们与性别歧视、种族主义、同性恋恐惧症调情，似乎对每一个圣丹斯所执著的东西都给了一记耳光。塔伦蒂诺有一次讥讽白人自由主义者为“地球上最敏感的人种”。没有比在他们流血的心脏上扔一团鼻涕更让他开心的了。《落水狗》对一切都进行了对等的冲犯。
现在想来很容易把《落水狗》引发的喧嚣斥之为不过是保守的林·切尼（Lynne Cheney，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夫人——中文版编者注）们和威廉·贝内特（William Bennett，美国著名保守派领袖、前里根政府部长——中文版编者注）们的叫嚣——那毕竟是在1992年，乔治·布什还在榨取利用着海湾战争胜利带来的巨大快感。而且，安东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一年前已经在乔纳森·德梅（Jonathan Demme）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中咀嚼、吞咽过人脸。但那是一部大制片厂电影，而《落水狗》是独立制片电影，而且这里是圣丹斯，独立精神的庇护所。圣丹斯向来视暴力为可恶的好莱坞电影的特殊营养来源，所以塔伦蒂诺的影片在得到各界一片喝彩声的同时又遭到愤恨的指责毫不奇怪。据Live Entertainment公司的主管、负责这部影片的理查德·格拉德斯坦（Richard Gladstein）回忆：“把影片送去后，我还没有意识到——真够愚昧无知的——圣丹斯是不会放映这种类影片的。跟那些观众看这样一部影片真有些触目惊心。你听到的完全是一片愤怒之声。”除了艾滋病患者、老人以及悲观厌世者，在圣丹斯放映的影片中很少有人死去，而在《落水狗》中，不仅有人死去，而且死得很缓慢、很痛苦、很血腥，并且还有意识活动。那个被塔伦蒂诺编排得非常单调的臭名昭著的切耳朵的镜头引发了一片抗议浪潮，相形之下，针对新酷儿电影的愤怒显得淡化了许多，尤其当塔伦蒂诺面对独立电影精神的坚决捍卫者的不满之声拒绝让步的时候。他们有时在放映中途站起来指责《落水狗》缺乏社会责任感。然而，塔伦蒂诺继续刺激他的批评者们。《落水狗》在埃及剧院举行了最后一场放映，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塔伦蒂诺后来称之为“费·唐娜薇（Faye Dunaway）专场”，因为她就在观众席里。放映期间，一个男子站起来问道：“你怎么把影片中的暴力全部合法化了呢？”导演回答说：“我对你不了解，不过我喜欢暴力电影，我认为真正让人厌恶的倒是麦钱特艾弗里的那些破玩意儿。”如今他会说：“暴力是你在电影中可以处理的最了不起的东西。爱迪生发明摄像机就是为了记录暴力的，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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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事业1990—1992（18）
塔伦蒂诺成长于1970年代，当时1960年代的影响依然很大。“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这两场沉重的打击基本上摧毁了美国人对国家的信念，”他说，“我从小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态度，你听到的一切都是谎言。总统就像一只猴子，我记得我的父母常说：‘去他妈的政治，去他妈的蠢猪们。’”但是他的影片中没有多少明显的政治色彩。他的反叛很大程度上在文化方面，那是一个坏孩子的美学观，不仅吸取了马丁·斯科塞斯的街头电影、布莱恩·德·帕尔玛的惊悚风格，还吸取了电视连续剧和伴随他成长的功夫片的营养，一切受人尊敬的主流文化他都非常憎恶。他也许喜欢戈达尔（特吕弗太甜腻了），但香港才是他的巴黎，成本低廉的功夫片就是他的新浪潮。他是独立电影界的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对此他感到很自豪。
