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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威尔逊乘火车前去勒阿弗尔和美国。据一位记者说，克雷孟梭前去为他送行，并带着不同寻常的感情说，“我感到正在失去一位最好的朋友。”一小群人发出厌倦的叫喊声，让美国人赶紧上路。马捷斯特酒店为英国人举办了特别的庆祝宴会，比平时多了一道菜，并且香槟免费。然后，还有舞会，有酒店工作人员专场和客人专场。斯马兹作为反对条约者参加了工作人员专场。巴黎也成了一个大宴会，街道上人们载歌载舞。沿着壮观的林阴大道，一幢幢建筑物灯光闪烁，卡车忙着拖走一门门俘获的德国大炮（政府花了好几天时间才把它们重新集中起来）。那天晚上，兰辛很晚才完成当天的记述，那时仍然能听到外面欢庆的嘈杂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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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厅（8）
当巴黎在欢庆时，德国却在悲伤。无论是城市还是乡镇都下半旗志哀。即便是优秀的社会主义者现在都在谈论“可耻的和平”。德国波罗的海沿岸，志愿者曾在这里与布尔什维克战斗（并重新要求德国政权），消息传来宛如晴天霹雳。“这样冷酷可怕的放弃让我们不寒而栗。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国家不会出卖我们。”民族主义者谴责国内卖国者以及签约的联合政府。魏玛共和国从未从这双重重负中解脱出来。民族主义者一再忽视自己的诺言，即不质疑那些投票赞成签约的爱国者，并且极尽其能事污蔑他们在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形象。1921年，厄兹伯格在黑森林度假时，被两个前军官暗杀。一家重要的民族主义报纸说，“这个人的精神一直不快地存留在我们的政府职责和法律里，最后却成了独裁者的替罪羊。”杀害他的凶手逃到了匈牙利，但是希特勒当权后，他们又以“厄兹伯格审判者”的身份，耀武扬威地回到了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人都受到了最后审判。
在英国，凯恩斯在考虑他的将来。条约签订之前，他辞去了财政部的职务，并乔装离开了巴黎。“即便是在可怕的最后几个星期，我仍然充满了信心，”6月5日他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说，“我相信你会找到办法使条约成为公正而有利的文件。可是现在显然太晚了，斗争已经失败。”凯恩斯有个想法很奇怪。他告诉维吉尼亚·伍尔芙，欧洲的，尤其是他也作为其一分子的统治阶级将被审判。他还在信中对另一位朋友说，回到剑桥非常高兴。从个人角度来说，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社交上，他都是非常成功的。另外一方面，当他的许多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中的朋友成为和平主义者时，他为自己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而感到愧疚。并且他们嘲笑他世俗的成功、他的新朋友以及他异性恋的试验。《和约的经济后果》或许就是某种赎罪行为。美国赔偿问题专家拉蒙特也这样说，“凯恩斯感到很痛心，因为他们不会听取他的意见，他的精神倍受打击，并且辞职了。”
那个夏天的大部分时间，凯恩斯都在写作。10月凯恩斯在阿姆斯特丹的一次会议上再次遇到了德国银行家梅尔基奥。他看了凯恩斯的草稿，深有感触。这一点儿也不令人惊讶，因为凯恩斯只是重复德国人谈论的关于《凡尔赛条约》的事。《和约的经济后果》于1919年圣诞节前夕发行，至今仍然在不断再版。首次出版后一年之内售出了10万册，并且翻译成11种不同的语言，包括德语。条约的主要反对者在美国参议院宣读了摘录。这本书在德国和英语国家取得了广泛成功，它使舆论反对和平解决方案，反对法国。1924年，英国工党政府的一个内阁部长说，“一个鲜血和烙铁的条约，背叛了我们的士兵为之战斗的每一个原则。”
