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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女读书总是不行，若完全实行高考分数线一刀切，他们的子弟有被挤出“精英阶层”的危险。所以，清政府从顺治六年开始制定了捐监政策，即：“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这是说，向地方、向国家贡献若干石粮食，就可以发个秀才文凭，从而可去参加科考。当然，还可再捐粮食，直接授官，王亶望不就是这样当的官么？问题是这个政策实行之后，弊病丛生，一是官家与商家嫌买粮食麻烦，直接折算成银两了，使捐监粮以做国家储备粮的初衷落了空；二是，大家都不愿做亏本生意，买官花了小钱，那就得卖官大赚钱。乾隆隐隐然有个感觉：赚了这些人一些碎银子，可能会因此坍塌自己的好江山，他觉得划不来，所以，在乾隆三十一年，这个捐监政策被取消了。
捐监叫停，对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影响，但对甘肃这个贫困地区影响颇大。甘肃十年九旱，一旦灾荒了，如果没有国家储备粮，那可不得了，所以乾隆三十九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向乾隆打了个报告，要求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组织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讨论捐监问题，最后决定，给甘肃一省开个政策口子，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一再强调：“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核心政策是，只准捐纳粮食，不准折成银两。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王亶望来到了甘肃这个“政策特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怎么解放思想呢？就是大胆地闯禁区，大胆地搞特区。怎么大胆呢？就是不唯上，不唯规，只唯钱；上面规定不准将粮食折算成银两，我就将粮食折算成银两；上面只准将监粮入国库，我偏偏将银两入私囊。王亶望在甘肃搞了不少新政策、新措施，比如，按照上面的规定，捐监起步价是50石粮食，他把这折算成银两47两。给你捐监得填表啊，得盖章啊，得发个本本啊，服务费加工本费是8两，共55两；55两还不行啊，王亶望还“上有老”——上有老领导嘛，“下有小”——下有小的们嘛，他把这些成本都计入里面，其中，赡养上与抚育下都是2两；还有不可预计的事情要应付，打了预算1两，加起来是60两，整数，给百姓少了找零的麻烦了嘛。
这个特区的特别政策，各位仔细一看就知道有一妙处：王亶望把上面的领导与下面的干部全部纳进了他的笼子里，要*大家一起*，谁也不能站到岸上。大家都拿好处，你不拿吗？为了拿着方便，王亶望有个制度创新，他首创了个“驻省办”，要求各县各府都在省城建立办事处，“令设各州县坐省长随，遇有需索，即令人向坐省长随通知，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有什么需索呢？就是王省长家里准备建房了，老婆准备过生日了，小妾准备旅游了，孩子准备留学了，就通知办事处，办事处再通知州县送钱来。当时甘肃有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给1000两银子，可以跟你见个面，给2000两，留你吃个便饭，给3000两，可以给你办事了。 。 想看书来
暗权利 第一章（4）
王亶望这样干着，干得有声有色。到任半年，他向乾隆汇报工作，说已有19017人捐监，捐纳粮食80万石，三年后，共有捐监生15万，收到监粮600万石。这么多的粮食得有储备库，得国家拨款啊。于是，大笔大笔的银子转移支付来了。王亶望既然政绩如此突出，那么不提拔就对不起干部了，就体现不出用人的政策导向了，所以，乾隆就把他调任浙江去当巡抚了。
这家伙调到浙江后，有桩案子牵系到他。他感到山雨欲来，有可能将被双规了，他急了，他这么盘算着：我给国家做点儿贡献吧，乾隆应该保护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嘛。于是他向乾隆表态，我捐款给国家搞建设，不是要治理海河吗？我捐50万！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么露富哪行？他被双规了。
甘肃的案子因此浮出水面。案子一查，叫乾隆吓了一大跳，朝廷的干部不是坏了一个啊，整个甘肃的干部无一人没卷入其中。
现在轮到乾隆伤脑筋了。按照乾隆自制的法律，“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如果有法必依，那么甘肃全省县处级干部都得掉脑壳，甘肃干部不全部空了吗？反*也得实事求是嘛，乾隆专就此案修改法律：两万两以上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万两以下者，再议！5000两的，那算了吧，反腐也得与时俱进呀。为了适应反腐新形势，乾隆对*的立案标准一下子从贪腐一千两银子提高到一万两！
