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裉冒愕拇蠼淌依锖浜淞伊业厣稀！〗淌谝捕际侵亓考兜拇笕宋铮∫晃�86岁高龄， 另一位也年过70。 他们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历史， 由他们来讲历史自然更有厚重感和说服力， 所以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两门课。
等买到第三门课的时候， 我发现教授变成了上帝， 学生都眼巴巴地期待成为他的选民。 因为讨论型的小课是限制人数的， 不是谁想买就能买。 比如有个项目叫 “大战略” 课程， 这是个案例型的讨论课， 由耶鲁最著名的几位教授联合开设， 内容是研究世界几千年历史上的领袖人物所做出的伟大的决策。 如此振奋人心的课程， 对于雄心勃勃的耶鲁学子来说是有致命吸引力的， 入选的难度跟当初考进耶鲁的难度差不多。 还有些口碑好的大牌教授开的课也要通过竞争才能去听课， 比如上中国现当代史的史景迁教授， 他的课总是能吸引很多人旁听。 这门课开在耶鲁法学院的大厅里， 每次都座无虚席， 一屁股坐在地上的也不少。 很难说那么多人都对中国的历史有兴趣， 但他写历史的观点非常合耶鲁人的口味。 他强调个人可以改变历史， 而耶鲁要培养的正是改变历史的人， 所以大家都很乐意听他讲讲中国历史上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 他的讨论课总是毫不客气地从课堂上请走很多慕名而来的好学者。
我刚去的时候心里很有意见， 觉得大牌教授怎么一点大家风范都没有， 人家如此好学来旁听， 这在中国， 老师要受宠若惊地挽留， 他怎么可以生硬地拒绝。 后来我才体会到， 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 限制人数才能到达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 这种课节奏很快， 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 大量的阅读、 思考、 为发言做准备。 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 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 一起让探索更深入。 如果老师允许很多旁听生在场， 势必影响选课学生发言的机会和时间。 如果禁止旁听生发言， 不但是一种歧视， 也会失去上课的意义。
所以看上去有 “海量” 的课程可以选择， 其实也未必一切如你所愿。 当然， 事在人为， 如果下定决心要上一门课， 就要在买课期使出浑身解数让“上帝” 选中你。 哲学系有一门课专门面向大一新生—— “生活”， 课程介绍上说得很明白， 仅限18人。 这门课探讨生活的意义、 人生大事、 爱情、 友情、 工作……全部囊括， 精选各派哲学家对人生主题的看法， 在课堂里和大家一起集中探索、 思考。 我梦想着在耶鲁哲学教授的引领下和先哲们对话， 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 所以决定去听听。
我早早地来到教室， 环视了一下到场的人数， 心里就开始打鼓了， 离上课还有20分钟就已经满员了， 我又不是大一新生， 估计要碰钉子了。 反正来都来了， 听一节也罢， 这么想我反而觉得自在了。 不停地有人进来， 最后来的是老师， 他照例说了些课程的计划要求， 然后就开始强调人数的问题， 他宣布手上的选课名单里已经有17个人， 这意味着还有最后一个幸运儿可以留下。 他说， 我不喜欢赶人走， 所以你们还是考虑一下自己走吧。 话一落地， 有个家伙就拎包走了。 我不喜欢被赶的滋味， 但那天不知道着了什么魔， 就想死皮赖脸地留下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为了决定谁去谁留， 老师让大家自我介绍， 并阐述为什么要选这门课， 或者我们怎么理解课程的名字—— “生活”。 耶鲁的“新鲜人” 果然不一样， 个个落落大方， 非常善于表达自己， 完全没有当初我进校的那种青涩。 但现在的我， 比他们多活了###年， 自认为对生活的理解一定不输给他们。 但是否能赢得老师的青睐， 网开一面让我上课， 我心里还是没底。 我发现他们似乎早有准备， 知道那个长着络腮胡子的“上帝” 要精心挑选一番， 所以每个人都试图把自己介绍得独特一些， 完全不是死板的3W模式 （Who； Where； Why——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为什么来上课）。 