吉尔莫一直顾虑《落水狗》里的暴力因素。那一年的电影节在最后一波政治正确的发作中拒绝了尼克·戈麦兹的《引力定律》，比利·鲍勃·桑顿和汤姆·埃珀森合作的《错误行动》同样遭到冷遇，因为这些影片跟《落水狗》一样同属充斥着杀戮情节的类型片。圣丹斯的官方态度很清楚：“电影节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去影院看了几部影片，我几乎一连24小时吃不下饭，因为这些影片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雷德福说，“太多的影片用暴力来吸引市场。那时我就常说：‘我们要再主动一点，去寻找那些更加边缘、更多实验色彩、更具冒险精神、决不因袭任何陈腐模式的影片。’”塔伦蒂诺对此完全不能理解。他说：“他们不能容忍出现两部枪战片？我敢打赌他们一定有六部男同性恋影片。他们早该更名为圣丹斯男女同性恋电影节了。”
虽然塔伦蒂诺竭力掩饰着对同性恋的恐惧，《落水狗》跟1992年放映的同性恋电影的相似处远远超过了他所承认的程度。在某种意义上，《落水狗》是这些影片的异性恋版本，标志着独立电影方向发生了震撼性改变，它们在迅速朝更加类型化的方向转变，即使其中有一种侵犯性和嘲讽性的后现代味道。随着《毒药》获得成功，1992年，新酷儿电影几乎从一开始就达到了最巅峰。其中的原因很多，但绝对不是因为塔伦蒂诺窃取了它的雷声。《落水狗》和《毒药》一样绝不妥协，而它无需肩负酷儿的包袱。
在塔伦蒂诺对待“那些麦钱特艾弗里的破玩意儿”、“艺术电影”的虚无态度中，潜藏着影响《落水狗》的关键因素。《落水狗》是一部反艺术的艺术片，一部内行艺术和外行艺术的精明结合物。如果新浪潮把好莱坞电影的B级片法国化了，塔伦蒂诺则把那些法国杂种又一次美国化了，事实上对他们进行了再改造，用这种方式把法国电影中的老练和感性的特质带进美国土生的独立电影中。但是，正因为如此，他同时也切断了1990年代的美国独立电影与他们一直笼罩在其阴影中的欧洲前辈艺术电影的血脉联系。先是索德伯格，现在又出现了塔伦蒂诺：美国独立电影在走向成熟。
在圣丹斯向1980年代时砰然关闭的类型片打开大门的过程中，《落水狗》的出现象征着曾遭受压抑的暴力电影的回归和复仇。由于接受了塔伦蒂诺的影片，等于吉尔莫默许电影节可以容纳各种类型的独立剧情片，这样也更接近公园城大门以外的野蛮人（可以理解为美国人）的口味，也更接近这场运动最害怕的潜在的商业方向。《落水狗》与圣丹斯格格不入：阴郁、颓废、反叛。塔伦蒂诺跟哈维·温斯坦一样是反雷德福的，而这也许就是一部影片的力量所在，最终屈服的是圣丹斯，而不是塔伦蒂诺。
由于背负太沉重，《落水狗》在颁奖时刻被忽略也许并不奇怪，圣丹斯的政治色彩依然很重，不仅体现在对待类型片和暴力的顽固立场上，而且正如塔伦蒂诺所注意到的，也体现在吉尔莫对电影节目安排的取舍上，让多样性胜过了质量。而且，只要这些奖继续青睐那些“需要”推动的影片，如这位导演后来所说的那些与自己的影片相对的影片，那么它就不可能获奖。这位人微言轻的导演很生气。“这是当时我最憎恨圣丹斯的一件事。”塔伦蒂诺说，“他们是最糟糕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不是大家都对我说我会获个什么奖，情况还不至于那么糟。那伤害了我的感情，我很沮丧，都快疯了。等电影节闭幕后，我的怒气才消了一些。‘你们这些混蛋！’”塔伦蒂诺出名后，电影节前调度负责人凯西·舒尔曼说：“我们干什么都想拉他进来，想让他参加评委会。我们还想让他以名人的身份去电影工作室讲课，他从不接受我们的邀请。他的心被伤透了。”