照这司法解释，相关部门把名单报上来，乾隆还是吓了一跳，得判死刑的还是多啊。乾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出台了司法解释，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如果以前有年终考核得了嘉奖、立了三等功什么的，可以免死。呵呵，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后，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最后只有52名被处死刑，被发配、被抄家者194人。
一个省，县处级干部可以数千计，乾隆时没那么多，千儿八百大概是有的，科局级更多。但这个案子按照乾隆的说法是全省都烂了，而被处理者却不上200，其他干部呢，得益于你*我*大家都*，得益于乾隆把*的纸面立案标准由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反*被抓大放小，他们没啥事了，该当干部的继续当干部。
*的人越多，*的面越广，*者就越“安全”。王亶望拉大家来共腐，也许并没有形成这种理论性的韬略，但从造成的客观事实看，许多贪腐者因此尝到了甜头，这让那个位居九五之尊的乾隆也有了忌惮。乾隆一再提高杀头门槛，本意哪里是什么宽仁？如果把一省的官员都杀光了，形成权力真空，西北就会出乱子。
道光的特供早餐
道光皇帝所居的时代与其他各位皇帝一样，是实行两套经济体制的。这两套体制的施行地域，以皇宫墙脚为红线，皇宫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衣食住行都给保障；皇宫外弄的是市场经济，生死穷富自个儿弄去。比如明朝，皇宫里的平时用度每年财政得安排120万两银子，不消费完是不行的，皇宫外就恐怕没有这个预算吧。比如慈禧太后那里，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要宰杀两三百头猪，一二百头牛，脂粉费啊车辆购置费啊防寒防暑费啊也都有常度。皇宫外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几人每天必须杀猪？皇家的闺女有花戴，其他人的闺女怕也很少能够扯上二尺红头绳扎起来。皇宫里的计划经济，都是财政打足预算，太监搞政府采购，采购什么、到哪里采购都是有规矩的。坦白地说吧，这种经济是以特供为主要形式的计划经济。
暗权利 第一章（5）
这种计划经济肯定是难以看懂的，何况这种经济本来就不上墙，即使上了墙壁，也没几人能够看得懂。但是，道光皇帝的特供早餐，我们可以看得懂。据说，道光皇帝是个好皇帝，别的不说，他很富有中华民族的节俭美德，“观国史所载，帝节俭之德，亦不可及，至暮年尤甚”。这话说的是道光皇帝之节俭美德是没人可比得上的。“然帝或思食一物，而知其价甚昂，则止而不索”。他想吃东西了，都要先问个价，如果价格很高，他就不吃了。比如他想吃鸡蛋，内务府给的价格是每枚七八两银子，道光皇帝就常常省着不吃。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皇帝也是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哪能不吃呢？
有天早晨，道光皇帝想吃粉条汤，他对内务府的负责同志说：这粉条汤得这样这样，得如此如此……道光说的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放些辣椒、加些鸡汤、撒些胡椒粉之类，“帝偶思食粉汤，命依所言之制法制之”。领导有所好焉，下面岂有不满足的？内务府的负责同志马上就报了一个坚决落实这一指示的特供方案，呈来道光皇帝审批。道光看了报告，傻了眼，他看不懂啊（对财政预算之类的报告，我们凡夫俗子常常看不懂，实在用不着自卑，皇帝都是特别英明的，都看不懂呢！），报告上写的是：为了坚决落实领导打算早餐吃粉条汤的指示，特请安排财政预算万两。
道光皇帝弄不明白，不就是一碗粉条么？哪需要烧那么多钱呢？内务府的同志于是把实施细则抛了出来：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建设一套楼堂馆所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厨房里的一班事业编制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采购员、服务小姐等一干人马吧；您想吃粉条，必须安排这么多人，还应该专门成立粉条特供局吧。“内务府上言，若依此制，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需经费6万两；常年费需万两。”内务府负责同志的思维肯定是对的，我们常常是这么办的：领导不想走路，那么我们得给其买辆专车，得修条专路，得建个专门车库，还得建个轿车专门制造厂。
