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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这部集子收录的，是我2000年以来，陆续写下的中短篇小说。
小说写到21世纪，究竟还能怎么写？
谁也不敢怀疑：怎么写，比写什么更重要。
问题在于，什么叫做“怎么写”？
某一种奇特的叙述方式？无人使用过的小说结构？绝对陌生或新鲜的人
物？絮繁累赘到无限重复、复制的语言？
如此等等，曾经，几乎让我困惑到无法动笔。
但我们必须不断给自己出难题、必须挑战、必须创造，创造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小说奇迹。然而，世界上究竟是否真会有这样的奇迹？
就像“鸟善走还是善飞”这个命题——听起来，这好像是一个伪命题，怎
么会有不善飞的鸟呢？既不善飞，为什么还要叫做鸟呢？但事实上，偏偏就有不
善飞的鸟。它从远古进化至今，变成了不必飞行、而以步行代飞的鸟。这是没有办法的。不善飞而善走的鸟，仍是一种鸟。这就是鸟与鸟的不同之处。
这种鸟擅长在地面疾走炫技，而与天空无缘。
怎么写——写到最后，如果变成了一只不善飞的鸟，那么，在鸟类中，它肯定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品性。同时，它也忘记（或是回避）了自己作为鸟的特性。
当然，在我的那篇小说中，讲的不是这个内容。我的故事本来想说，如果鸟不会飞，快走也能到达目的地。现在我把这只不会飞的鸟借来用一用，不小心
就用成了另一个意思。
通常，我们写小说的人，就面临如上的困境和悖论。
所以，我只能牢牢记住这一点：我无论“怎样写”，最终都是为了把我心里那个“什么什么”写出来、写到位、让人看完以后，至少会掩卷想一想。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自己究竟要写什么，写的是什么。如果写小说的时候，一心想的是在地上走来走去地展示冠翅上的羽毛、表演跳跃的姿态、发出婉转的鸟鸣，而最终不能展翅飞到天上去，那么，这只善走的鸟，只能作为一种独特的观赏动物，终究难以让我们实现飞翔之梦。
无论怎么写，前方都有天空在召唤。那是超拔于地面之上的气流，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写“这一个”而不是“那一个”的原因。
有了这个心理依据，我才会知道，怎样才能最贴切地表达出那个“什么”。
若是我们吸引读者在小说中穿过了故事和语言的华丽、曲折的长廊，走到尽头，最后却被他们发现廊内外均空无一物，那么，怎么“说”，也都是白说了。
我仍然老老实实地滑翔，让风渐渐托起羽翼，然后起飞。
2007年6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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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善走还是善飞（1）
你准备好了没？——洪伟问自己。
还没呢——洪伟回答自己。
你还没有准备好么？——洪伟再一次问自己。
耐心一点儿，我还需要些时间作更多的准备——洪伟再一次回答并说服自己。
那就到秋天吧，秋收完了就上路。他这样决定下来。
人近中年的农业技术员洪伟，准备去做的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至少，目前，对于他个人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他已经为此准备了十年？二十年？甚至更多时间。几乎可以说，从蔡老师离开洪河农场返城的那一天开始，他的准备就在暗中进行了？不，这样说有点像编瞎话。事实不是这样的，事实是那些早已返了城的上海知青哈尔滨知青，这几年开始陆陆续续回农场“探亲”，说起了返城知青谁谁谁，如今都怎么怎么样，有人提到了蔡老师，洪伟的耳朵忽然就像录音磁带那样转动起来。尽管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蔡老师返城后的情况，他却意外地得到了蔡老师如今在辽宁一座小城的含糊不清的地址。
