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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统治者代表的周孝王也不愿意自己身边的强大诸侯不受自己的控制，既然有这样的台阶让自己下，何乐而不为，更何况大骆还是自己的干儿子，从加强自己的统治出发一高兴就把秦人迁到秦，并且恢复了嬴氏的宗庙，通过一系列政治手腕，将申侯的女儿扶正为王后，确保西戎的安宁，而且说了一通堂而幌子的话，把大骆比作舜的伯翳（同为马夫），“朕分土为附庸”。
这个时候，从陇西大地上走出来的第一支氐羌贵族（应该如此）才有了自己宗祠和封地，号称秦赢，开始走向中国历史的征程。羌笛声声，胡马（武都马）粼粼，新一轮的争霸才拉开序幕。
第五章 覆巢之下的秦人
西周王室的京城据现在考证应该在西安东，但没有华山脚下，那么由周孝王“分土”产生的秦国应该在那儿？是现在矗立在咸阳周围的秦王墓吗，这个答案肯定是错误的，因为秦人还遭遇了覆灭之灾。秦人之所以成为赳赳老秦，更重要还是来自这场灭顶之灾。春秋之前的西戎据考证大概位置就是现在天水与陇南之间，而后来的秦州应该是现在的秦安。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点：山大沟深。天水秦城是靠近陇南最近的地方，尤其是和陇南礼县很近，距离非子养马的地方——徽成盆地不过200里，当然离陇南其他地方有点远。秦人封城邑地的第一个据点应该不在这里，因为天水与陇南相比，陇南还要更靠近西安，所以，根据我的观察，秦人从陇西走向中原的第一个据点应该在现在的宝鸡周边，这里地势比较开阔，尤其是距离现在的西安、天水、陇南的距离相差无几。当然，具体在那儿还得考古学家来验证，毕竟春秋之前的墓葬于后来的墓葬发生很大的变化，最主要的是春秋之后的墓葬开始动员大量的奴隶修建地面建筑，也是帝王墓葬的标志性建筑，而春秋之前的帝王墓葬由于社会生产水平没有达到那样的水平，墓葬很隐秘。
秦赢后来的君主统治的时间不是很长，秦赢的儿子秦侯才统治了10年就与自己的祖先见面了，而秦侯的儿子公伯也是个短命鬼，才短短的三年也和自己的老子见面了，而在秦公伯的儿子统治了刚刚三年的时候，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人暴动发生了，那是公元前841年，周王室的统治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其中一位阎王——周厉王。阎王又称阎王爷、阎罗王、阎罗、阎波罗王、阎楚王、阎君、阎罗天子等，是阴间鬼魂中的至高权威，其实这个称谓来自古印度神话（舶来品），阎王其实是外来的佛教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改造而来，而在古代中国人称为“泰山东岳帝”（来自《泰山治鬼》传说）。为什么要把阎王合并在东岳帝身上，这主要是因为古人以东为万物交替、初春发生之地，故有“五岳之长”、“五岳独尊”之誉，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古代帝王东岳祭天封禅活动，其实统治阶级的目的是为了显示其皇权和鬼王权的联系，为了证明其政权是神授鬼予，是不能改变的，借以吓唬劳动人民，让人群众服服帖帖当他们的顺民。成为阎罗王其实也不算对一个人存在的否定，像我们知道宋代名臣寇准、包拯、范仲俺都客串过阎王，而周厉王姬胡的入选却是因为他的改革。
周厉王，西周第十位国王（前878年—前841年在位），姬姓，名胡。周夷王的儿子。在位37年。 公元前858～前828年在位。他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加重了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同时还剥夺了一些贵族的权力，任用荣夷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因此招致了贵族和平民的不满。他还不断南征荆楚，西北方面又防御游牧部落，西北戎狄，特别是猃狁，不时入侵。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也有矛盾。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压榨，奋起反抗。“国人暴动”后厉王只好逃出镐京，越过黄河，逃到周朝边境—彘（今山西霍县东北），周共和十四年（前828年）死。