问题是，道光皇帝是个节俭的好皇帝。道光皇帝他突然想吃粉条汤，是因为他到红墙外吃过一次，那里价格低啊：“朕知前门外有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只售四十文耳，每日可令太监往购之。”
看来，道光皇帝是个明白人，不是个冤大头，那谁将是个冤大头了呢？在内务府，必须得有冤大头，没冤大头肯定是不行的。既然领导当不了冤大头，那么只有让百姓当冤大头了。
道光的办法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很强，对饭馆老板而言，尤其是利好消息。老板虽然未必可以皇家特供粉条挂牌匾，但打个皇帝指定产品的广告应该没问题，结果呢，他的饭馆被封了、被取缔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天，道光想吃粉条了，内务府的这个负责同志说：粉条买不到了，前门外之饭馆已关闭。
这家饭馆的主意打得不错，把饭馆设在首脑机关旁边，定价肯定是高的，四十文一碗汤，不低，一般百姓怕也消费不起，但与内务府的政府采购相比，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内务府的经济必须保持高位运行，不如此，那内务府的一干人马去哪里喝西北风？现在，私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官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大清王朝的经济秩序，把政府的价格体系搞了个稀巴烂，那不该死么？内务府自然是马上就给打击了，马上就给取缔了。
暗权利 第一章（6）
道光皇帝听了内务府的汇报，据说他长叹了一声：“朕向不为口腹之欲，滥费国帑，但朕贵为天子，而思一汤不可得，可叹也！”呵呵，当了皇帝，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扳得弯的。比如内务府这个官家经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道光就扳不弯，所以想吃一碗汤都吃不到，所以道光叹了一声，所以当时也有许多人帮着道光皇帝发感慨。
道光皇帝为自己吃不上一碗汤而叹息，可是，谁为那开饭馆的老板失去了谋生的一栋楼，失去了求生的一条路而叹息呢？道光为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内务府为荷包里的财政负增长而叹息不已，谁为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而哀民生之多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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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是个贪官，干的却是反贪工作；本来是该受法律惩罚的人，却在制定惩罚人的法律，本来当是最清瘦的部门，却是最可分肥的地方。这情形，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说法是：中国的事情，最不好讲。
譬如这个和桑幽壳拔沟募锹祭纯矗蠹叶贾溃痛笕耸侵泄尢埃蠹铱赡苡兴恢氖牵痛笕嗽鞒种贫ü辉蚍刺啊昂鸵惶酢保狻昂鸵惶酢苯凶鲆樽镆步蟹Ｒ殖谱孕幸樽镆Ｕ狻昂鸵惶酢钡氖视梅段嵌辔黄芬陨隙礁Т笤保ǖ惫俚贝罅耍翟谑翘厥獾模比坏弥贫ㄒ徊刻厥夥ǎ渲饕谌菔牵悍泊笤贝シ噶朔煞ü妫噶虽轮啊⑽ダ印⑶痔暗炔环ㄇ槭拢敲矗阕约嚎醋虐臁Ｄ愕氖虑橛卸啻螅憔统龆啻蠹郏巧辖�1万两银子，还是1万5千两，这就看你的革命态度，看你的思想觉悟。态度好，觉悟高，响鼓不要重锤，好，那就没事了；态度不好，觉悟不高，好吧，那你等着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自己犯了错误，先是自己认识到位，自己处理到位，这议罪银又叫做自行议罪银，就是这么来的。
可能出乎你的意料，大清王朝的领导干部自觉性确实很高。议罪银这“和一条”出来后，掀起了一个自觉“革命”的大高潮，据中国第一档案馆保存的《密记档》记载，乾隆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官员交纳的议罪银特别多：
巴延三因辖区内民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奏缴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巴延三因盐务事，福康安代奏巴延三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西宁因“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请限八年缴纳”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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