终于轮到我了， 我虽没有准备， 但仗着自己多吃几年饭， 所以比较镇定。 我说我来自中国，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我每天早上起来都能感觉到， 啊， 我还活着， 真好！ （众笑） 我在美国和在中国的生活形式上有一些不同， 但本质是一样的， 都在追求智慧， 追求快乐。 不但是自己的快乐， 还有周围人的快乐， 所以我在中国资助了一些穷苦的孩子继续求学 （这时，有很多人回头看我）。 我相信， 求学的过程也是探索快乐真谛的过程。 苏格拉底说， 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活， 我选这门课就是不想白活。 ” （众笑） 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这番精彩的发言高兴， 一盆冷水就泼过来了。 老师问道： “你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 我的名单里为什么没有你？” 我只好红着脸说： “我不是大一的， 可以上吗？” 他只说了一个词： “NO”。 可能因为还在为自己刚才的发言沾沾自喜， 我并没觉得尴尬， 继续说： “那我能听完这节课再走吗？” （众笑）
后来听说， 为了决定最后一个名额花落谁家， 老师还让大家回去写文章， 详细阐述自己的背景和这门课对个人发展的意义。 甚至有人在被老师拒绝后还不放弃， 继续不断地写信沟通。 我被那个 “NO” 拒绝了以后就再没努力了， 直到下个学期上了他的另一门课， 即前文提到的 “死亡”。 我对这个大胡子 “上帝” 开玩笑说： “你从生 （life） 上到死 （death）， 下个学期该上转世投胎 （rebirth） 了吧！ ”
耶鲁讨论课的设计是完全为学生考虑的， 限制人数才能到达有效进行讨论的目的。 这种课节奏很快， 学生课前要做许多工作： 大量的阅读、 思考、 为发言做准备。 课上学生反应的速度也很快， 大家都要对讨论的问题有所贡献， 一起让探索更深入。
垂暮的阳光
与Bassae的阿波罗神庙和希腊同时期的神庙有所不同， 它的结构很特别， 并且非常出乎意料地在庙的前方开了个侧门， 终日敞开着， 仰望对面的Lykaion山。 人们都很好奇那扇门的作用， 人是不会从那里穿过的， 那是神的区域， 这扇 “神秘” 的门究竟为谁而开呢？
耶鲁艺术博物馆的讲座大厅在这个时候总是坐得满满的， 这是历史系终生教授Vincent Scully在给大家上西方艺术史。 每次讲到希腊的时候， 他总是刻意提到那扇让人意外的门， 停顿一会儿， 等待一个他认为永远等不到的答案。 后来他也试着回忆自己亲临神庙时候的经历， 告诉大家他曾经仔细观察到对着侧门的角落伫立着一尊神像， 他微微抬着头， 视线的方向一直延伸到那扇侧门。 而门又正好在外围罗马柱的中间， 远眺过去就是壮观的山顶。 因此Vincent推测这侧门的存在是为了让庙里的神在日出的时候穿过门， 透过罗马柱的缝隙， 看到金光耀顶的山头。
这样的细节在浩瀚的艺术历史长河里渺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在Frederick Cooper的脑海里却闪烁着一幅浪漫的画面， 那个小小的侧门和那一瞥金色的山顶从此就萦绕在这个年青人的心头。
有一年， Vincent教授收到从希腊寄来的一张照片， 那是一束早晨的阳光， 笼罩在阳光里的正是Bassae的阿波罗神庙。 那扇曾经让他思索的侧门敞开着， 金色的阳光让神像的眼睛显得格外有神采。 他震惊了， 再往下看， 署名是他的学生Frederick Cooper。 原来Frederick上完一学期的艺术史后去了希腊， 来到了Bassae的神庙， 在阿波罗神庆典的前夜， 偷偷地蜷缩在Vincent课上提到的神像下睡着了。 当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 被眼前的景色震住了， 一束金色的阳光照在神像的脸上， 那罗马柱缝隙间隐约的山头在金色的笼罩下仿佛被赐予了神的光芒。 惊喜之余他没有忘记把那束金色的阳光寄给自己的老师， 证实老师上课那一句即时的猜测是对的。