周厉王堪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以来的改革家，不过他是被记录在反面人物里。厉王行“暴政”最主要是因为“好利，近荣夷公”。那么为什么厉王“好利”，为什么“暴虐”？我们从史书上可以看到西周从昭王起就已“王道微缺”，到周夷王时，出现了“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的局面，周王朝的共主地位受到挑战，政治经济下降的幅度十分惊人，至夷王之子厉王胡即位时，周王朝的统治大厦根基已经动摇了。周厉王面临的是一个在政治上将要失去共主地位，经济走向崩溃的局面：楚竟公然称王，诸侯肆无忌惮地互相攻伐，哪里还把周王天子放在眼里？不景气的王室经济，要承担日渐频繁的周边战争的费用，眼见是入不敷出。厉王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继续烂下去以至于灭亡；要么革陋除弊，恢复政治、经济上的共主地位。所以，厉王即位不久，就起用善于理财、时称“好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做“卿士”，任命虢公长父担任卿士之职，让他们负起振兴经济和防御外敌的两大重任。在政治上，厉王改变了周、召二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了在经济、军事上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这一做法自然遭到了贵族们的强烈反对。被认为是召穆公哀伤周室大坏的诗《荡》，就抗议厉王用“贪暴”之人而不用“旧章旧臣”；在经济上，厉王力图振兴残破的王室经济，他抓住了“专利”和农业这两个主要环节；在军事上，厉王力图改变周边少数族屡次入侵的状况，解决积弱之弊，但由于国力不强，很难在战场取胜；在法律上，厉王采取加强法制的措施，竟不惜使用了高压手段。其实，为了维护政权，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杀人，只是程度不同罢了，而且周厉王也不是最凶残的一个。
在周厉王统治时期，秦人防守的一支西北部族——西戎反戈周王室，将陇西助手的秦人直系部队——犬丘、大骆的族人消灭了，作为秦人的直系子孙，又是皇亲国舅的秦仲首当其冲，成为剿灭叛军的第一支人马。当我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由周宣王为轴心的共和制统治集团建立，秦仲被周王室升迁至大夫，领兵逐灭西戎，这场战争是一个有史以来最漫长战争，一打就是很长时间，而且这场战争也很不幸，秦人再也看不到秦仲回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二十年后从战场运回来的是秦仲冰冷的尸体。也幸亏秦仲有五个儿子，但是父亲死了并不能说战争不再往下进行，作为西部守护周王室的部族，子承父业就成了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周宣王让秦仲的大儿子——庄公率领7000甲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征战（这让我们想起了北宋时期的杨家将，无论战争进行得怎样，报国护驾就是最忠实仆人的职责），庄公没有辜负周宣王的厚望，很快就打退了西戎的军队，并又一次占领了犬丘（徽成盆地，养马的地方不能丢啊！）。后来完成为秦仲报仇任务的还是庄公的两个孙子——世父。
在世父出征前，他对战争有了充分的认识，在亲征前就确立了弟弟襄公为国家储君，后来世父果然战死的疆场，但有了襄公继承对西戎的征战。
秦人也许从此就与战争结下了不解情结，子承父业，弟承兄业，留着一场又一场血，最后马革裹尸就变成了秦人必须面对的最后命运。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一条文化绸带
看远古，我们就像身在云里雾里，我们想与古人对话，可是这飘渺的风景一幕一幕飞逝在眼前，古人的面孔是陌生的，古人的行动是陌生的。秦人，从非子选择与周孝王做生意开始也许就把秦人拉入了一条不归之路，周王室的朝堂上看不到亲人的踪迹，既是秦人就居住在周王室的身边，也就是在睡榻之侧，可是再也没有问鼎中原的能力，贫穷和死亡成了秦人的代名词。
就在秦人整天与死人打交道的时候，中国文化已经在齐鲁大地上盛开着鲜艳的花朵。公元前781年，当周王室迎来一位极其可笑而又幼稚的成员——周幽王姬宫湦，公元前779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有记录的第一次大地震，连周王室灵魂所在地——岐山也没有幸免，有位幕僚感叹道：“周将亡矣”。公元前770年，周幽王的江山在一位名叫褒姒的女人怀里衰落，周幽王也在一笑中把自己的大好河山拱手相送。我不知道为啥我们祖先总是将女人比作祸水，但是从读史的过程中我不得不惊叹史家的笔锋，那一笔笔堪比刀剑，甚至超越刀剑对人的伤害，也许就是因为这样才有后来一样佚名的杨玉环、陈圆圆，甚至连有盛唐中兴之功的武则天也不放过。