那天的风很大，把路边上凌乱的鸡毛和纸片儿，刮得满地打旋儿。洪伟听到蔡老师那三个字，像是忽然抱住了一个暖水袋，心里有一股热水在咕咚咕咚地晃悠。他想起很多很多年以前，他9岁那年，小学三年级，蔡老师第一次给他们上课的情形。那时候的蔡老师梳着两条长辫子，脸蛋儿就像刚剥了壳的煮鸡蛋那么白白嫩嫩的。那堂课蔡老师给他们讲一种名叫鸵鸟的动物。30年过去了，洪伟依然能清晰地听见，蔡老师好听的声音，像草甸子里的云雀，在教室里直着升起来又落下去：
大家想一想，鸟善走还是善飞？
——飞——鸟当然善飞。
一般来说是这样。可是，有一种鸟例外。
光会走不会飞的鸟，那叫个啥鸟哇？
鸵鸟。
洪伟就是在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了这种名叫鸵鸟的图片。那只大鸟一身黑毛，大眼睛瞪得凶，模样很难看，光着屁股，脑袋包得挺严实，却把长满了红肉刺儿、没毛的裸脖子露在外。蔡老师说，鸵鸟在沙漠中疾走如飞，一小时可达60 公里，比“东方红”胶轮快好几倍。那天下课前的最后一分钟，蔡老师看着洪伟的眼睛说：鸵鸟是鸟类中最大的走禽，天下的鸟，会飞不稀罕；善走，倒是一项绝技，啥叫与众不同？这就是。
洪伟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屁股，脸蛋儿呼啦一下烧得通红。
其实在蔡老师开始给洪伟那个班上课的前一年，洪伟就“认识”这个上海女知青了。那年洪伟7岁半，刚上一年级。他第一眼见到蔡老师那个时刻，真是惊心动魄，使得洪伟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一想起那个瞬间，都会觉得是一部国产电影大片的精彩回放——
那一场突然袭来的洪水，冲垮了江边的防护堤，一直灌进了连队的围墙。天亮的时候他被父母拽着，从一棵杨树杆攀到了邻近的屋顶上，整个连队的知青还有家属，都在声嘶力竭的呼叫声中，匆匆忙忙地往高处走。大水不停地漫上来，水面上漂着农田鞋和脸盆。洪伟兴奋地骑在红砖房的屋脊上，抬头望得见队部门前的那个大木架子。那个大架子也叫了望塔，用来观察草甸子里的火情水情还有敌情。大木架足有三层楼高，洪伟早就和二嘎子偷偷爬上去过，天晴的日子，他相信站在上头差不多都能望见北京了。这会儿，洪伟看见上面挤了不少人，大水已经把大木架的四条大象腿都泡胀了，水还在滋滋地往上升。大木架底下的侧边，有一个好几人深的水池子，说是伪满时期日本开拓团垦荒时留下来的，知青来了以后，把四周挖成了斜坡，就地改造成了一个游泳池。夏天的傍晚，收工以后，真有男知青在里头游泳，人竟然会在水上浮起来，像一条鱼似地游着走，真把个洪伟看傻了。
就在洪伟呆在屋顶上想入非非那会儿，他忽然听见了一阵尖锐的哭声，正是从“游泳池”里发出来的。那些匆忙奔走的人群中，不知是谁家的女孩不小心滑进了水池里，周围的几个大人都吓呆了。有人高喊救人哇救人，有人带着哭腔尖叫：俺不会水呀，这旮哪有几个会水的……就在这时，半空中犹如一道闪电划过——从大木架顶上，刷地跃下了一条会飞的鱼，在空中打了一个旋儿，然后像一枚炮弹，准确地落在了“游泳池”的中心，轻轻地溅起了一阵小小的水花，没等洪伟看清楚，那个女孩已经被托到了岸上。随后，那条银色的鱼也自己蹦上了岸——洪伟终于看清了，那是一个姑娘，白色的衬裤和背心都紧紧贴在身上，湿淋淋地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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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善走还是善飞（2）
那叫啥——那就叫跳水，开了眼吧！等大水退去了之后，二嘎子向洪伟显摆他听来的消息：那个女的上海知青，打小就是少体校的跳水队员……
啥叫少体校？洪伟的脑子发晕，知青带来了许多词儿，过去连听都没听说过。
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么高的跳台，人家眼睛都不眨一眨，刷地飞下来了。
洪伟最初认识蔡老师，是在半空。这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点，从此以后，洪伟所有的念头，都会在半空中无缘无故地发生。他不会游水，只能像一只森林里的长臂猿，在树林间飘来荡去。但是，他梦里全是些会飞的鱼，那些鱼无一例外都是银白色的，张开的鱼鳍如同柔软的小辫儿在风中飞扬。