Vincent 已经86岁了， 我在的这个学期， 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给大家上这门经典的艺术史， 他说这是他教书几十年来常常让他感动的许多故事中的一个。 “许多” 这个词让我很好奇， 耶鲁究竟有多少学生活得如此投入？他们敞开的心扉像孩子探究这个世界的眼睛， 清澈、 没有杂质， 执著地去体验、 探索表象背后的秘密。 也许年青人本该如此， 生活本该如此。 令人感叹的是， 我们中间大多数人原本纯净的心灵蒙上了太多功利的灰尘。
我想Frederick的创意多少来自于他的老师。 我从这个暮年的老人眼里看到了不同寻常的热情， 对自己研究学科的热情， 对教书的热情， 对回答问题的热情， 对探索未知的热情。 Vincent 毕生都在研究他热爱的艺术。 他尤其精通建筑史， 世界各地的各种建筑、 历史遗迹， 他都能如数家珍。 每次出现地图的时候， 他就颤抖地拿着长竹竿去屏幕上指点江山， 说他们当时从某个点出发， 走了多久， 翻过大山， 趟过河流， 看见什么壮观的景象。 他一定去过很多地方， 教材上的很多照片都是别的书上没有的。 一定是他自己拍的， 所以讲起来就好像提起从前的老友， 那么亲切熟悉。
这门号称耶鲁最受欢迎的基础课， 每学期都能吸引100多人， Vincent或许是耶鲁拥有最多学生的老师。 有一次我去图书馆， 请管理员帮我找一本他写的书， 我告诉她我这学期选了Vincent的课， 她站在那里愣了几秒钟， 然后很惊讶地说：“他还在上这门课啊， 他都86岁了！” 86岁的老人还在工作！在中国， 这个年纪的老人都等着小辈伺候， 颐养天年了。 也许旁人看来觉得他很辛苦， 但我觉得他是幸福的。 对他来说， 上课已经不是什么谋生、 谋名的手段， 而是对自己充实的一生的回忆， 况且下面还有那么多人如痴如醉地分享。
我刚来的时候， 带着中国退休的观念， 很好奇为什么那些老人还能活跃在学校里。 后来我才知道， 耶鲁教师只要成为终生教授， 就可以一辈子保留这个教职。 耶鲁从他们中挑选出每个领域最杰出的一两位， 授予“Sterling教授” 的称号。 这个名字来源于耶鲁的校友John William Sterling， 他捐赠了1000万美元建立基金资助学校优秀的教授。 现有的Sterling 教授有40位， 他们中有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有美国新闻出版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奖的获得者， 有中国人很熟悉的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 还有我们文章的主角Vincent。
耶鲁的本科生是幸福的， 像Vincent这样的Sterling教授也会给本科生开课。 我这个学期选修的三门课艺术史、 音乐史、 文学叙述， 执教老师的平均年龄是70岁， 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自己的研究充满热爱， 不是年轻人一时心血来潮的激情， 是一辈子的投入和享受。 上课的时候， 你确实能感受到他们喜欢自己在做的事。 音乐课上年迈的Whigh 教授带着大家一起打拍子， 哼调子， 只要音乐一响起， 他的脸就一定是生动的， 身体和音乐合二为一。 这门课的教室有中世纪教堂的感觉， 讲台上有一架三角钢琴， 四周的音响效果特别好， 教授经常请对某个领域有特别造诣的学生演奏或表演。 想象一下， 每天早上， 阳光从外面的阳台上照进来， 听着各种音乐， 看着白发先生在台上充满激情地传递、 演奏， 那种愉悦的氛围会让所有在场的人都充满活力。
除了热爱自己的专业， 老教授们还十分敬业。 艺术史的课上曾经有个悲壮的小插曲。 有一次， 86岁的垂暮老人颤悠悠地去指地图上的一个城市， 被地上的电线绊倒了。 在百人的讲厅里， 在忠守了一辈子的讲台上， 他面朝地重重地摔下去， 起不来了。 有学生冲上去， 慌乱中只听见老教授的道歉“太对不起了， 对不起， 这太尴尬了……” 后来教室里的人开始散去， 救护车来了， 还有人呆坐着， 人群中有人哭泣……停了一节课， 脸上贴了两块大胶布的老教授又出现在讲台上， 唯一不同的是地上再没有一根电线了。
耶鲁究竟有多少学生活得如此投入？他们敞开的心扉像孩子探究这个世界的眼睛， 清澈、 没有杂质， 执著地去体验、 探索表象背后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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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的“鱼”和“熊掌”（1）
美国教育非常发达， 但弊端也不少。 在采访耶鲁教授的过程中， 我问 “美国的教育