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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正清教授的《CHINA TRADITION&；TRANSFORMATION》（翻译过来就是《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这样评价汉字：“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厥癫，显然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能掌握汉字，而每一个汉字都很复杂，平均每个字就有十二三画，有些多达二十五画。再有能力远度简单文本至少需要记住二三千汉字，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于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由于复杂汉字笔字母文字较难掌握，而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才有可能学习文化知识。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虽然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汉字印刷却要比字母文字的印刷难得多，而且以今为止能够打印汉字的小型印刷机或电脑犹未获得成功近来对常用汉字进行的简化虽然不无帮助，但未能解决其文字的根本问题。”
以上这段话吐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信息：其一，国人识字只能通过死记硬背；其二，汉字比较难认，只有上层贵族们才能学习；其三，汉字印刷存在难度。我已经记不得小时候是怎样学会汉字的，只是记得当年父亲给我没了许多小人书，也就是连环画，我就在不知不觉中识字了，到上小学的时候我还可以通篇阅读罗贯中的小说《三国演义》，反而我学习字母文字确实难度很大，说起来也算是拿到了本科文凭，只是到现在字母文字认识我而我不认识字母文字。当然，现在我还在经常查阅字典，尤其是遇到先秦资料中的文字，翻阅字典就更是家常便饭。我不喜欢把一个汉字拆得乱七八，所以也没有学会五笔输入法，打字还是用拼音，不就是读写嘛，很简单。我们应该感谢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国家发明激光排版的那个人，他被称为“活毕升”，我认为有过之而无不及，是他给汉字第二次生命。但是谈论起汉字我们就不得不说起秦始皇嬴政，是他对汉字进行了第一次革命——统一文字，简化汉字，推行隶书。
文字的出现应该说与古人们的计数、记事等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也是古人认识自然的智慧结晶。夏商西周时期，文字大多写在动物的骨骼和神器上面（主要记述大自然的规律和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再后来，聪明的古人发现了竹片上面写字的成本很低，但是一条竹片上面最多只能写十个字左右（从大量出土的汉简中就不难发现），而且这样写成的书很难连贯成章。那么，成章的长篇大论怎么办，只有写在昂贵的锦帛上，成本增加就成了必然。在社会发展中，长篇著作逐渐增多，尤其是国家法令，更是需要进行翔实地记录在案，古人就把竹片用绳子穿起来，形成成捆的资料文献。这就使各类书籍的雏形。我们在查阅先秦文献是经常发现当秦国打败另一个诸侯王国时首先将他们的神器运回咸阳，这些神器一部分是青铜鼎之类的，大部分应该就是书籍。可是一片竹片的重量就达到公斤，像二十多万字的《吕氏春秋》一本书就重达两吨四千多斤，运输又成了问题。古时候的读书人经常手不释卷，惜书如命，有学问的人更是汗牛充栋（汗牛充栋凡指有学问的人）。
我们还是回来说秦始皇嬴政的统一简化文字革命。老秦人本来是没有多少文化的，或者说是没有多少中原文化的部族，可能由于非子养马之故，周孝王让非子看了自己的神器（上面有文字的青铜器），并且申侯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非子。申侯作为周孝王的重要谋臣，家里肯定有许多书籍，那么申侯的女儿会不会也识字哩，在没有足够的史料查证的情况我只有再来猜想：申侯的女儿肯定识字，而且文字功夫还是相当深厚。就在这种情况下，老秦人也识字了，但识字人还是集中在少数奴隶主贵族们当中（文字的首要任务是贵族们祭祀问天意用）。再到春秋诸侯割据，战国各国相恶，交流就少了，出现了可能一个字在秦国这样写，而在赵国是那样写，在其他国家又变成了另一种写法，但是大致上的形状还是很相近（汉字首先是象形字和会意字，然后才有了形声字，这个造字法在中日合拍的电影《敦煌》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到了秦始皇嬴政实现全国一统的时候，才发现各国的文字各异，不便国家法令的执行，于是就下令全国文字要统一。我们知道，秦始皇嬴政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而且还有国家法制体系支持，做这样一件事情应该不是很难。当然，这也因为各国学子们想知道秦国法律具体内容的需要。总之，全国学习秦始皇嬴政发布的统一简化汉字浪潮高涨，就连平日里只知道在田地里埋头苦干的老百姓也是趋之若市。
我们从先秦史料中还可以看出：各国诸侯为了寻找政治、经济、军事、思想上的快速富国强民策略，在各个地方都大量开办学馆。这不仅对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更重的是让文字从只有才能贵族们掌握的殿堂中走了出来，更多的服务人民的生产生活。同样，这些学馆的建立，也为推广文字统一和简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同理，度量衡的统一也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进展得非常顺利。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里就是这样记述的：“一法度衡石（古代的重量单位）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
文字和度量衡的统一，站在统治阶级代表秦始皇嬴政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实现自己帝国政治经济统一的前提，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文字及度量衡的统一为社会生产尽快实现恢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给商业从其他劳动中分离出来奠定了基础。我们国家一直沿用的是农历、尺寸、市斤等度量衡单位，在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通过对外交流，也提高了对国际通用度量衡单位的利用，像公历、米、公斤等单位越来越使用频繁。
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进的文字和度量衡统一改革与其说是统治阶级统治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需要。尤其是文字的统一，更是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大统，费正清教授在他的著作中更是对汉字赞赏不已：“汉字却具有某些字母文字所不具备的优点，这种文字因其复杂性及象形特征，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在东亚，书法是一书的一大门类，也是所有形象一书的母源，因为毛笔除了作为写字工具之外，也是绘画的工具。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