蔡老师当了洪伟的班主任以后不久，小学校里那几个男男女女的知青老师们，就吵吵着要修整篮球场。他们用业余时间平整操场，弄来些白石灰画上规规整整的道道，把歪倒的篮球架竖立起来，有个女老师拆了一副花线手套，亲手钩了一只网篮吊在那个光秃秃的铁环下，那个篮球架立马就像模像样了。知青老师又吵吵说要建单杠和双杠还有吊环，洪伟听得傻眼，蔡老师弯下腰，伏在他耳边悄悄说：嗳，找你爸，给学校弄几根木头吧，要直的。洪伟他爸在1956年转业前曾是高岗警卫部队的一个排长，那个内卫团后来解散了，整个团的指战员都送到了北大荒农垦战线，如今好歹是个连队指导员，管着一百多号知青呢。据说洪伟就生在开荒大会战的地头。但洪伟没敢去跟爸要木头棍，他和二嘎子头把自家院墙的粗障子柱、仓房里留着打饭桌的圆木头，统统偷出来送到了学校。知青里头有的是能人，男老师会做木匠活呢，他亲眼看着那些木棍儿被老师们用刨子和砂纸，打磨得溜光水滑，然后横的横，竖的竖，结结实实地架成了大炮和榴弹炮——原来这就是“单杠”“双杠”和“高低杠”呀。蔡老师轻轻跑几步，纵身一跃，身体就像面条一样柔软，在那“杠”上随性儿翻翻打滚儿，把洪伟的眼珠子都快旋出眼窝了。有个男老师从机耕队弄来了几根比手指头还粗的铁筋，弯成个圆圈，又套上一根红色的胶皮，再把那两个红胶皮的圈圈，拴在高高的树杈上，他说这就是“吊环”。蔡老师的两只手抓住吊环，整个身子忽然悠悠地升起来，她在空中像一只燕子，飞过来又飞过去，两只手突然放开吊环猛地打个滚儿，像一片花瓣似的落地了，吓得洪伟一哆嗦。她说我教你呀，洪伟使劲儿摇头。洪伟害怕呀。她说我扶着你，等你会了，你就觉得自己会飞呢。
一直到那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洪伟才能在“单杠”上翻一个小翻儿。
洪伟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知青们打篮球。洪伟只要一听着打比赛的信儿，就会火烧火燎地颠颠儿赶过去。一到星期天或是放了农忙假，知青总是5 个对5 个地打比赛。他们的衣服都穿得乱码七糟，根本分不清谁在跟谁争球，每一场比赛都把洪伟看得敌我不分。洪伟多么希望自己也能上场打一回篮球呵，但他的个头太矮了，钻在知青的胯下就找不着了，不会有人把球传给他的。他只能坐在球场的白线外头，脱了球鞋垫在屁股底下，老老实实地当观众呗。每一次他都会从比赛开始一直呆到比赛结束，身子都不带动弹一下的。没多久，知青们就对他这个忠实的观众委以重任了——他的脚边堆满了知青们脱下来的衣服，冒着热烘烘的汗味儿——给！看好了！有人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打球太猛了，会把表砸着呢。他们把手表一只接一只，小心地套在了洪伟细瘦的胳膊上，好像他是手表厂的传送带，或者是卖手表的柜台呢。那些手表大多是“上海牌”和“宝石花”牌的，全钢或是半钢，他全都认得。他现在成了一个赛场的“守门员”啦，多牛逼！再努努力也就离裁判不远儿了。二嘎子眼气得不行呢，可就没人把手表交给他保管。
洪伟看的比赛多了，渐渐有了立场。每一场比赛，不管谁跟谁比，只要蔡老师在哪个队，他就向着哪个队，拼命地喊加油，直到把嗓子喊哑。他觉得所有的女知青里头，蔡老师长得最好看。他对二嘎子说，蔡老师背着包儿上场部办事儿，走在公路上，身后来了一辆“热特”或是“大解放”，她只要摆一摆手，那车准保就乖乖站下。这个说法连二嘎子也基本赞同。等到秋天的青苞米下来了，洪伟让妈煮熟了；沙果刚刚红了半边，就让爸给摘下来，他用一块雪白的新毛巾包着，给蔡老师送去。第一次刚走到女知青宿舍的门边儿上，就被一个尖嗓子的女知青给拦下了。她伸出一条腿，堵着门不让进，撅着嘴问：小孩，让我检查一下，头发上有虱子没有哇？他憋红了脸，哇地一声哭了起来。蔡老师听见了他的哭声，端着一盆清水走过来，用香喷喷的肥皂，把他的脸蛋脖子和黑黑的小手，洗得干干净净。那清水痒痒地流过他的耳根，他不由得重重地打了一个喷嚏，热热的眼泪哗地一下又流出来……
鸟善走还是善飞（3）
到了暑假，蔡老师就开始在那个“游泳池”里，教他和二嘎子游泳。一开始他在水里扑腾，湿透的头发一根根粘在脑门儿上，除了“狗刨”啥也不会，他觉得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