对于褒姒事件深思一下，就会发现周王室的兴衰与褒姒无关。在周厉王统治时期，周王室已经不堪一击，更不要说周厉王以后实行的共和制，王权旁落，夷南称王苗头给奴隶主贵族们一个新的幻想：既然别人能称王称霸，我何不乐而为之！另一个主要原因我想还是来自人口膨胀，众所周知，在远古时代河姆渡人迁徙的方向是朝北，北京人迁徙的方向是朝南，他们从天南地北都朝向了一个方向——黄河中下游流域。这种迁徙是人口不足以对付来自然灾害的不得已，因为这种迁徙也带来了部族的分化，我们常说现在国人是南腔北调，可是再民族大融合时期，这种南腔北调应该更加明显，但经过数千年的的融合，南腔北调消失了，在生产生活中也发明许多劳动工具（劳动工具的发明是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尤其是青铜农具的使用，生产力提升很快，对付来自大自然威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尤其在我们这种农耕文明特别突出的国家，在很早以前已经实现了农业的精细化耕作，一旦人口膨胀，社会财富足以养活贵族，就有很多人不安现状，他们最终选择的一条共同道路就是：拥有更多的权力，获取更多的利益。这与世界发展史一样，否则也不会出现十九世纪欧美列强入侵中华。我们再看褒姒事件，在奴隶主统治的土地上，女奴隶是没有任何说话权的，我曾看过一本关于美国南北战争前社会情况描述的书：南方奴隶主不但拥有自己的娇妻（一般为白人），农场里所有的女奴隶都是自己性交伙伴，而且必须拥有处女权，否则就会杀死那些不听话的女奴隶。既然奴隶社会存在这样的不公平，褒姒作为一个有自己看法的女人，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一个老男人不强作欢颜应该可以想到的。不过事件也有巧合性，当各地诸侯正在为自己怎样获得更多权力发愁的时候，褒姒的这种表现给他们足够攻击朝堂的理由。所以，我怀疑那些进攻镐京的人都是他们买定的，北方游牧民族出人，南方奴隶主出钱，既定的褒姒事件就这样发生了，而且他们还可以选出代表自己权力的新王——周平王。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齐鲁大地文化的突起已经足以与周文化相提并论。这样都城东迁势在必行。
反正在阴谋、经济和文化的三重压力下，周幽王时代落幕了，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掀开了一轮新的周王朝历史，史称“东周”，也称“春秋战国”时期。这时，各路诸侯再也不听周王室的命令，各自为政相互攻占，周王室就变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周王室的这次执政失误却给中华文明史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当然读历史不是制度历史演变的过程，更重的是我们从变化中追寻人类文明的进程。西周末年，社会的变化才是最终导致迁都的根本。
西周末年，社会矛盾急剧加深，在《诗经》中是这样说的：有的人很安闲地休息，有的人连片刻的安闲都没有，终日劳瘁；有的人很舒服得躺在床上，有的人整天在外面奔跑；有的人听不见外面惨痛的嚎叫，有的人却因残酷的压榨而喘不过气来；有的人悠闲游乐山水之间，有的人为王室而出生入死；有的人饮酒作乐，有的人身怀恐惧；有的人放言高论，有的人却忙碌不暇。前者自然是指那奴隶，后者肯定是奴隶主贵族。“硕鼠硕鼠，毋食我粟”。很明显当时社会上下双方尖锐对峙。社会分化也是当时社会最明显的矛盾，原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沐非王臣”，现在变成了“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贵族们之间为土地和奴隶而发生的争斗成为社会的毒瘤，在土地私有化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对原来只有周王室独家经营的“工商”也开始了私下瓜分。在新旧贵族的斗争中，土地从部族所有向私有化转变成为社会的主流。另外，统治思想的动摇成为周幽王魂归黄土的导火索。周文化不如商文化，在周侵入商后，在文化上大量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