当德国人关于1919年令人绝望的国家事件的记忆逐渐消散时，一种信念开始出现，即只要软弱而尚可宽恕的政客们立场坚定，完全能够抵制和平条约。那条约就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只是张纸而已”。1921年，一位法国外交官向巴黎汇报：“一个利用新闻媒体、海报和###发动的猛烈运动正在德国悄然兴起，以期破坏《凡尔赛条约》的合法基础：德国的战争罪行。”德国外交部设立了特别的战争罪部，以发表批评论文。在巴伐利亚的啤酒城，年轻的希特勒响亮地谴责“可耻条约”的声音吸引了人群。
在英国和美国，公众舆论逐渐倾向于认为和谈者对德国非常不公平。在随后的十年里，回议录和小说如德国的《西线无战事》（英文版发行第一年就售出了25万册）都反映了交战双方的士兵遭受了同样的战争痛苦。战前秘密文件的出版打破了德国应该独自承担战争责任的预设。这些书从战争根源上，将战争责任平均地分配给了已瓦解的俄国政权与奥匈帝国、武器制造商及资本主义。
德国的无数民族主义者时刻将冤屈牢记在心，他们使数百万操德语的人认识到一个事实，自己生活在外国人的统治下，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在波兰，在自由之城但泽。他们认为裁军条款是伪善的，禁止德国与奥地利联盟是违背自治原则的，赔款则是“惩罚性的”和“野蛮的”，因为德国无权知道赔偿金额，但必须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在德国，单方面的苛刻解决条件（强制条约）将为经济失常负全责：高物价、低工资、失业、税、通货膨胀。如果没有赔款负担的话，生活将恢复正常，阳光灿烂，啤酒城、酒窖和公园里也将充满欢乐。德国人没有意识到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价是高昂的，而在这场战争中失败意味着无法将这种代价转嫁给任何人。他们也没有领会到，没有人能够履行条约，偿付赔款从来就不意味着什么，正如公众舆论中提到的庞大赔偿金额一样。
1921年，在伦敦，最后金额确定为1320亿马克（相当于66亿英镑或者330亿美元）。事实上，按照严密的公债体系和复杂的条款，德国最终被许可只需偿付这个金额的不到一半。剩余部分将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偿付，比如德国出口得到提高。德国也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良好的信用，比如赔偿了战争初期德国军队烧毁的比利时鲁汶图书馆的图书，以及将波兰领土上的德国铁路移交给波兰（波兰试图要求获赔在斯卡珀湾被毁坏的军舰，但没有成功）。虽然多次修改偿还计划，德国仍申辩赔款难以承受。事实上，与魏玛政见难得地完全一致，所有的德国人都感到他们承担的实在太多了。德国周期性地不履行偿付责任，1932年，它最后一次也永远没有再履行这个责任。1919年奥兰多曾对此有过警告，他说还债能力与债务人的意愿密切相关。“这将是很危险的，”他补充说，“采用这种会导致不良信念和拒绝承担责任的做法。”
镜厅（9）
从最后账单来看，在1918年到1932年期间，德国大概偿付了220亿金马克（相当于11亿英镑或者45亿美元）。这大概只些微小于1870年1月的普法战争中，经济薄弱的法国赔付给德国的数额。可以说是数字问题，也可以说它们根本不相干。无论如何德国人确信赔款正在损害他们。如果德国不打算再偿付赔款，协约国也不打算再强其所难。当他们还拥有《凡尔赛条约》所赋予的制裁权时——特别是延长对莱茵兰的占领期——他们一定要使用。但是在1930年代，英法政府都未在赔款问题上这么做或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协约国控制委员会是依据《凡尔赛条约》建立的、监察德国履行军事条款情况的组织。1924年，它的一个英国成员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德国军方有组织地阻挠他们的工作，并普遍存在违背条约裁军条款的问题。对于这种中伤，德国爆发了一场抗议风暴（多年后，希特勒当权后，德国将军们承认那篇文章是正确的）。德国人说，在什么地方全面裁军被如此频繁地讨论？为什么德国是惟一被要求裁军的国家？批评国联并显然退出国际事务的美国也不能不这么认为。英国也是如此。当指责德国不履行军事条款时，法国发现自己越来越孤立。
其实，在那时即便是法国也没有完全了解到底情况是怎样的。飞行俱乐部突然就大行其道，并极具影响力，从而当希特勒成为总理之后，顷刻之间可以轻而易举地成立一支空军。德国最大的普鲁士警察部队的组织和训练越来越军事化。该部队的军官常常可以比较容易地进入德国军队。1918年冒出来的自发组织自由军团解散后，其成员独辟蹊径地与劳动群体重新组合，从事比如自行车代理商、巡回马戏团，以及侦探社等工作。有些则成批地进入军队。《凡尔赛条约》规定军队军官数在4，000人以内，但没有规定士兵的数量。所以德国军队里有40，000军士和下士。福煦是对的，自愿军可以为迅速扩充提供支持。