冒险事业1990—1992（19）
那次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颁给了洛克威尔那部漂亮好看的《水深火热》。洛克威尔自然欣喜若狂：“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一生。”他说，“突然，CAA把一份蛋糕送到我住的宾馆门口，居然还是热的。我跟他们签了约，4个月后意识到他们对独立电影并没有兴趣后，就离开了他们。”
洛克威尔、塔伦蒂诺和同时出局的安德斯随后自称为“92届”（Class of’92）。当时跟女演员詹尼弗·比尔斯（Jennifer Beals）结婚的洛克威尔回忆：“我的影片获评委会大奖后，对《落水狗》产生了一些紧张的气氛，有评论家认为这个奖应该颁给《落水狗》。昆汀后来到纽约上我家住了一段时间，他站在厨房里望着我说：‘你得了奖我真替你高兴，为你的影片感到自豪。’他走过来拥抱了我。能感觉得出，我的其他导演朋友多少有些嫉恨，他们不愿向我引荐那些可能会资助你的影片的人物。但昆汀完全不是那样，他是我认识的最慷慨而且不遗全力支持别人的家伙。”塔伦蒂诺在他们家住了两个星期。“你无法走进他住的房间，简直像受过各种大众媒介轰过一般。有剩了半瓶的澎泉（Dr Pepper，一种著名的碳酸饮料——中文版编者注）、各种棋盘、真人一样高的约翰·特拉沃尔塔（John Travolta）玩偶。”洛克威尔说，“昆汀是一个非常有激情的人。”
买卖游戏 1992—1993（1）
我们不想发展成另一个迪斯尼。
——鲍勃·温斯坦，1989
从事独立电影业务的主管人员有两类。根据索尼经典公司的汤姆·伯纳德的说法：“迈克尔·巴克和我，以及艾拉·多伊奇曼、宾厄姆·雷、杰夫·利普斯基，我们是出于对电影事业的热爱才干这行的，而还有许多人，比如阿米尔·马林，他们凑些公司起来纯粹是为了致富。”
利普斯基和雷经常到纽约去见马林，有的是机会看到麦钱特和艾弗里认为新影公司欠他们的钱是怎么花出去的。雷随时可以告诉别人为什么那么讨厌马林。“他长得矮矮胖胖，可以把一件阿玛尼西服穿得不成体统。”雷说，“如果阿米尔告诉我外面阳光很灿烂，我就会向窗外张望。至今我都不知道他是否清楚人们是怎么把他当个老滑头看待的。”
雷和利普斯基住在马林位于牡蛎湾（Oyster Bay Cove）的那幢崭新惹眼的白色砖楼McMansion（指一种大小和风格与周围房子完全不一样的或格格不入的制式豪宅——中文版编者注）里，马林跟皮肤病专家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住在一起。对马林寸步不让的雷怀疑牡蛎湾的房子是一个房地产代理商借给马林的，坚持认为马林的住址其实是在附近一个大为逊色的地段Syosset，并且故意惹怒马林，把邮件寄到那里，而且总能到达马林的手中。屋里的家具——特大号的光滑的黑椅、一台巨大的电视机——崭新又而时髦，而且很昂贵。“这些家具都是刚买来的，上面还带着大写字母N。”雷说，“这是一个喜欢追求奢侈品的家伙。他的许多衣服都难看得要死。阿米尔扔掉或者送给古德威的衣服恐怕比我一辈子穿过的衣服都要多。我被安排住在像一个医院病房的一小卧室里，无菌，有点像托德·海恩斯的影片《安然无恙》里的某个房间。”
第4章买卖游戏 1992—1993马林不许别人在屋里抽烟，而雷几乎手不离烟。晚上，整个别墅处于一级防范状态。据雷说：“他在楼里的每个角落都装了昂贵的报警系统。这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