“与硬性规定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似乎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语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一经掌握，汉字甚至比字母文字更易于阅读。”
接下来还说：“它能够很容易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阅读同样的书籍，并且把这种汉语文言视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他们使用的是字母文字，中国恐怕早就分裂为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许多个国家了。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东亚文明更是有赖于这种语言，对于汉字的热爱与崇敬成为连结东亚各国的坚固纽带。” 。。
第十七章 帝国的仁慈
大秦帝国真的仁慈吗？其实我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前来寻找答案。既然如此，我们一起前来寻找大秦帝国的仁慈吧。
在公元前356年，公孙鞅变法之前，公孙鞅给秦国制定的战略目标就是“王天下”。作为一个身怀治天下之才的公孙鞅只是在公元前339年对魏国发生了一次战争，虽然这一次战争却是一战成名，从此山东火后不再夜郎自大。但这似乎与公孙鞅的制定的冬初战略很矛盾，并且在这次战争之后的近80年的战争中秦人都是奉行的是春秋时期的“霸天下”战略，与公孙鞅给秦国制定的战略发展方针南辕北撤。给我们的感觉是公孙鞅名声在外，却是华而不实，远不如东汉末年的另一位制定天下大局的人物——诸葛孔明。其实，这是来对比不对的。为何？公孙鞅的改革首先是让弱秦变成强秦，在这个过程中最主要要解决的是社会矛盾问题，也就是奴隶主贵族与封建地主们之间的势力对比，在新势力达到一定的能力之后，才会主宰这个国家的命运。也就是说，在秦昭襄王嬴则即位之前，新势力还没达到对抗旧势力的绝对能力。这也是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公子虔、甘龙就能起来主张杀害公孙鞅的具体原因。其实，在秦国建立以后新旧势力的对抗还在继续。所以，我们在秦统一全国的战争中经常看见一个地方占领了又还给原来的诸侯，毕竟“问鼎”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是夹杂着社会变革的“问鼎”就更加艰难。这也是我国为啥至今还在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的原因——社会生产力决定上层建筑。
公孙鞅变法中杀掉的绝对不是平民和自由民。因为公孙鞅变法“行之十年，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资治通鉴——周纪二》）作为一个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的官吏，公孙鞅通过变法强秦的过程看到的是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所以，司马光评价道：“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反之。”为民做主其实就是秦国自公孙鞅变法以来最大的善，也就是仁慈。
秦为啥要统一全国？战国末年，诸侯争霸已经成为社会的毒瘤，尤其是楚、齐、赵、魏等诸侯国家的君主更胜一筹，他们作为一方霸主，发动战争的理由简单的和一差不多：小诸侯国家不听话或者是有奇珍异宝只是发动战争的一个比较光彩的理由，掠夺人口（奴隶）和随心所欲已经成为他们发动战争的具体动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虽然自由民看到了秦国改革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变革希望，但是随时都是性命不保才是劳动人民看到的最实际问题。再加上各国度量衡的不统一，与外界交流受阻更让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看不到任何生存的希望。自古，我们生长的这片土地就是“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语”的社会状况，文字的统一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统一六国，实现社会生产基础工具也是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秦始皇嬴政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大家创造了这个平台，由此而言，秦帝国也是仁慈的。
车文化是我们先祖的创造，当车传入欧洲国家时，欧洲国家的贵族们对这个交通工具赞不绝口，可是后来，欧洲人发明了车的更强大的动力——燃气轮机，我们的车文化就落后了。在先秦时期车不但是主要的代步工具，更是一个国家武装量的象征，战争就是以车兵决定整个战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临淄出土的文物就能感受到。可是，先秦时期的诸侯王国的君主们都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要发动战争的时候就修路，战后一般都是采取毁坏道路的办法来阻止对方进攻的速度。这样的做法不但大量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更重要是对老百姓而言修路和毁路没有彻底解决自己的生存状况，一切只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而秦统一全国后，首先做的一件大事是修路——“治驰道于天下。”这六个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动民众修通通往全国各地的道路。“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近十余年来在全国各地刷写最多的标语，由此可见秦始皇嬴政的经济目光要比他的战略目光更要远大，因为修好路道路不但是给自己方便，也给自己的对手方便，公元前218年像张良这样的刺客就藏在秦始皇嬴政东游的道路旁从事暗杀活动，并且在一击不中之后很快就逃匿了。当然，以咸阳为中心的全国道路网络畅通也为后来的灭秦战争提供方便。
关于秦始皇嬴政兴天下之力修长城，作战略防御体系一事，我不想再过于累赘。在民族大融合中，秦始皇嬴政也是走在前面，积极实行移民政策的——“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人戍五岭，与越杂居。”或许有人会认为这是穷兵黩武，但是不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本来就是民族大融合的过程，没有秦始皇嬴政的独到目光，中华民族的大统根本无从谈起。而且这样的事情秦始皇嬴政只是开了一个头，后来的有道之君都要走上这条路，始皇嬴政不过是一只领头羊罢了。
当然只要是人，他总有最脆弱的一面，秦始皇嬴政也是一个凡夫俗子，在很多事情上他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