曾经制造坦克的工厂现在反常地生产重型拖拉机；相关的研究只能为将来服务。在柏林的酒店里，人们开玩笑地说，一个婴儿车厂的工人从厂里偷带零部件回家，准备给自己新生的孩子组装一辆车，可是当他把零部件组装到一起才发现是一架机关枪。在欧洲安全的中立国，如荷兰和瑞典，由德国最终所有的公司在继续生产坦克和潜艇。远离控制委员会的探查视线并且最安全的地方是苏联。1921年，两个被鄙弃的欧洲国家认识到两国可以互助。在获得秘密的坦克、飞机和毒气的试验空间后，作为回报，德国为苏联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当历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其他细节，德国被一个报复性的和平条约所击垮的图景难以再自圆其说。德国失去了领土，这是战败不可避免的后果。如果它赢了这场战争，不要忘记，它当然要拿下比利时、卢森堡公国，还有法国北部部分地区，以及大部分的荷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反映了德国最高司令部对东部边境的意图。即使是失去了那些领土，德国仍然是战乱中苏联以西最大的欧洲国家。它的战略地位比1914年之前有了非常显著的提高。新兴的波兰现在成为挡住原德国威胁的屏障。奥匈帝国崩溃，德国东部边境只有一连串弱小而纷争不断的国家。1930年代，德国在这一区域很好地拓展了政治经济，并在这些国家中居主导地位。
东普鲁士从德国剩余领土中分裂出来是个刺激，但这对于普鲁士历史没有任何新意，历史上普鲁士的领土大多是由分散的地区捆绑而成。难道这样的分裂必然会带来麻烦吗？阿拉斯加就是从美国分离出来成为加拿大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华盛顿和渥太华最后一次为权力移交而相互抱怨是什么时候？关于波兰走廊的真实问题是，因为对波兰人的态度及对《凡尔赛条约》的憎恨等种种原因，两次战争之间许多或许是绝大多数德国人不接受它。如果波兰和法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的话，边界问题就不会如此棘手。但泽成了一个自由城，但它仍然对德国投资和德国海运开放。
在西部，德国也面临有利形势。战争使法国严重衰竭，到1930年代，虽极不情愿，但已难以重振雄心与德国对抗了。在被美国众议院否决后，美英的担保已经毫无意义。法国与欧洲中部弱小而纷争不断的国家建立联盟的尝试是孤注一掷的办法。法国从英国那里没能寻找到支持，英国表明大英帝国的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和谈者并没有削弱德国的最好例证在1939年后才出现。
西方民主政治中有不同的领导阶层，魏玛德国也有强势的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大萧条的破坏，一切将会截然不同。并且如果希特勒没有在德国大众中煽动仇恨，在民主政治中掺入许多罪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不会这么快就爆发第二次战争。无需去谴责《凡尔赛条约》，因为它从没有被坚持强制执行，或者充其量只是激起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却没有限制德国破坏欧洲和平的力量。1933年，随着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胜利，德国拥有了一个致力于破坏《凡尔赛条约》的政府。1939年，德国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在但泽对获胜的德国人说：“你们并没有做什么，只不过是补救那些严重的后果而已，这些后果是由历史上强加于一个国家、甚至于整个欧洲的各种毫无道理的指令所导致的。换句话说，是去补救不是别人正是西方民主政治家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镜厅（10）
尾声
1919年6月28日《凡尔赛条约》签订之后，巴黎的世界政府自然解散。威尔逊当晚离开，留给劳合·乔治和大英帝国代表团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